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和当“官”

当记者和当“官”杨尚德在我的印象里，由新闻工作岗位上调入党政机关当“重要官员”的人不少，而从党政机关领导岗位上重返新闻队伍的人不多。因此，当我８年前由国务院办公厅调到经济日报时，有些人就说我“傻”，有些老同学、老同事听说我调出了中南海，以为是“犯了什...     

搜索巨头争霸赛

“当我还在大学读书时，我对Google知之甚少，但现在不一样了，Google几乎成了我工作的起点。”当我和我的朋友谈起Google时，她掩饰不住对Google的依赖之情。“只要你一接触，你就不能不被它吸引，你会真正感到简单就是美的意义。”     

短有所为与有所为短

翻开1991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二版,当我看到《乐做“洋劳模”愿当“主人翁”》的消息时,竟然吸引了我。虽然,这条消息并不在显眼的位置,可我仍爱不释手地少说看了三遍,并且确实咀嚼了一番。这条消息一反老面孔,“老外”在中国获得中国奖,并且一个“乐”、一个“愿”,足见“老外”对中国人的追求感兴趣了。这消息怎不不令国人振奋?用新闻术语讲,题材非但新鲜,而且重大。这条消息全文不足     

迂回采访

战士小柯经常做好事不留名,多次被评为“学雷锋标兵”,笔者慕名前访,结果吃了“闭门羹”。原因是他不愿被宣传。听说他爱好打乒乓球,于是,我便找他切磋技艺。五局下来,我对他说:“你干什么都是默默无闻的,没想到你的乒乓球打得这么好。”找准了“突破口”,话题顺势切入正卷,在其不知不觉中我获取了所需的素材。当我拿着写出的稿子请他审查时,他连呼“上当!”无独有偶,我采访小牛时也遇到类似情况。小牛钟情于缪斯女神,在报刊上发表了五十多首诗歌,被干部战士称为“连队小诗人”。当我去采访他时,他毫不客气地把我拒之门外。正面进攻不行,我就     

编刊之功,永注史册——有感于《江永“女书”之谜》的编辑出版

我不懂得“女书”,可是当我见到这《江永“女书”之谜》(上中下三大册)时,不由得放下案头正进行的工作,抽出半天时间,借来抢读。     

提问的技巧

现在有的年轻的记者(通讯员)在采访中提问时,象警察查户口,或象法官审理案件,你问一句我答一句。例如当采访得金牌的运动员时,总是千篇一律地问道:“你当时是怎么想的?”答曰:“我什么也没想。”当采访合已救人的对象时,又总是问:“你当时想到了什么?”答道:“没想什么”。显然这样的提问,是很难收到预期的访问效果的。对此,我想起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天,一个烟瘾很大的教徒问牧师:“祈祷时能抽烟吗?”牧师答道:“不能。”这位教徒不死     

超越——记者的生命

“怎样才能当好记者?”我喜欢如下的回答:“既不重复别人,又不重复自己!”记者的生命在于超越。十几年来,我不断地向旧的自我告别。到辽宁日报当记者时,发现自己当通讯员期间写的新闻作品幼稚可笑;进北京念研究生后,把在省报发表的文章付之一炬,初进人民日报记者部时,虽有6年新闻实践和3年理论反思,却茫然不知所措;今天,面对60万字新闻通讯、     

苦,但却快乐——一个新闻新兵的自白

上小学时,我就有一个写作梦:梦想自己能当一名作家。于是,为了不增添父母的经济负担,我就到村里藏书的人家当“短工”,报酬只有一个:借书给我看。在给人家扫地、放羊、割草等“义务劳动”期间,我断断续续看了《西游记》、《天下第一棍》、《月塘演义》等古典和武侠小说。不久,我竟痴痴地在练习本每一页的背面写起“小说”来,还请爱读小说的村里人品头论足。结果,村里人、老师和父母都说我“不务正业”。     

新闻是缘

新闻是缘,好多种缘。 1975年,当我18岁高中毕业,走进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大门时,实在是想成为一个作家。新闻工作可以接触各种生活,给了我这种至今没能实现的妄想。但我有缘喜欢上了新闻报道工作。 1978年,当我参加高考时,并不想离开我已经喜欢上的新闻工作。所以,当报考志愿表平摊在我的面前时,我毫不犹豫地写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第一志愿到最后一个志愿,都是它。而在“如果此志愿未被录取,你是否服从分配”的栏下,我坚定地填写道:不服从！我好有缘:我没有离开新闻的行当。 1982年,中国青年报选中了刚刚大学毕业的我。我至今认为,这是我最大的缘份。从“怀才不遇”到“怀才误身”,几乎是青年知识分子命中注定需要迈过的门槛,中国青年报使我避免了这炼狱的煎熬。她划出的平     

赫鲁晓夫评画

有一次,赫鲁晓夫去参观一个抽象派画展,看着看着,他大骂起来“:这叫什么画,一头驴子用它的尾巴可以画得比这更好。”他把负责画展的恩斯特叫来臭训一顿。不料,恩斯特也不是盏省油的灯,当面顶撞说“:你不是艺术批评家,也不懂美学,你对美术作品一窍不通。”赫鲁晓夫自然不理会这个,反而说出一番令人大开眼界的真心话来:“当我是一名矿工时,我不懂;当我是党的一名低级官员时,我不懂;当我在往上爬的各级阶梯上时,我不懂。但今天我是总理,是党的领袖,因此,我现在当然懂得,不是吗?”赫鲁晓夫评画     

海峡两岸人名译名的差异

当我阅读台湾《联合报》时,一再发现柬埔寨有位重要人物名叫“施诺汉”,我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当谜底解开时着实令我目瞪口呆,“施诺汉”原来是“西哈努克”在台湾公认的译名。其实,何止是一个“西哈努克”,当今海峡两岸报刊上除了日本和朝鲜的人名译名是同样的之外,几乎每一个“洋人”,在海峡两岸都各有一个名字。     

超越——记者的生命

“怎样才能当好记者!”我喜欢如下的回答:“既不重复别人,又不重复自己!”记者的生命在于超越. 十几年来,我不断地向旧的自我告别。到辽宁日报当记者时,发现自己当通讯员期间写的新闻作品幼稚可笑;进北京念研究生后,把在省报发表的文章付之一炬;初进人民日报记者部时,虽有6年新闻实践和3年理论反思,却茫然不知所措;今天,面对60万字新闻通讯、报告文学以及新闻学译著、著作时,对于记者职业仍然惶惑不安……     

给中产阶层的一封信

你们好。当我称呼“中产”时,这个概念依然在我脑内模糊不清。我的理解是,属不属中产阶层,既取决于你占有的相对恒产（有绝对恒产吗？）,同时又与你的自我体认相关。     

“搞传媒”还是“干新闻”？

汤耀国在《中华新闻报》上撰说。我经常遇到一些人，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当问及职业时，则答“搞传媒的”，使得人不得不再问一句：“是不是干新闻?”往往大都点头而已。为什么不直接称“干新闻”而代之以“搞传媒”?我想可能是与“传媒”一词的日渐走俏有关。当新闻仍是一项有待追求的事业时，传媒已迅速成为一个人们心目中的白领职业，这一职业名称因其宽     

当记者要有鲜明的政治目标

青年时代,由于家庭贫寒,读书不多,文化不高,没有想到自己会当记者,更没有想到我能荣获“第十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记得我在北京接受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王志采访时,王志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您来京,徐老师,祝贺您荣获新闻大奖”。“光荣属于党”“荣誉属于浙江日报社”我立即回答。 从1950年初进报社,半个世纪来,我把报社当作了自己的家,我对党的事业充满着激情。我要用照相机去歌颂党的伟大事业。以不怕苦的精神,埋     

“爱”字当头──我的编辑生涯(上)

不久前,原冀鲁豫军区的一位老战友来看我,开头就问我离休前是什么职务,我说当编辑（因为离休前的副主编江没有正式下命令）。他忽地一怔说：“啊！怎么了,咱在冀鲁豫时你就是编辑,一直到现在未动呀！？”我说：“是啊,当编辑已经几十年了。”“你真有瘾,要我早不干了！”反过来他又说：“像你这样四五十年职务一直未动,一个劲地当编辑的,恐怕全国新闻战线也少有。”说到“瘾”,那真算是靠“瘾”,使我爱上了编辑工作这一行。如果再具体点说,这一行,就是“民兵”──民兵的宣传报道工作。的确,参加革命工作５０多年来,我除做过…     

有夫"陪读"是福

走上档案工作岗位后,我深感到自己业务知识贫乏,为了更好地胜任工作,我走上档案专业自学考试这条路,开始了艰难的求学历程。丈夫自封为“陪读先生”,说我是“两耳不闻家务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因为我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进了自学考试的“无底洞”。每天晚上,不是去单位加班就是在家看书学习,记笔记或者做作业。双休日更不例外,因为那是上辅导课的时间,万万漏不得。当我奔波于单位和学校之间扮演一个好职工和好学生的角色时,当我为争取那一门门功课考试成绩合格而食不知味、夜不能寐时,再想演好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多少已有些力不从心…     

我所认识的费彝民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但为死者写悼念文章,要写得真实,发乎至情,不矫饰,不忌讳,则是一件颇不容易做到的事。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向来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传统。当我提笔写悼念爱我如兄弟的新闻界老大哥费彝民的文章时,首     

画坛鬼才——米·弗鲁别利

我们很少把“鬼才”用在外国人身上。可是当我想到米哈伊尔·弗鲁别利时,当我撰写有关这位画家的文章时,想来想去认为用“鬼才”来冠誉他最为恰当。     

领悟编辑岗位的独特魅力

爱因斯坦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不妥协。”当人类遭遇SARS时,这句话越发显得掷地有声。而在此背景下,媒体再次被推到了“一线”的位置。身为采编人员,我再一次感受到“编辑”这个职业的神圣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