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庚子前后中央与地方的政见之争

庚子前后 ,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其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皇帝的废立问题 ;二是关于义和团的剿抚问题 ;三是对待列强的和战问题。清政府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失败和让步 ,为清末新政时期新一轮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埋下了伏线     

督抚制与中央—地方权力之争——以晚清督抚势力的崛起为视角

督抚制度形成于明代,发展和完善于清朝初年至中叶。鸦片战争以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地方督抚的权力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可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政治、军事势力。清末督抚势力的崛起是形成近代军阀割据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直接影响了19世纪后半叶乃至20世纪初期中国历史的走向。     

略论中央与地方高教权力的划分方式与原则

文章在分析国家高教权力结构形式及其特征的基础上,比较详细地探讨了我国高教权力的划分方式.我国目前的高教权力划分方式除立法分权外,主要是行政式分权,而行政式分权的弊端众多.应该逐渐确立和实施法律分权方式,但我国目前法律式分权的条件尚未成熟.此外,还提出了划分高教权力的六项基本原则.     

我国转型期中央与地方高教权力博弈的方式和特点

本文比较详细地探讨了我国转型期中央与地方高教权力博弈的六种方式及其主要特征。本文认为,转型期不同阶段我国中央与地方高教权力博弈的方式呈现不同的特征,具体是,在1978-1984年阶段以隐性权力博弈为主,1985-1992年阶段以灰色权力博弈为主,1993-1997年阶段以主动型权力博弈为主,而1998年之后则以混合型权力博弈为主,但显性权力博弈在我国高教领域出现的条件尚未成熟。     

清末民初云南地方法治的社会政治环境考察——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视角

在中央新政改革和云南地方自治逐步推进的特殊背景下,清末民初的云南地方法治运行及其条件十分复杂,它以消除领事裁判权的存在及其割裂司法权的威胁等为动因,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影响,国家、地方官员、地方精英等各方力量彼此博弈与妥协的动态过程。其正向意义是奠定了地方自治的前提,为宪政发展作了准备;其负面效应则是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法治力量在地方的客观性弥散化。     

试析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晚期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冲突逐步深入,地方财权从太平天国时期不断的扩大,而清廷也不甘丧失财权统一,与地方进行了争权斗争。最终,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税费上的划分。     

在地方势力与中央权威之间－－邵力子主政甘肃透析

邵力子主政甘肃，受任于“九一八”事迹之后、国人“开发西北”呼声日高之时。其时，甘肃军队林立，局面复杂。邵氏主政，致力于军政与财政的统一。然而，由于地方实力派的情葛阻挠及中央政权的支持乏力，成效甚微。邵力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大员主政西北省份第一人，透过邵力子与甘肃政局的关联，可窥见国民党中央政权对西北的认识水平、统治政策及其控制能力。     

论我国转型期中央与地方高等教育权力博弈的性质

本文比较详细地探讨了我国转型期中央与地方高等教育权力博弈的性质及其特征。本文认为,转型期我国中央与地方高等教育权力博弈的性质共有四种,即非规范性、强制性、非均衡性和层次性。在不同阶段,权力博弈性质的侧重点略有不同,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非规范性和强制性,在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则以非均衡性和层次性为主。     

清末地方自治与近代义务教育的兴起

近代义务教育是在清末地方自治的推动下兴起的。清末地方自治不仅承担了义务教育的宣传、发动，组织和实施工作，而且，在它的影响下，义务教育经费的筹集逐渐走向了制度化，私塾改良工程启动，单级教授法也被引入各地义务教育中。以上因素使清末义务教育规模在短短几年内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与演变

一、全面认识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含义:中央集权是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它是针对地方分权而言,在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分配中,全国军、政财大权归属中央,中央对地方拥有统帅权,地方完全由中央管理和控制并绝对服从中央。     

战国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研究

战国时期，随着以郡统县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各国的普遍推行，各诸侯国国君通过郡、县地方行政区及乡、亭、里等基层地域组织，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有序的统治网络，层层控制着整个国家。新的官僚制度的建立，便利了国君对地方官员的任免、选拔与考核权的掌握。中央对地方的视察制度的建立，具有考核地方民政、选拔人才并对施政方针征求意见等作用。与此同时，行县之制在加强中央、各级政权与基层之间的政治联系，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行政管辖方面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监察制度的初步建立则是封建王朝加强专制统治的重要表现。国君对立法与司法权的垄断，是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必然要求。户口的登记和赋役的摊派，内史、少府等国家财政机构的创设，标志着新型分立的单一制国家对地方经济的控制得到空前加强。发兵用符制度的建立，使得中央及地方军队的调遣权全部集中于国君一人之手。     

浅论清末民初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

晚清时期，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下，传统中央集权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逐渐削弱。辛亥革命爆发后，随着清王朝的推翻，传统中央集权体制也彻底解体，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彻底改变。但当时的袁世凯中央政府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依然试图恢复传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重新建立以个人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遭到了地方势力的抵制，最终导致了五代式民国的出现。     

晚清地方与中央相抗衡的制度因素——以东南互保为例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清政府盲目地颁布了宣战上谕,而东南督抚却公然违抗谕旨,与各国商订了东南互保章程。这一地方与中央相抗衡的典型事件,主要是以地方督抚拥有政治、经济、外交实权为前提的,客观地反映了晚清政权体制的不完善。     

民初国会制宪中中央与地方关系论争述评

在民初国会正式制宪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从这些论争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认识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焦点，模式与国情，地方地位的界定等。但由于客观政治环境的影响与局限，一些良法美意也只能化作流星。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以中央与地方交互行为范式为视角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结构的基本关系之一,对此问题的研究已著述颇丰。先前的研究最终的目标都是通过种种措施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达到法治化的样态,但在研究过程中只注重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改革发生和进行的路径以及预期要达到的状态,而对在改革过程中中央与地方主体行为范式却未予以相应的关注。本文根据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独特样态,认为我国中央与地方法关系治化,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中央与地方交互行为范式的法治化,而且交互行为范式的法治化应当是以人大为主体所进行的建构行为。     

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演变及其启示

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在改革开放前基本处于放权、收权的摸索过程中。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总的来说是分权趋势，而且不断规范化、科学化。要规范我国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必须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政企关系等等。     

跨越零和:思考当代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

省政府在中国政治体制内拥有多大的权力,该权力的性质又是什么?该问题贯穿了海外研究当代中国中央与省政府关系的献。为了理解这种权力关系,考察重心通常放在省级领导人的角色,以及政治体制的性质。本认为,现有献大体上都未能解释清楚以下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何以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共存：即一方面中央和省政府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很多时候中央与地方会互相适应及让步;另一方面,每当中央偶尔实施强制性管理,中央政府又展示出至高无上的权力。出现中央时强时弱这高度不确定的结论,是由于献中的分析往往未能恰切地解释权力这概念,其中核心问题是：中央与省政府之间存在的不对称关系是否零和博弈。     

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分配的困境与出路探究

中央和地方政府权力分配问题一直是行政学界关注的热点。文章认为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权限分配缺乏制度规范,务块关系不顺,政府主导利益异化,且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等诸多困境。因此,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进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制化建设,建立中央与地方纠纷解决机制,利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促进中央与地方政府协调发展。     

从房地产市场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党的十四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房地产市场作为一种新兴产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呈现了大起大落的畸形发展状态,而从中折射出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