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关于国外隐蔽作证制度的借鉴

近年来,证人不出庭作证成了刑事诉讼法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介绍"隐蔽作证"制度,探讨"隐蔽作证"制度在我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我国"隐蔽作证"制度的建构及其保障措施提出构想,进而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论隐蔽作证制度之构建——以银川地区为例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和保护制度"的司法改革任务。建立健全证人保护制度被提到了人民法院改革和完善刑事审判制度的重要议事日程。隐蔽作证是一种特殊的作证方式,在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早有规定和体现。这种制度在银川地区构建具有现实基础,是既符合银川地区实际情况,又能有效地保证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措施。     

关于构建我国“隐蔽作证”制度的思考——以银川市为例

隐蔽作证是一种特殊的作证方式,在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早有规定和体现,然而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到目前为止只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进行了尝试。本文以银川市为例,分析了构建隐蔽作证制度的必要性,探讨了妨碍隐蔽作证制度构建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隐蔽作证程序的限度探析

隐蔽作证对证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会限制被告人对质权、辩护权等正当权利的行使,影响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和公开性。从确保程序公正和实体真实的角度考量,域外法治国家均在利益衡量的基础上从实体限制和程序控制两个方面对隐蔽作证进行了法律规制。虽然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对隐蔽作证制度予以肯定,且2018年《刑事诉讼法》延续了这一规定,但规定的宽泛性和原则性极易导致隐蔽作证在司法实践中的无限适用。基于此,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有必要在借鉴其他国家隐蔽作证制度的基础上,对该制度的适用条件、对象、手段,以及程序作出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以此实现刑事诉讼中不同利益之间的协调。     

“隐蔽作证”制度的法理基础探析

由于证人保护措施的不到位,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着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现象。为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不少国家已经逐步开始建立和完善本国的证人保护立法制度,其中“隐蔽作证”即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分析“隐蔽作证”制度并指出其法理基础主要存在于及时发现案件真实、保护证人人权以及提高诉讼效率之中,从而为这种制度在我国的建构提供理论根据,同时也为保护证人的立法工作提出相关建议。     

新刑诉法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相关制度探讨

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明文规定,是在程序方面对刑法修正案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相关制度的实体法上的对应。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相关制度的研究,可以探求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减少其回归社会难度的路径,以图推进我国法治文明的进程。     

新刑诉法实施背景下侦破职务犯罪案件若干对策思考

刑诉法的修改,给检察机关突破职务犯罪案件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更新执法理念、转变侦查方式、强化专业化建设、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规定是新刑诉法实施背景下,提升侦破案件的能力、水平、质量、效率、效果的重要途径。     

新《刑诉法》背景下辨认之法定地位探析

新《刑诉法》将辨认笔录作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但新《刑诉法》并未将辨认列为法定的侦查措施,而仅在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中予以规定。这种处理使得辨认作为侦查措施的正当性和辨认笔录作为证据的合法性成为问题。建议在下一次《刑诉法》修改时在侦查一章中增添辨认一节,从而使辨认走上法治化、规范化道路。     

新刑诉法之刑事和解程序

新刑诉法修订前,刑事和解程序在审判实践中已经有了相当范围的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在新刑诉法中的明确规定以及对其在新刑诉法实施前后的适用情况的研究和分析,可以给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持,推动非监禁刑、行刑社会化等轻刑措施的实施,以图我国社会更加的稳定与和谐.     

论新刑诉法视域下公安院校证据法教学之转向

新刑诉法实施后,我国的诉讼理念和具体制度随之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影响到证据法的总论、证据论、证明论、程序论四个知识模块。证据法作为公安院校的重要课程,教师应顺应变化实现教学转向,藉以达到使学生合法、正确收集运用证据之教学目标。     

新刑诉法中沉默权的确立及实现

沉默权源自英国,已在诸多国家得到了广泛承认,主要分为明示的沉默权和默示的沉默权,沉默权制度有利有弊,但总体而言,利大于弊,这也是现今世界诸多国家认可沉默权的缘由所在。沉默权在新刑诉法中的确立是保障人权、尊重人格尊严、贯彻无罪推定原则、限制甚或消除"刑讯逼供"、顺应国际潮流的必然选择。若要使这项权利从纸面规定变为现实,必须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     

新公共治理视域下我国学科评价的反思与重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科评价借鉴新公共管理的分权理念和竞争机制,强调学科评价权力的下放和评价重心的绩效与输出导向。但长期公共行政体制所造成的“路径依赖”,使得我国学科评价呈现出“行政化管理”的困境,表现为较强的政府管控,割裂了多元学科评价主体之间的联系,过于重视评价的工具理性和内部效率。“双一流”背景下的学科评价,应借鉴新公共治理的评价理念构建服务型的学科评价模式,政府的角色重在搭建促进多元学科评价主体充分参与的治理网络;学科评价的目的在于满足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多元需求;发挥学科评价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价值;融通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对学科建设绩效进行评价的同时,将公共需求的有效回应、社会公众参与程度及关系绩效作为学科评价的重要指标。     

新刑诉法对律师会见权立法规定的改进与疏漏

律师会见权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是律师得以深入案件、维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新刑诉法对律师会见权的内容进行了扩充、丰富,其体现的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的进步颇具里程碑意义;但与此同时,新刑诉法关于律师会见权的规定仍然存在一定的立法疏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仍存在差距,仍然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和挑战。     

浅谈新刑诉法对基层公诉工作带来的影响及对策

新刑诉法对旧刑诉法作了诸多修正、补充和解释,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大成果和进步.但在施行中发现仍有一些问题难以把握,如不加以界定和完善,仍会影响司法过程和结果的公平正义.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课堂教学环境的反思与重构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课堂教学环境表现出新的价值取向:关注人的生命向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重视课堂文化建设,营造科学人文性氛围;构建课堂生态,做到人与人、人与物的和谐共生。课堂教学环境的生成表现在:理念更新自觉化,课堂管理民主化,课堂布局人性化,社会参与常态化。未来课堂教学环境的研究主要包括:课堂教学环境的评价体系的建立,课堂教学环境与其他学习环境的联系以及课堂教学环境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     

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代表人诉讼制度是为解决多数人纠纷而设计的一种当事人诉讼制度。代表人诉讼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特有的处理群体纠纷的诉讼程序制度,它是指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时,从中选出数人作为代表进行的诉讼。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立法,内容上过于简单、概括,实际操作比较困难,应从立法角度进行完善。     

教师资格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建立教师资格制度的初衷是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然而如果这一制度过于统一、刚性、琐碎,实施时过于机械化、技术化,则有可能妨碍教师的选拔和专业发展.本文针对教师工作的特点,时当前教师资格制度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行反思,提出我国现阶段需要建立发展性的教师资格制度,以便更加开放、灵活地甄别和培养教师,以达到最终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目的.     

新工科背景下《线性代数》教学内容重构的研究和实践

文章结合学院的传媒特色,针对工科学生重构了基础理论学科《线性代数》课程的教学内容体系,围绕运动与变换进行应用案例调整,并通过案例实践来具体描述与数字媒体技术专业融合理念的渗透,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最后对新工科中基础理论的教学改革给出了思考和结论。     

新《刑诉法》实施中检察人员执法观念的转变

在新《型诉法》的实施过程中,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应转变执法观念及改变传统作法。具体体现在：（1）转变案件管辖特权观念;（2）转变半封闭式办案观念;（3）转变重视查处犯罪,忽视保护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观念;（4）转变定罪免诉观念,适应国际起诉便宜主义潮流;（5）转变轻视出庭公诉职能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