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

《〈史记〉献学丛稿》2000年1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论18篇，分为三组：第一组9篇，讨论司马迁生年、《史记》断限、《史记》亡缺与续补、太史公官职等；第二组4篇，讨论《史记》取材，重点探讨《史记》与诸侯史记、《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的关系，以及《晏子春秋》、《管子》、《孙子兵法》、《新语》、《司马法》诸问题；第三组5篇，讨论《史记》编纂学，探讨《史记》体例、述史框架、《史记》纪传体与传记学的关系。     

论司马迁的创作心态

司马迁《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介绍了《史记》写作的缘起和主要内容。《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二者历来是研究《史记》、司马迁生平、思想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拟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客观原因来探寻司马迁的创作心态。     

从《太史公自序》看司马迁的撰史取向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叙述了司马迁的家世、家学。个人生平以及编撰《史记》的思想取向,生动地折射了司马迁艰难的心路历程和高远的作史旨趣,是我们正确理解司马迁及《史记》的一把钥匙。     

《史记》注、疏、译述略

《史记》本是我国古代史书的通称，司马迁自称这部书为《太史公书》，亦称〈太史公记》二《太史记》。东汉班彪、班因父子始称《太史全书》为《史记》。魏晋之际，才确定称为《史记》，直到唐初编修的《隋书·经籍志》才正式把（史记》作为《太史公书》的专名。《史记》撰成之后，只有正、到两种抄本，“藏之名山，到在京师”，末即公开流传，所谓名山，即藏之于家。司马迁年后，正本传到司马迁之婿杨做家中。扬敞为昭帝时丞相，他曾将〈史记〉部分篇章传布于外。宣帝时，敞子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方公布于世。但西汉末年，朝廷仍对《…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袁传璋先生《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论》的境界

本文着重评介《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论》一书在司马迁生卒年、在《史记》叙事起讫与演变等考证上做出的新贡献，评论书中所提出的“司马迁在中华文明史中的地位”这一问题的重大意义；也兼而论及一种学风。     

关于《论语》、《史记》的命名——余嘉锡、张舜微观点之比较

余嘉锡先生和张舜徽先生对《论语》、《史记》的命名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余老认为《论语》在编纂成书之时就已命名,而张老则认为《论语》之名乃汉师补题。《史记》之原名《太史公书》,张老认为是东方朔所题,而余老则认为是司马迁自名。对二老的观点作了分析比较后,认为《论语》一书应是曾参的弟子编纂而成,成书时就已命名;《太史公书》是作者自名,“太史”乃官名,“公”是对其父的尊称。     

杨燕起在史学领域的探索

杨燕起先生的《史记》研究成果丰硕,其研究注重基础工作,着力探索《史记》史学价值。在基础研究方面,杨先生参编出版的《历代名家评史记》《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史记精华导读》等著述,注重学术资料性、目录提要性及普及性,促进了《史记》研究的发展;《史记的学术成就》通过对《史记》背景、体例、思想等方面的论述,汇通"史记学"研究并基本建构"史记通论"的规模体制,对《史记》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在《〈史记〉的体例与通变》《司马迁的〈史记〉与中国史学的自觉》等文章中,杨先生对《史记》的体例、中国史学的自觉等提出了独特的观点。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浅析

《史记》是史学、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其中也反映了司马迁的文学观。本文谨以《太史公自序》一文为主要依据,参考《报任安书》及《史记》中与文学有关的篇章,分析司马迁"发愤著述"说的产生原因、内在精神及价值,力图以此来解析司马迁文学观的内涵及影响。     

"太史公曰"的史论价值

“太史公曰”形式上仿自《左传》的“君子曰” ,但在《史记》中发展成为系统的史论 ,却是司马迁的首创 ,其内容丰博 ,观点鲜明 ,体例于统一之中有变通 ,表现了司马迁的宏阔气度和无限的创造活力。可以说 ,中国传统史学 ,由于司马迁创造了史论体系 ,才使得历史编纂成为真正的史学论著。     

司马迁的爱与恨——读《报任安书》有感

大方之家都认为《史记·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两文是《史记》中最能体现司马迁思想与精神的经典之文。要研究司马迁的思想和《史记》的内蕴,不可不先必读《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学习了《报任安书》一文之后,笔者感悟到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司马迁的爱和恨的思想。他的这种爱和恨隐晦而不可直言,因为"有些话是司马迁不愿说而不能不     

视角新颖考论精湛--读《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

按照传统的分类方法,中国典籍可分为经、史、子、集四类。从表面上看,《史记》属于史部,但历代学者在谈论《史记》的文化品质时,又常常把《史记》归入子部。这是为什么呢?笔者以为,这与司马迁为《史记》树立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标尺相关,与他借《史记》承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思想相关。从这一意义上讲,深入研究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应该是《史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史上,《史记》堪称是雄视千古的杰作。它的出现不但打破了已有的史学秩序,而且为中国史学…     

试论《史记》自注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自注形式以见其心志，以明其去取，体现了其撰述的别识心裁。本文结合《太史公自序》、《史记》十表等，对《史记》自注的内容和意义进行探讨。     

《史记·儒林列传》中的先秦至汉初“六艺”之学

《史记》以《儒林列传》《太史公自序》等为提纲,司马迁有意考辨学术源流、师承家法。家学传统及博览群书之便,使其较他人更有全瞻性的文化学术史观。以《儒林列传》所录“六艺”突破,能够对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有较为完整的认识,同时有助于了解西汉前期儒学的发展情况。     

《史记》的体制结构反映了司马迁的民族大一统思想

《史记》的五体结构,不仅是一种历史编纂方法,而且是司马迁民族思想的形象反映。它记事起于黄帝,表现了司马迁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的民族大一统思想。《史记》的体制结构象征着历史的大一统方向。《史记》结构上的尊汉倾向及其等列天子臣民的体例安排,是司马迁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体现     

司马迁与微时刘邦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第八》是现存最权威的关于汉高祖刘邦的记传,其大事年代以刘氏攻沛“自立沛公”为界。自此以后所述不厌其详,而自沛公以往,太史公称作高祖“微时”或“布衣时”,其内容简略色彩神秘,竟成研究刘邦的空白。笔者细考《史记》各篇对刘邦及其相关人物的记述．并参照班固《汉书》和历代《史记》、《汉书》注解,将自己切实贴近司马迁所属的时代,初步发现微时刘邦真实的一面。同时深刻体会到处于皇权淫威下的太史公在记述当朝皇帝私情一类棘手问题时的良苦用心。     

《史记·货殖列传》体例平议

《史记·货殖列传》的体例问题是一个老而未决的问题,自明代至今,它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对其谈说、研究的言论、论文不断,但大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其实对《史记·货殖列传》体例的分析判断,应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看作者司马迁自己怎么说的,二是看本传具体写了什么和怎么写的,三是看《货殖列传》与《史记》中其他人物传记写法是否类似.从这三个方面对《史记·货殖列传》考察、分析、判断,《史记·货殖列传》的体例应属人物列传.     

从《太史公自序》看司马迁的儒家文化继承

司马迁写作《史记》,继承了周公、孔子的思想,这在《太史公自序》一文中有明确的阐述。 《太史公自序》中最感人的部分是“见父于河洛之间”这部分。这里司马迁借父亲之口阐述了《史记》的创作背景,是我们了解司马迁思想的重要文献。     

一次影响深远的史学辩论——司马迁与壶遂对话的再认识

《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记司马迁与壶遂的对话,本质上涉及史书的社会作用、历史撰述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史官的神圣职责等重大问题,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关于史学价值的辩论,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此作深入的再探讨、再认识,依次论述了壶遂对司马迁的质疑,以及司马迁在回答壶遂所问中对《春秋》一书、修史传统和史官职责等问题所作的精辟分析。     

读《史记》《汉书》札记三题

在阅读《史记》《汉书》过程中,颇感其记述及注释有可疑之处.今摘取其中三例,求证于方家：梁玉绳关于《史记》《汉书》所载张良卒年皆误的说法并无根据,实则二书皆存正确之可能;公孙弘年寿及生年《史记》《汉书》所载相异,是历法中并本、除本的区别;《史记》所载汉武帝元光年号非司马迁本记,应为后人所追记.     

司马迁的教训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记录司马迁心路历程的精彩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