陈若曦小说创作中的“大书写”和“小叙事”——以《耿尔在北京》和《远见》为例

陈若曦的创作具有广阔的政治文化视野。《耿尔在北京》和《远见》是其创作历程中的代表作品,虽然二者在取材和艺术风格上存在诸多不同,但都始终贯穿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批判和反思精神。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宏大的政治书写是通过极为个人化的日常生活小叙事来实现的,＂大和小＂、＂柔和刚＂完美地统一在陈若曦的文学作品中。     

小城：情与义的旨归——以《芙蓉镇》、《小城无故事》为例

在新时期众多优秀的小城小说中,《芙蓉镇》和《小城无故事》为我们唱了一曲真情与正义的赞歌。这是对中国现代小城文学传统的连接,也是对＂反现代性＂文学精神的继承。     

情爱叙事与女性成长——《青春之歌》与《大浴女》主人公的比较

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和铁凝的长篇小说《大浴女》分别是各自时代展示女性精神成长的优秀作品。用成长小说的视角来比较和考量这两部小说,会发现＂成长＂这一主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化,可以看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某些变化和发展。     

《斋苏府秘闻》：一种文化阅读

“贵族”与“家奴”这两个藏族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原型意象是解读藏族母语小说《斋苏府秘闻》的关键所在,从文化学的角度看,这部小说浸透了现代藏族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主人公们在两种身份（贵族、家奴）的转变过程,体现出一种“主位”的批判和反思精神。     

变革时期的反思及信仰力量的突显——董永智长篇小说《灵光》浅议

当代作家董永智的长篇小说《灵光》立意深远,在展示时代的风云变换中,凸显了人的内心情感世界,张扬了信仰的力量。董永智的《灵光》以问题切入展开小说,突显了变革中改革者的力量、民众的意志以及信仰的力量,具有明确的＂文学介入社会＂的价值取向。《灵光》在人物形象的蕴涵设置上也显示着作者的用心。二元对立结构是小说的核心结构,作家以此明确了不同势力之间的抗衡。《灵光》将传统改革小说中简单的正义与歪风斗争深化为利益权衡与民主进程及建设的斗争,这一拓展无疑使小说超越于同类小说。     

对《洗澡》中反思的反思

本文试图通过杨绛的小说《洗澡》,分析知识分子们由于未能适应新政权的各种政策,被迫＂洗澡＂,导致精神上陷入了种种迷茫、困境,结合思想改造运动的原因与结果,探讨作者在小说中留给人们的反思。     

温暖地书写底层灵魂的光芒——读博·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

《过于喧嚣的孤独》是捷克作家博·赫拉巴尔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他擅长以温暖的笔触,书写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被时代抛弃在＂垃圾堆上的人＂。结合赫拉巴尔的生命历程,探讨他努力在小说里彰显出小人物的精神气息与生活态度。小说灵魂叙事的运用,与艺术表现方式的融合,使小说在哲学和文学意义上达到了一定的精神高度。     

论《疯狂》的悲剧意识

《疯狂》是美籍华裔作家哈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是继《等待》之后的又一部力作。小说以杨教授的疯狂为线索,通过主人公万坚的描述,揭示了80年代中国小人物的精神困境。悲剧意识一直是哈金小说创作的思想内涵,文章立足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从疯与不疯,驴子意象,＂他人即是地狱＂和旁观者的反思四方面深入探析《疯狂》的悲剧性,并从＂流散＂和＂新移民＂角度出发,详细探讨哈金的身份以及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关注永恒人性 探寻两性和谐——《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与《包法利夫人》比较

从＂精神阳萎型男人＂、＂追求理想性爱的女性＂、＂理想性爱观的不同呈现＂、＂艺术审美感知的迥异＂四个方面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和《包法利夫人》这两部小说进行比较分析,以加深对两位作家及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这两部作品体现了文学作为＂人学＂这一特质在不同时空中的一致性,以及作家对人性的关怀的永恒性。一部文学作品只有溶汇人性之光泽才能有其永久的生命力;一个作家也只有深怀对人性的关注,同时以不同的视界去作独特的审视,才能在文学这块土地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历史的反思与文学的“爆炸”——《百年孤独》、《尘埃落定》比较研究

拉美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中国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同为20世纪后半期的获奖小说。中国与拉美文学创作交相辉映,在世界文坛上影响巨大。《百年孤独》是一种"隐喻或讽喻",《尘埃落定》是一种"政治寓言"。两部小说透过各民族的历史嬗变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建立起历史反思的视角。     

道家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道家文化蕴涵的独特智慧中蕴藏着丰富的精神力量,这些智慧为我们做好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永恒价值的方法论原则.这些具有恒定价值的思想智慧如“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无为而为”等思想理念对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张贤亮小说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张贤亮以描述知识分子生存及精神探索的《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作品,从个人苦难经历的命运出发,追踪了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破灭、个体不幸遭遇的社会根源及民族苦难的来龙去脉,归纳出了当代知识分子由身体而精神的"食-色-灵"的改造过程。张贤亮小说中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过程存在着明晰的发展轨迹,他们在灵与肉的冲突中走向精神救赎,最终实现了对苦难和自我的超越。张贤亮小说塑造了一个个饱受心灵煎熬的人物形象,阐析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时期的苦难遭际和精神异化之源。张贤亮的小说彰显了其价值取向和人文关怀精神,并对于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具有明晰的警示效用和启示意义。     

后革命时代的焦虑——历史语境中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及其论争

对于建国初期的毛泽东来说,＂党的官僚化和知识分子的贵族化＂是后革命中国的最大焦虑。在毛泽东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视野中,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及其所引起的论争,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这种后革命时代的政治焦虑。一方面,小说以＂反官僚主义＂的艺术姿态触动了当时人们敏感的政治神经,与毛泽东建国以来＂反官僚主义＂的思想脉络形成契合。另一方面,王蒙的小说原意对＂小资产阶级狂热＂也有着自觉的拒斥。这一＂革命＂的文本招致＂反右＂批判的命运,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小说的改写、批评生态及＂反右扩大化＂等诸多历史相关问题。     

审美意识形态论观点的再认识

文学本质研究中以童庆炳、钱中文为代表的审美派认为：＂文学是一种语言所呈现的审美意识形态＂,并规定它为文艺学第一原理。此观点使文学从＂文学本质是社会意识形态＂＂文学本质是阶级工具＂＂文学本质是政治工具＂的年代里得到解脱。但近年,以董学文为代表的＂＂文学本质社会意识形式派＂则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总体性概念,用一个总体性范畴给总体的构成要素下定义是欠妥当的。文学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但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就是文学。所以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命题。     

“竹林七贤”的身体文化透视

先秦两汉时期,由于儒家对身体的建构与改造,"身体"的审美主要呈现出伦理性特点,这种对身体的片面性认识极大地压抑了人的感性诉求。东汉中后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其高潮是魏正始年间"竹林七贤"的出现。他们重新发掘了身体的感性之美,从而以此来解除伦理理性对身体的压迫;同时,他们也承认理性的话语结构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审美中也包含理性的内涵。其具体表现为:从现实层面看,身体表达了对文化规训、政治威权的反抗;从文化层面看,七贤以"身体"为手段激烈地讽刺了当时虚伪的伦理道德,高扬了真善美的追求;从哲学层面看,身体表现出精神在形而下层面上的升华。由此,竹林七贤恢复了身体作为感性和理性结合体的本来面目。     

观之美学探析

＂观＂,这一中国美学史上的范畴,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闪现出不同的美学光彩。从艺术哲学维度看,它强调对审美主体的观照,要求人们清除内心的各种杂念和成见,凭借＂仰观俯察＂的观物方式,实现＂观＂在艺术创作上的美学解读。从文艺美学维度看,＂观＂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之＂观＂,是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融入感性认识,将审美情趣寄寓于审美客体之中,从而获得一种更高级的精神愉悦。从宗教美学维度看,佛教典籍中的＂观＂,注重用理性的佛教智慧观照世界,在心与物交合的瞬间,体味精神上的快乐。     

探析将文化自觉融入“基础课”备课过程

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简称＂基础课＂）是求知与修养相结合,系统化、理论化的课程。文化自觉是文化主体精神的自觉,高校基础课教师在备课中要＂自知之明＂,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养;不断进行自主学习,切合学生的特点;在备课过程中不断进行反思,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到达教学效果。     

"egemonia"是"领导权"还是"霸权"——葛兰西政治理论的核心范畴

本文考察了葛兰西政治理论的核心范畴--"egemonia"的语义和政治意义.由此引申出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即领导权与无产阶级领导权、领导权与市民社会、领导权与认同、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领导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     

《废都》三题

《废都》是一部备受争议而又命运坎坷的小说。本文从三个层面对它予以解读：是转型期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平衡造成了“废都”景观,而作者是以田园牧歌的美学理想来观照“废都”的;沉沦中的庄之蝶想用“性”来拯救自己,这一救赎也许并非毫无效果,但终究只是徒劳,因为“性”也在沉沦中,沉沦者不能充当拯救者;庄之蝶之“蝶”可能有追花狂蝶之意,一定更有“庄生梦蝶”之意,写出了庄之蝶精神废墟的“世纪末情绪”,使《废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苏共执政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的功能及其限度

在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之中,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是重要内容之一。苏共在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初,充分利用了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资源,这对建立和巩固新政权,对确立苏共追求的社会主义政治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旧社会＂负面合法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作用的发挥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手段,营造出民众的阶级意识、苦难意识、翻身意识,在民众对旧社会憎恨的基础上,生发出对新社会热爱的情感。当然,旧社会＂负面合法性＂因受时间和统治绩效的影响,其作用的发挥是有限度的。虽然苏共执政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在政权建立初期是一种既有效又廉价的合法性资源,但它又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