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左传》学之疑古与宗经

吕祖谦在其<左传>学著述中,部分继承了汉学的传统,对<左传>传文、注释,以及前辈相关观点有诸多疑问,其背后却有着尊经尊孔的思想做指导,这与吕氏的疑古并不矛盾,二者构成了吕氏<左传>学的独特之处.     

近十年大陆吕祖谦《左传》学研究述评

近年来多篇专门的吕祖谦研究及与之相关的硕、博士学位论文的出现,值得关注。同时,另有单篇论文百余篇。这些研究认为,吕氏是宗经的,但他研治《左传》主要是从史的角度切入,为了阐释其中的历史要素,把握历史规律,而不是要从中去发现什么传经的义例。目前,吕祖谦《左传》学研究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空间,诸如吕祖谦《左传》学的特点、吕祖谦的研《左》轨迹、吕祖谦《左传》学的辞章学价值、吕祖谦《左传》学的影响,等等,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吕祖谦《易说》浅论

南宋著名哲学家吕祖谦在其所著《易说》中表达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本文阐述了三个方面：1、山川原自秩然不可乱”，即客观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而且是不断转化的；2、因此，主观反映客观也必须“循理而动行其所无事”，既不已不息，亦不能留；3、“去私意之间则自与天地合”，人们只有“去私意”，抑制盛满之气，提高与天地合一的自觉性，才能真正跟上客观事物发展的步伐。吕祖谦认为学《易》要善用《易》，其思想既灵活辩证，又紧扣生活现实，在今天是有继承、借鉴价值的。     

张其淦 《左传礼说》 探析

张其淦为清末民初岭南学者,其 《左传礼说》 为民国经学中 《左传》 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通过张其淦的师承渊源、基于所处时代开展的学术活动,考察 《左传礼说》 的成书背景.从 《左传礼说》 的序言及正文,以厚左氏、释礼有新意、多处驳斥杜说等探讨该书的特色.纵向沿察由汉至明清 《左传》 礼学的研究脉络,横向与 《公》 《谷》 礼学比较,再将《左传礼说》 置于成书时代的经学研究特色中考量,综合评价 《左传礼说》 的学术价值.     

"稗官说"质疑兼论"小说起源于《左传》"

对中国古代小说起源的研究，歧见很多，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是“稗官说”，但是“稗官说”并不能说明小说的真正起源。古今探讨小说起源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争议，主要是对“起源”的认识不一致造成的，另外对小说起源的探讨，应该放在“作为书面作品的小说”这一点上来探讨，从这个角度出发，小说起源于《左传》，因为《左传》是最早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叙事作品，它所创立的叙事规范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所应该有的文体特征。     

“孔子作《左传》说”再议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乃战国《公羊》先师公扈子旧说，并非“汉人所统计的数字”。姚曼波女士关于所谓《孔子春秋》下落的考论不可信据。周季西汉诸子推崇的“春秋”是指源出孔门的《春秋》学，其具体指涉则随文而定。     

《左传》与《史记》（续）——《春秋左传义证》报告之二

三．《左传》与《史记》之不合 《左传》与《史记》记事，时有不合。细考其不合的原因，当是多方面的．就多数情况而论，是司马迁失考误采．班固批评《史记》“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柢梧”．其论并非诬罔太史公，这是一种情况．也有《左传》失误而《史记》正之者，这     

从《左传》赋诗看《韩诗外传》解诗说

对<韩诗外传>一书的性质,有解诗说、用诗说及调和之论.<左传>中的赋诗是学界公认的用诗典范.考察两书中同一诗句的运用,有明显差异:<左传>中赋诗是叙事情节中的组成部分,起着传情达意的重要功能,而不需考虑所传递的意义是否合乎儒学义理,带有随机性.而<韩诗外传>中,往往是经师从儒学的角度设置多个含义相似的故事来解说同一诗句.多个同类故事对诗句的多重经学解读,体现了经师叙事解诗的预设性,印证了<韩诗外传>叙事解诗的经学性质.     

明代《左传》学研究综述

明代《左传》学是《春秋》学史的重要环节,也是理学和朴学两种学风衔接的载体。这一领域前人研究稍显不足,近20年来相关论著逐渐增多,主要分为对明代《左传》学是否空疏的研究、对明代《左传》学考证和义理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左传》经学以外价值的发掘的研究。对明代《左传》学的研究相较《四库总目》的忽视评价有了长足的发展。有待拓展之处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有待丰富,文献解读有待细化,研究领域有待扩展。未来明代《左传》学应从经传关系、著作内容、以及更多视角来研究。     

《左传》先于《春秋》说始末考论

《左传》先于《春秋》说最早当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黄洪宪所撰《春秋左传释附序》。黄洪宪称“左史”记事繁详、非有意释经、经传各自单行以及左丘明年世早于孔子,认为“左史在先,圣人之笔削在后”。1932年,张纯甫《是左十说》再次独立而明确地提出此说,认为《春秋》须待《左传》而明,《左传》为左丘明“少年之作”,孔门弟子后有补修,《春秋》为《左传》“提纲挈领”的“目录”,论证颇为系统详细。章太炎则提出“《经》《传》同作具修”说,认为孔子作《春秋》和左丘明作《左传》都同时兼得二人修撰。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仍在继续,有的学者不知黄洪宪、张纯甫诸人已着先鞭。     

庾信与《左传》

庾信的诗赋以善于用典著称。这些典故,大多数出自史书,其中尤以引用《左传》最多,其引用手法也是多种多样,变化多端。这与庾信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状况,他的家教、学识以及他的思想变化有关。     

左丘明与《左传》《国语》关系考论

《左传》作者是否为左丘明至今仍有争议，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左丘明生活年代与孔子同时而《左传》却成书在公元前403年之后。本文借助一些史料推理分析，认为左丘明当是《左传》的始撰写者，撰写内容传授给弟子，其弟子据自己亲眼所见对预言及某些内容按照左丘明的思维轨迹进行了调整增删，最后的定稿人至少活到了公元前403年。关于左丘明与《国语》的关系，本文通过对写作过程的逻辑推理，认为编撰《国语》是撰写《左传》的必经步骤，但是左丘明编撰之《国语》今已不传了。     

《左传》叙事研究综述

综合20世纪50年代至今,各个历史时期中的学术语境和叙事学理论的发展状况,从文体、情节、人物三个方面对《左传》叙事研究文章进行归纳,揭示出《左传》叙事研究的思路和成果。     

从吕祖谦论《左传》三书看其治史之功用观

吕祖谦论《左传》三书,主要从史学角度解读《左传》,表现出鲜明的功用观。其治史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具体而言,有两方面：一指向自身,即＂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一指向社会,欲通古今事势之变,以期有用于当世。     

《左传》征引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影响

在崇古重史、“古训是式”的思想、行为的基础上，《左传》顺应时代之要求，借助人物言语大量、频繁地征引历史和经典，形成独特的征引叙述模式。这种征引以历史为榜样、规范，把历史当作经验，依仿历史的样子去做，或以历史为借鉴说事，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经典的征引囊括当时的《诗》、《书》、《易》、《礼》、《志》等，尤以《诗》、《书》为多，另涉名人言和谣谚。赋《诗》言志，引诗(经典)证事论理均“断章取义”，以我为主。征引模式经战国中后期至秦汉“诸子”的发扬光大，对中国古代以解经注经面目出现的学术思想，对学术著作的论述方法，对虚构叙述(包括文学的自觉)的发展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沈玉成先生《左传译文》质疑

沈玉成先生的《左传译文》对于普及和宏扬祖国的传统文化功莫大焉。然而,书中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错误和漏洞。今举其典型,连缀成文,以期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论《左传》中的贿赂现象

贿赂是国家的伴生物,在《左传》中也有相关记载。本文着重分析《左传》中的贿赂所涉及的受贿者、行贿目的、以及贿赂的危害等。《左传》中的受贿者大致可分为国家与个人两类;诸侯国之间行贿多是为了避免战争或追讨叛乱之人,个人行贿一般是为了一己私利。贿赂的危害性是非常严重的,可喜的是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一点,并用实际言行来反对贿赂。     

《左传》中所见的礼初探

从《左传》中所见有关礼的记载来看，春秋时期礼的发展与破坏是并存的。对礼的破坏正是促使礼在春秋时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整个礼的发展历程来看，从古礼到儒家的礼学的过渡，主要发生在春秋时期。这一时期，正是人们的礼观念发生重要变革的时期。     

《左传》、《史记》判断句比较研究

对《左传》、《史记》判断句作了穷尽考察：从结构形式、构成成分、语义关系等三方面对二书判断句的异同进行了比较，从中管窥上古汉语判断句的共时面貌和历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