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的理论结构与思想体系剖析

通过对儒家经典《论语》及其元典儒学、董仲舒儒学和宋明儒学在发展流变中的理论结构与思想体系的剖析,阐明儒家伦理实际是一个多元的理论结构、儒家伦理从未被“用世”至被“用世”,其结构中五个层面在性质、功能与作用等方面在动态中发生变化,儒家伦理的理论形态逐渐完备,元典儒学的真精神却被扭曲、变异,导致精华与糟粕有机地揉合在一起。洞悉它的理论结构便于辨明儒家伦理的精华与糟粕,进而可以为儒家伦理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价值定位确立某一方面的理论依据。     

现代新儒家对五四道德革命的批评与回应

现代新儒家是本世纪坚持儒学传统并对它作出新解释的思想流派.本文主要研究新儒家对五四道德革命的态度.在道德的本质、传统儒家道德及其象征孔子的评价、科学和民主与儒家道德的关系等问题上,新儒家与五四道德革命论者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本文认为,新儒家对五四道德革命的批评,有某些合理之处,但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它企图对五四道德革命提出的重大问题作出回应,这种回应对我们有启发意义,但总的来说是不成功的.     

李泽厚论现代新儒家

儒学重在建设而不在于批判,但前提是对其要有清醒的了解。李泽厚通过对现代新儒家的解读,指出其核心之误是以道德代政治,文章对此进行了梳理。在李泽厚思想的多种面相中,儒学是其底色和基本面,与其说他是新康德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等等,不如视为新儒家更为准确和实在。     

现代儒学的价值重构范式及其精神蕲向

在儒学价值的现代重释中,传统儒学如何关切现实人生成为现代新儒家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回顾近百年来现代儒学的基本创生历程,大致体现为三种不同的儒学价值重构范式:一是从生命生活的角度重构儒学对于现实人生的意义;二是从心性本体的角度阐释儒学的道德形上特质;三是从宗教精神的角度提升儒学对于现实人生的终极关切.从总体来看,三者尽管范式和路向不同,但却表征了现代新儒家们在挖掘儒学的当代人文价值层面共同的精神蕲向,即只有通过对传统儒学的“民族性”、“超越性”和“地方性”价值的人文阐扬,才能凸显现代性背景下传统儒学对于现实人生的独特价值意蕴.     

儒学世俗化与当代儒学价值的实践展望

儒学固然是生命的学问,但儒学更应是面向民众的学问;儒学固然具有世界的价值,但儒学首先应当实现其在中国本土的价值.我们主张:儒学要谋求现代发展,需要吸取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历程教训,走“世俗儒学”之路,注重发挥其“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真正在现代世俗社会中确立自己的价值,树立自己的地位,取得自己的现代形态.当代儒学价值的实践应当更加突出治国理政和道德建设的双重融合,把个体教化、社会教化和国家治理相融合,探求传统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这样说,儒学价值在世俗社会中不仅能够与世俗价值相互融合,而且作为传统的儒学还能够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     

论当代中国政治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近年来,儒学在其强劲复兴的过程中,呈现出从心性儒学不断走向政治儒学的明显趋向。面对西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公民社会等现代性政治理论,儒家开始根植传统,立足中国现实,重新建构出儒家新王道论、儒家社会主义和儒家民主政治论等系统而多元的政治儒学。如果中国马克思主义能够从政治儒学之中取长补短,切实增强自己的理论说服力和现实活力,那么将不仅可以促进政治儒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也可以有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儒学现代转化的困境与失误

由于新儒家对于传统和西方文化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读,加之社会参与性差,儒学的现代化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反而面临着种种困境.新儒家现在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集中在学理层面的儒学现代化上,其主张将制度化儒学从儒学中剔除出来,这使儒学的系统性大受影响,儒学面临被肢解的危险;由儒学开出民主、平等的努力,新儒家做的根本不成功.因此,现在的儒家面临两条路一是进行将儒学融入现代性的尝试,一是在时代精神下重铸儒学系统.     

儒家道德形上学中的类比推衍及其意义

类比推衍是儒家道德形上学得以建构的主要“逻辑机制”,从孔孟到董仲舒,再到南宋的朱熹,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建构都遵循类比推衍这一机制。类比推衍不仅影响了儒家人文逻辑的发展,甚至影响了儒学及至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它一方面使得传统儒学形成了一个重视和强调修身养性的传统,另一方面则在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构建着一个广阔的泛道德主义的意义世界。     

再论曾国藩——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

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首先必须充分分析中国儒学的发展阶段,本文建议分为“四阶段”。“近代新儒家”属于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借鉴中外新儒家的研究成果,我们有必要对新儒家重新定义,并确定曾国藩是新儒家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曾国藩的新儒家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必须分析曾国藩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前期背景。曾国藩的新儒家以回归原始儒学为核心体系,将原始儒学“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扬广大。因此他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包括了十大内容。提出儒学四科,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重新解释“理”,以“礼”实践“仁”,以“法”惩罚犯罪;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民主张;打破官方儒学的专制思想,坚持民主管理任人唯贤;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政治与道德之分解--《论语》的一种解读

儒家强调和重视道德，论往往也就从道德直推政治，以致儒学中政治的自性不显。但通过对《论语》本的仔细解读，可以发现在原始儒家孔子那里，道德与政治是有各自的分位区别与独立性的，并非以伦理代政治。     

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以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视角

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是关于谁有资格提起公益诉讼的问题,讨论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时,必须弄清楚公益的概念和范围,以及提起公益诉讼的诉讼形式,在此基础上的得出的结论才有科学性。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正是在这些基础上确定公益诉讼提起主体的,虽然将个人排除了出去,但是并没有不妥。     

公共利益的法理学思考

公共利益的概念尽管历史久远，在现行法律文本中反复出现，在学界却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在众说纷纭的公共利益面前，提炼出公共利益的基本要素，揭示其与政府利益、个人利益的关系是准确把握公共利益的精义所在。     

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对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行政公益诉讼的基本涵义入手,阐述了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并对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提出了几点设想。     

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为避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受行政权侵害,监督行政权行使,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刻不容缓。从行政公益诉讼概念和特点出发,分析我国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原因,如公共利益遭受严重损害;行政公权力监督机制不完善等,进而思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受案范围、举证责任等问题,希冀对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创设有所裨益。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

现代环境问题的突出使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成为热点问题,其制度设计更是问题焦点所在.从我国现存的问题出发,论述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起诉资格、受案范围、举证责任和诉讼费用等具体问题,提出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     

试析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在我国现阶段,一些经济主体不择手段地牟取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司法实践中一些基层检察院尝试提起了公益诉讼,但因缺乏法律规定而困难重重。本文阐述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公益诉讼提起权源于对当事人起诉权的监督职能,是国家的代表。它在公益诉讼中处于一方当事人的地位,与被告平等。     

对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现状的几点反思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架构对于公共利益的保护存在严重缺陷。作为一项新事物,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有效的行政公益诉讼,造成了行政法治在保护公共利益领域方面存在盲区,也即公共利益在受到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侵犯时得不到司法救济。     

略论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公共利益保护

在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中,针对外国投资者所声称的投资权利受到损害的请求,东道国屡屡提出公共利益的抗辩。基于全球市民社会的兴起、国际社会本位理念的倡导以及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公法性质等原因,国际投资法应注重对全球公共利益的保护。国际社会应在比例分析原则的指导下,对全球公共利益与外国投资者权利间的冲突进行均衡协调。     

论PPP领域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PPP领域的事项往往涉及广泛人群和较大社会公共利益,这些公共利益一旦受到损害,通过事后救济途径难以挽回所受损失,难以达到完全救济的效果。为此,在PPP领域,应当建立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损害未发生之前,由检察机关提起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及时阻止侵害后果的发生或防止危害后果的扩大。PPP协议的行政性属性以及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缓冲机制,为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可行性。当下,要完善相关立法,进一步拓展诉讼范围、明确提起的时机、建立证据规则、采取适当的判决形式,为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提供法律依据。     

浅论环境公益诉讼

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而国家行政管理的局限和传统法律制度(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缺失,已无力为环境公益提供有效保护,因此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比较健全的公益诉讼模式,在传统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首先要在实体法上创设环境权,然后在诉讼法上放宽现行民事、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原告资格,扩大民事、行政诉讼的案件范围,并采取各种合理、有效的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