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司马迁不得“圣人级待遇”

司马迁之不得“圣人级待遇”，并非因为他是“刑余之人”，而是《史记》本身的原因。《史记》在汉代就曾遭禁锢，受到官方的公开指责、严厉批评和内容删削。汉代及汉代以后，更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这不仅仅是司马迁个人的悲剧。     

读《史记．太史公自序》札记

少好读史,《史记》为读史第一种。中学时代,谢国捷老师命读前四史,并告以读《史记》当先读《自序》,得其大要,然後读纪、传、书、表。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负笈京华,就读辅仁大学,受业於新会陈援庵老师,又命读《史记》,并告以先读《自序》,     

《史记笺证》编写中的若干尝试

《史記》是我國古代最有名的歷史與文學名著,有關此書的注釋與白話翻譯近年已經出過下少,但我多年以來所想像的更詳盡、更具有多方面研究資料的那種本子還是沒有,因此我在幾位志同道合者的幫助下用了十多年的功夫嘗試着完成了這 部五百五十多萬字的《史記箋證》。有關這部書的     

《史记》的整理与出版历程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持续不间断的文献记载的国家。对前人留存下来的文献进行持续的整理与研究,是后人的一项基础工作。古籍整理工作便是对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做种种加工,使古籍更便于今人以及后人阅读利用。新中国的古籍整理与社会发展和文化需求密切相关,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54年,毛泽东在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与吴晗谈起了《资治通鉴》的整理工作。     

从《史记》对始祖神话材料的处理看司马迁

《史记》于始祖神话材料的运用涉及了神话与历史关系的三种形态，即神话的历史化，如黄帝；神话化的历史，如简狄、姜螈、女修等；历史的神话化，如刘邦等。司马迁于刘邦神化材料的处理表现了清醒的历史批判意识；把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的描写则是司马迁通观思想的深刻体现；而殷、周、秦始祖感生神话的激情演绎，则是司马迁以历史感悟式的直觉把握，对始祖感生神话所显示的历史纵深处的真实性予以揭示。这乃是司马迁“实录精神”的更深层次的表征，其中不仅包含历史事实层面的真实，更包含历史本质的真实。     

《圣经》与西方美术

在西方,艺术与宗教有深刻的渊源,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占据西方社会整体的核心地位的是基督教,艺术不仅因为依靠宗教而得到了辉煌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艺术本身的存在（形式和内容）也统一于宗教范围之内,成为宗教活动的一种基本工具和方式。可以说,     

《赵氏孤儿》的西方改编

1990年 ,一部法国戏剧《中国孤儿》在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上演 ,这部由孟华翻译、林兆华导演的剧作 ,就是当年伏尔泰取材于元杂剧《赵氏孤儿》所创作出来的。让我们把历史回溯几百年。 1689年 ,也就是清康熙三十七年 ,法国传教士马若瑟来到中国 ,学会了汉语 ,他将《赵氏孤儿》这部元代文学杰作译成了法语 ,寄给法国富尔蒙王室图书馆。该剧译本片段于 173 2年 2月发表在巴黎《水星杂志》上 ,全文则收入法国耶稣会会士杜赫尔德主编的《中国通志》(173 5 ) ,此乃中国戏曲在西方的首个译本。该书中 ,中国文学译本除了《赵氏孤儿》 ,还有《庄子休鼓…     

钱钟书论《老子》

在中文学术著作里,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书。此书用典雅的文言写成,选取《易》、《诗》、《左传》、《史记》、《老子》、《列子》等多部中国古代典籍,分列条目,逐一评点,而各条目之间并无系统的结构和明显的逻辑联系,看来似乎是传统笔记的写法。但此书又打通中西,旁征博引,不仅引用中国历代各类著作,而且从西方典籍中采取可资借鉴参照的材料。     

说“婴”

修订本《辞源·女部》“婴”字条的第一个义项是：“初生的女孩。《玉篇》引《仓颉篇》：‘男曰儿,女曰婴。’”也就是说《辞源》的编者认为“婴”的最早义项是“初生的女孩”,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此释义有误。古多称初生儿为嫛婗,《释名·释长幼》：“人始生曰婴儿？？或曰嫛婗。”唐·张谔《三日岐王宅》诗：“玉女贵妃生,嫛婗始发声。”     

从琴挑、曲有误谈《诗经·关雎》“琴瑟友之”的含义

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琴挑”富豪千金卓文君的故事作为有史可证的才子佳人的最早版本而流播至今,司马相如超越世俗礼法的行为非但不受历代士大夫的指责,反而被誉为千古风流之事。文君夜奔之事载于《史记》、《汉书》司马相如本传,后经《西京杂记》渲染而可富于浪漫色彩。     

“猞猁狲”考辨

关于“猞猁狲”一词,不同语文辞书的处理不尽一致。《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辞海》（1999年版）均未列“猞猁狲”词条,前者在训释“猞猁”时也未提及“猞猁狲”,后者在“猞猁”的释义中说。明“别称‘猞猁狲”’。《辞源》（修订本,1988年版）、《汉语大词典》（1992年版）则把“猞猁狲”列为主条目,前者未设“猞猁”词条,后者将“猞猁”设为参见条目,用“（猞猁狲）又称猞猁”将两条目联系起来。     

“七史”辨误

近读张玉春先生《史记版本研究》，发现其引用《玉海》一则材料时，没有正确理解所引内容．误以为材料中的“七史”包括《史记》在内，实则是指“嘉祐七史”。众所周知，“嘉祐七史”指《宋书》一百卷、《南齐书》五十九卷、《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魏书》一百一十四卷、《后周书》五十卷、《北齐书》五十卷．与《史记》毫无瓜葛。由此可见．引用古籍不可不慎。     

《三国志》中的几位奇女子

陈寿的《三国志》是中国史学界的鸿篇巨制,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列为“二十四史”之“前四史”,是现存的记载三国时期历史的原始资料之一。由于陈寿亲身经历了蜀汉和西晋的更迭,是三国时期的“过来人”,所以他撰写的《三国志》事件翔实,内容精准,     

《论语》“温故”释义新说

＂温故而知新＂见于《论语·为政》,又见于《中庸》。历代以来,对＂温＂字的注解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以汉代郑玄为代表,他以＂温寻＂释＂温＂,以为＂温故＂就是＂故学之孰矣,后‘时习之’＂,也就是现代汉语中＂温习＂＂复习＂——＂重复学习学过的东西,使巩固＂（《现代汉语词典》）的意思。按照这种解释,＂温故＂其实与＂学而时习之＂相近。     

《萧山戚氏家谱》序

家谱为表谱之一种，记载以血缘关系为主体之家族世系与族人事迹之编纂体裁。肇端于远古，甲骨、金文已见其雏形；商周以还，官私撰述，为数不少。太史公撰《史记》即参考春秋之前大量谱牒，故其《自序》云：“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靠，盖取之谱牒旧闻”，惜多已亡佚难求。     

从《史记.平准书》看汉初民间公开铸钱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农业是衣食之源、立国之本，任何时候都应被置于基础地位。铸币大权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允许民间铸币不仅会导致币质低滥，币制混乱，影响商品经济流通，而且会削弱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和驾驭力度，甚至危及国家的兴衰存亡。但排除经济方面的这些弊端不论，仅从允许民间私铸货币与农业生产的关系而言，前者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作用不容低估。司马迁的《史记·平准书》给我们提供了认识这种关系的机会。     

《周易》“否”、“泰”两卦的对待关系

“对待”一词,常见于易家书籍。“阴阳对待”的概念,是指阴阳相反而并立,相比较而并存。朱熹对此有过解释,他说：“是两物相对待在这里,故有文;若相离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阴爻,又有阳爻相间错,则为文。若有阴无阳,有阳无阴,如何得有文？”（《语类》卷七十六《易》十二《系辞》下,林学履问周易时所记）此处的“两物”是指阴阳两物。朱熹认为阴阳相对,又同时并立,     

古人读《汉书》趣事

班固的《汉书》自从问世以来,便与司马迁的《史记》共享大名,史学史向来《史》、《汉》齐名,班、马并称。尽管《汉书》在批判精神、人物刻画、语言艺术诸方面确实逊色于《史记》,但它开创了我国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特别是它周详绵密、典雅骈俪的文风,对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自东汉至唐宋,《汉书》的影响力甚至在《史记》之上,当时的文化人几乎没有不读《汉书》的,就连孙权和刘备都曾要求自己的儿子读《汉书》。唐宋人有关读《汉书》的诗文很多,而历代文献中也载有不少阅读《汉书》的轶事趣话,现从中挑选几则与读者分享。     

“寓教于乐”--从《性自命出》和《乐记》看先秦时期儒家的乐教思想

《性自命出》与《乐记》是反映我国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两篇重要文献,其中《性自命出》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中的儒家文献,“郭店一号楚墓竹简儒书各篇,与今存传世文献相比,在思想、内容、文字上,与《礼记》最为接近”（陈来：《史料困境的突破与儒家系谱的重建---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研究》,收入氏著《简帛与简帛研究》,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页）。而《乐记》也正是《礼记》中的一篇文章。所以二者在思想上的交集可以更加丰富地反映当时儒家思想的面貌。本文拟以两篇历史文献为基础,探讨先秦时期儒家的乐教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