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与“经世致用”《清代学术概论》浅析

《清代学术概论》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清代古文经学派的褒扬和对今文经学派的批评，却不能因此来解释文本同时透露出对今、古文两派实则各毁誉参半的态度：一面谴责今文经学派的狂妄，一面又赞扬其创新的勇气；一面褒扬古文经学家治学的脚踏实地，一面又讥讽汉学正宗惠栋的迂腐。这其实是重“论”大于重“史”的梁启超借以表达“解放思想”与“经世致用”的现实诉求。     

钱玄同与中国近代经学

钱玄同一生先后受到古文家章太炎和今文家崔适两人相反的思想影响,但对两派都不满意。他以时代的眼光跳出家派,对经学进行批评,认为经学与孔子无关,“经”在实质上是史料,并身体力行对这些史料进行考订和整理,还“经”以本来面目。在近代孔子偶像地位的动摇、经学市场的消失、经书变为古史资料的过程中,钱玄同的经学思想和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咸承师法:陈寿祺、陈乔枞经学研究的特质与意义

陈寿祺、陈乔枞父子是清代闽省最具成就与声望的汉学家。陈寿祺在与诸多师友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汉学思想,其子陈乔枞绍述父志,使得家学绵延不坠。他们以汉儒最为重视的"师法"观念研究《五经异义》和三家《诗》、今文《尚书》,最大限度地还原了西汉今文经说。陈寿祺所谓"两世执经,咸承师法",恰切地概括了父子二人的学问路径。这一路径上承吴派惠学,章太炎评价他们"学本近吴",实为探本。陈寿祺父子的经学研究在廖平《今古学考》中得以传承,其学术贡献在蒙文通重构的清学史谱系中得到肯定。考察陈氏父子经学研究的特质与意义,不仅有助于对清代今文经学的一般论述进行反思,而且有助于探寻清代"师法"观念的发展历程。     

王国维的经学研究

王国维是近代史学的代表人物,曾被认为是"新史学的开山"。由于经学在近现代不受重视,王国维的经学研究成就在现代人眼中似乎远不如他在文学、哲学、史学等领域的贡献。但是,在王国维东渡日本之后由文学、哲学转向史学研究的过程中,经学却是他日后取得伟大成就的突破口。在王国维那里,经学既不是像康有为那样属于今文学传统,也不是像章太炎那样属于古文学传统。他所做的工作,无疑是晚清民初经今古文学之争中最独具特色的:通过对《史记》中"古文"含义的研究,他弄清楚了汉代初期古文的意义;通过对《汉书》中"古文"含义的研究,他弄清楚了东汉初期古文的意义;通过对《说文解字》的研究,他弄清楚了《说文》中所载古文的意义;通过对魏三体石经的研究,他弄清楚了魏晋六朝时期的"古文说";通过对汉代古文学派的系统研究,王国维弄清楚了"古文"由字体转为学派的意义。总之,王国维从另外一个角度,即充分运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以及新发现的新材料,对经学以及经学史作出了更加令人信服的研究。     

杜预左传学“例”说

对于《左传》"例"的研究构成了杜预左传学中的重要内容。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和《春秋释例》中提出了"三体五例"及"五十凡皆周公旧法"的说法,在经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左传》的地位一跃超过今文经公羊、穀梁学派。从经学发展的角度看,杜预定"例"的学术实践源自古文经学的治学传统,其《春秋释例》显示了他对前代学术成果的继承;从西晋的政治现实出发,提高左传学的地位不但抬升了古文学派影响力,更满足了司马氏的政治需要,杜预运用其学说保证了司马氏政权的合法性并维护了其稳定,实现了经世致用的目的。     

“因文求意”：桐城古文家吴汝纶的治经之法

作为清代最重要的文学流派,桐城派的经学研究受到尊宋思想的影响,秉持"义理"之说与汉学"考据"对立。吴汝纶却独辟蹊径,提出"因文求意"的说经方法。此法源自桐城派的相关古文理论,将古文天然具有的"辞章之学"视作治经一途。通过分析经书文章的结构规律和修辞特点等文法要素,诠释经文和经义,为晚清的经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并且改变了"辞章之学"在古文创作方面的单一运用方式,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经学研究方式,在古典学术领域与汉、宋二学分庭抗礼。     

《经今古文学》汉代今古文经学两派说考辨

作为论述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的权威之作,周予同的<经今古文学>所胪列的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种种对立,或与历史事实不符,或形成于后世,与汉代经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而重新爬梳相关文献资料,可以证明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争论,其核心在于两个问题:一个是古文经与今文经孰优孰劣,另一个是是否应该立古文经于学官.<经今古文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与此著作成熟的学术环境与著者的学术立场密切相关.     

学海堂与今文经学在广州的兴起

本文主旨在探究学海堂与经今文学的关系,作者首先分析阮元创设学海堂的过程及其组织特色;其次,作者指出学海堂兼容汉学与宋学、古文与今文的学风,而此多元的教育机构的出现也使广东成为清代经学的最前线。     

从《移让太常博士书》看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兼论刘歆的“孔子观”

汉代今文经师们守着家法和自己的社会地位,对经典的微言大义进行阐释。然而随着古文经的逐步增多,尤其当刘歆在校对秘府藏书之时对古文经本《左传》的发现,并提倡将古文经立为官学。他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更是拉开了汉代今古文经学斗争的序幕。刘歆既反对今文经学的烦琐学风,又反对今文经学家将孔子神化为"素王"、"神主",以及谶纬神学把孔子奉为"黑帝之子"的主张。他在校订、梳理六经的基础上,将孔子还原成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古代文史资料的整理者和编纂者。     

清代涉宋玉考据与宋玉传播

清代的学术是以考据为核心的,因而出现了许多涉宋玉考据资料。我们按考据对象将其分为涉宋玉作品词语考证、涉宋玉作品成语熟语考源、涉宋玉作品修辞章法考释、涉宋玉作品习俗名物考辨四类,并进行了扼要的传播价值分析,指出了四类考据各自特有的对于宋玉传播的作用与意义,以及四者共同具有的对宋玉传播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宋玉赋风传统的回归与新变——论赋史上的拟风赋

在现存赋史中拟宋玉《风赋》的作品主要出现在南朝与清代。南齐谢朓、沈约、王融都曾作《拟风赋》,与汉晋赋家写风多带经学或玄学之气不同,南齐谢朓等的《拟风赋》不仅表现出文学沙龙氛围下赋体作品的一些新特点,而且表现出向宋玉二元化赋风传统回归的倾向;清代赵新、秦毓麒、袁宝璜、沈湛钧、包祖同等的《拟宋玉风赋》则以宋玉《风赋》为标的或导源,在回归宋玉赋风传统的同时,或正面表现以风为谏的主题,或出于雅兴而侔色揣称,或表现赋家化典为赋的创作才能。一些拟风赋名为拟宋玉,实有拟汉魏六朝赋之迹;受律赋创作风气的影响,清代拟风赋有以律拟古等新特点。     

清代朴学视域下的“文之资于经者”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清代朴学对当时的文章学所产生的影响:清代汉学家重学轻文的倾向颇为突出,充斥考据的"学人之文"备受诟病;传统小学之中的训诂方法则被古文家吸收成为古文写作的重要法门之一,视经文为素材也是对经学本位逻辑的颠覆;笺疏考证入文引发了时人对韩柳古文的再讨论和再评价。     

清代宋玉传播的新用文体笔记故事与其宋玉批评探赜

清代在宋玉传播的文学方式中出现了一种新采用的文体,即隶属于笔记小说的涉宋玉小说,我们称之为涉宋玉笔记故事。文章对清代涉宋玉笔记故事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分析的结论是：1.笔记故事以其通俗的表述和短小风趣的形式,与元曲、明清小说一起推动了宋玉及其作品在民间的流传与影响,在清代宋玉传播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2.笔记故事虽然具有主观批评无意识的共性,但是从客观上反映的批评内容看,其所表现的批评倾向与清代的宋玉批评思潮基本一致,即对于宋玉其人其作品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论清代今文经学的学术内涵

当前学界围绕着清代今文经学有许多的争议,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对其学术内涵的认识并未统一。清代今文经学的学术内涵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三个方面:以公羊学为核心,发挥群经之"微言大义";辑考、疏通两汉今文遗说;质疑汉代古文经之真实性。在划分这三个方面时,应着重强调的是清代今文学家的治学取向与学术主张,这是他们与其他学者最根本的区别。     

简论郑玄在校勘学上的成就

郑玄作为遍注群经的经学大师,在校勘学上有突出贡献。他的校勘内容主要有校异文、校错简和校误字、脱字、衍文等,其所遵循的校勘原则是杂糅古今文经,以古文经为宗,兼采今文经。他广罗众本,博采兼纳,择善而从,精注精校,已经较全面地运用了对校法、他校法、本校法和理校法。虽然,郑玄在校勘上也有一些错误,但他在我国古代校勘学上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从乾嘉朴学到唯物史观——以经学研究为例看范文澜学术道路的转变

范文澜学术道路的转变在其经学研究方面有明显的轨迹可寻。他早期受陈汉章、黄侃、刘师培等学者影响,治学"追踪乾嘉老辈",经学研究呈现出典型的古文经风格;抗战前后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列理论,并运用马列主义对中国古代的经学进行了首创性的批判总结,由此从一名正统派经学家转向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下)

二 (一) 教材与今、古文经之争 汉代学校中的教材主要是儒家典籍,在这些教材的讲授中又有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在武帝时期,儒学经过董仲舒的加工,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 今文经是指汉代学者所传述的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的经书。汉武帝设立经学博士,所用的都是今文经籍。为了更紧密地服从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今文经学派着重发挥经文的所谓“微言大义”,以巩固封建的“大一统”为中心主张。汉王朝特别重视公羊家的《春秋》学,董仲舒、公孙弘都是以《公羊春秋》起家的。今文经学夹杂着大量的迷信成份,带着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     

论汉代古文经学与文学创作之关系

汉代古文经学者多有文章之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古文经学者广博的知识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古文经学不拘一格的治学方式造就了他们自由开放的思维;再次,对经术通脱的态度使得他们的思想和个性没有被泯灭,从而能够集经生和文人于一体;最后,因爱好而研习富有文学色彩的古文经无形地陶冶了他们的文学情趣。这些内外因素导致了古文经学学者多有文章之才。     

清代常州經今文學派與戊戍變法

l、清代常州經今文學派的興起經令古文名称的對峙,始於漢末,據經古文學家言:自從秦始皇聽李斯焚書之策,而孔子所编纂的六經颇多殘缺散佚;不過當時民間尚有藏書屋壁中者;漢興,設立五經博士官,博士們所用的經書的本子,是用漢時當時的隶書寫的;隶書在漢時,好像我們现在用的楷书,所以所謂今文,就是用现代文字書寫的意思。到了後来,那散於民間,藏於屋壁的古書漸漸發現。這些書是用汉以前的文字寫的,所謂古籕文字,所以叫做古文;古文就是用古代文字書寫的意思。照這样说,經今古文不過是書籍的版本的不同——種是用今文寫的,一種是用古文寫的——本是很普通而简單的事。     

儒学、政治与历史——龚自珍的经学之思

"今文经"是清儒在追问什么是最真最善的儒学的过程中,逐渐开辟出的一个思想空间.在这条反思的路途中,龚自珍对西汉经学的继承和弘扬没有落入壁垒森严的门户窠臼之中.他截断众流,直探本源,重新思考了儒家经典教诲的根本精神,深入揭示了儒学综汇经史、贯通天人的完整意蕴.只有超越还原主义的孤立政治史探讨和纯粹学术史进路,我们才能恰当估计龚自珍经学思想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