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晚清教会女学

近代中国教会女学从创办到发展,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和较为完整的教育体制与办学模式,在中国女子教育史上起了某种开拓性的作用.教会女子学校的创办,其意义不仅在于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新型的知识女性,同时,也是对中国沿袭了数千年的"男尊女卑"封建陋习的挑战.     

清末学堂中的卫生规训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新式学堂,力图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变革来塑造一种全新的国民形象,而新学堂规则的产生直接指向学生的行为改造。本文试图以清末新式学堂的卫生规则为文本,考察其中关于学生个体清洁、学校公共环境、疾病预防与控制、禁吸烟草等方面的规范,进而探讨教育变革、文化变革和政治改造之间的关系,并诠释新学堂的卫生规则如何在晚清的政治与文化现实中产生,以及强国的迫切需要如何透过学校卫生规则而试图形塑全新的国民形象。     

西方传教士与华人基督徒--清末福建美以美会内部争论述评

本文以美国德鲁大学(Drew University)馆藏资料为主要基础，描述清末福建美以美会教会两次内部争论，力图从新角度探讨清末基督教史。文章认为：西方传教士并不是清末中国基督教的唯一代表。中国基督徒、西方传教士，同样是清末传教运动不可或缺的要素。在清末福建美以美会，传教士的内部矛盾与华人基督徒的影响密切相关。双方的互动交流构成清末基督教发展的推动力。     

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地理学汉文西书的天主教化倾向

耶稣会士在明清之际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编译了不少地理学汉文西书,对中国地理学的近代化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在编译过程中始终不忘其传教士的本色,将这些西书不同程度地赋予天主教化色彩,以使目标读者,即居于中国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通过西学的“自然真理”迈向宗教神学的“启示真理”。     

传教士和中国科举制西渐

中国科举制是通过传教士传播到西方去的 ,利马窦和曾德昭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国科举制为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参照物 ,中国科举制是中华民族向西方人提供的足资社会进步的文化资源     

来华传教士与晚清反鸦片运动

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与鸦片问题纠缠在一起.早期来华传教士与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之间的某些纠葛,引起了中国人的许多误解,对基督教在华传播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鸦片问题的日益严重,在来华传教士的倡导下,中国基督教界掀起了一场以"身体拯救"为中心的反鸦片运动.来华传教士不仅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大力宣传鸦片之害,反对鸦片贸易和鸦片吸食,而且在各地成立专门的戒烟所,实行劝说、药物治疗以及强制相结合的治疗手段,帮助中国人戒除鸦片.在这场运动中,来华传教士始终以鸦片对身体的伤害为切入点,而以"灵魂得救""信仰福音"作为戒除鸦片的根本方法和最终归宿.这场运动虽然在根本上服从于传教士的传教利益,但是也体现出传教士深切的人文主义关怀,因此它在拯救中国人身体的同时,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独到的作用.     

近代来华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反思与批判

传教士来华后对中国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猛烈的批判，他们既批判科举考试空疏的内容和繁琐的形式，又主张保留八股时；既赞赏科举制度的内在价值，又要求增加西学内容；既鼓吹兴办新学校，又倡议保留旧功名。这是传教士“以中较西”和调整传教策略的结果，又是近代中国复杂社会环境的产物，也是部分传教士“中国情结”的反映。     

汉武帝时期的官学之兴

汉武帝以前的经学尚处于私家传授阶段,教授弟子并非博士本职。也未有立博士弟子之制,当然,这并不影响博士招收私门弟子。武帝在长安设太学,置《五经》博士,为博士设弟子。从此,经学官学化。成为为西汉皇朝培养官员的重要机构,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全新的政治通道,政治有条件地向社会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汉代政治结构的变化。     

清末书院到学堂的现代化转换

许多研究者将清末书院到学堂转换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的转型与自身的腐败”，但“社会转型”忽略了转换的历程；“自身腐败”不足以表述初始转换的真实。书院在对社会转型的适应突破、内化吐纳和自身产生新生因素中实现现代化转换，这一转换显示了事物初始转换的真实状态和转换的背后逻辑。广雅书院是实践这种转换的一个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