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左传学“例”说

对于《左传》"例"的研究构成了杜预左传学中的重要内容。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和《春秋释例》中提出了"三体五例"及"五十凡皆周公旧法"的说法,在经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左传》的地位一跃超过今文经公羊、穀梁学派。从经学发展的角度看,杜预定"例"的学术实践源自古文经学的治学传统,其《春秋释例》显示了他对前代学术成果的继承;从西晋的政治现实出发,提高左传学的地位不但抬升了古文学派影响力,更满足了司马氏的政治需要,杜预运用其学说保证了司马氏政权的合法性并维护了其稳定,实现了经世致用的目的。     

趋利避害是本能管他曹魏与司马

阮籍渴望入世,因为不安全,他拒绝了曹魏;司马氏站了上风,他从此进入权力中枢.事实表明,阮籍在情感上并不倾向曹魏,更不反感司马氏.决定他是否入仕的依据并非他的情感倾向性,而是对时局的判断,对要效忠的主子的政治潜力认可,以及他本人的安全感.     

清儒眼中杜预义理的“悖谬”

杜预第一次建立了《左传》的经解系统。清儒集众矢于杜预对《左传》义理的阐发,并逐渐升级为对杜预的人身攻击。清儒用后世之价值判断评判《左传》义理的是非,并让杜预及杜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承担了《左传》义理之"谬"。直到晚清,学者方能正确对待《左传》的义理及杜预的义理阐释。     

贾充与魏末晋初政治

作为魏晋之际重要的政治人物,贾充竭力协助司马氏扫除异己、巩固权势,甚而不惜背上弑君之罪,为亡魏成晋立下汗马功劳,从而跻身于统治核心,与司马氏结成了特殊关系。西晋初年,贾充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矛盾冲突的焦点,这与他在魏晋禅让过程中的表现有直接关系。透过贾充这个人物,可以看到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早就隐伏着深刻、复杂的矛盾,这是西晋政权凝聚力、皇统合法性匮乏的体现。     

《春秋经传集解》书名与撰著年代考辨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该书的命名和撰著年代是历代研究中的两大疑点。通过考察"集解"的注释体例,并结合杜预注释《左传》的宗旨,认为杜氏"集解"乃集合经传作解,进而肯定陆德明、孔颖达之说。此外,利用《宋书.州郡志》《晋书.地理志》及《水经注》中的相关材料与杜注中的地名互证,可以推定杜预始注《左传》的时间应不晚于咸宁二年(276),并非太康元年(280)平吴之后。     

司马懿父子的卑劣人格:晋王朝松软的立国根基

晋王朝的实际建立者——司马懿父子，是以卑劣的政治手段，作为晋王朝的立国根基的。司马氏留给子孙的财富，只有卑劣的人格示范。前人卑劣的政治人格，让后代子孙无血亲榜样可倚恃，无贤明祖先可夸耀自豪，从而陷入其先人卑劣政治人格的绝境之中。这就导致了司马氏政权不仅得不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相反，却时时有人在进行颠覆活动。因此，司马氏王朝根基的稳固性极差。     

杜预其人——读史札记

杜预(公元222—284年),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其祖父杜畿为曹魏尚书仆射,父杜恕为曹魏幽州刺史。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257年),在90余岁的退休官员乐详的荐举下,35岁的杜预袭祖爵为丰乐亭侯,后因功位至征南大将军、开府,封当阳侯,是一位“有大功名於晋室”的功臣。但是,史学界对杜预的评价甚微,甚至于忽略了杜预在西晋立国与“太康之治”中的重要作用及其社会历史地位。杜预虽然出身于宫僚家庭,又是晋王室的皇亲国戚(杜预是司马懿的女婿),但是,他不同于西晋的一般势官,他才华横溢,不仅是西晋时期的一位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一位经济家、发明家、天文历法家,同时又是一位学有成就的儒学家。     

人生执著谱写永恒之悲歌——谈嵇康之死

魏晋易代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政治非常混乱的时期,无数士人被卷入政争当中,成为司马氏集团在篡魏自立过程中无辜的牺牲品。在当时“名高于世”的嵇康虽未参与现实的政治斗争,却仍被冠以“乱教”“非毁典谟”的罪名而惨遭杀害。他的死既是中国古代士与政权矛盾冲突的必然产物,也是他自己人生选择的必然结果。客观和主观的统一便造成了他惨死于司马氏屠刀之下的悲剧结局。     

文言文一点通练

势如破竹原文杜预向江陵,王浑出横江,攻吴镇戍,所向皆克。杜预与众军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克。方春水生,难于久驻。宜俟来冬,更为大举。”预曰:“昔乐毅借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遂指授群帅方略,径造建业。(选自《资治通鉴·晋纪》)注释:①杜预:字元凯,西晋杜凌人。晋武帝时为镇南大将军,公元280年,与王浑、王睿等分道出     

论两晋礼家关于立宗资格的分歧

以杜预为代表的礼家认为有资格立大宗者仅为太子之母弟一人,而以贺循为代表的礼家则认为受封之群公子及起于是邦为大夫者皆可立大宗。杜预之说将礼文“公子之宗道”与一般卿大夫立宗之原则等而视之并受到了王肃之学的影响,而贺氏之说则明显受到了郑玄之学的影响。在两晋立宗资格问题上,由主杜预之说到主贺氏之说,反映出了两晋学术传统与学风的转变。     

生前文章惊海内 身后垂名动万年——论唐人对杜诗的接受

杜甫的诗赋创作在他年轻时已得到文坛前辈的高度赏识。与他同时的著名诗人李白、王维、岑参、高适都与他有亲密交往或诗歌酬唱。杜甫晚年更有“新诗海内流传遍”的美誉。杜甫身后,著名诗人白居易、元稹、张籍、韩愈、李贺、李商隐、杜荀鹤等都盛赞其诗歌,或承继其直面人生的创作品格,或学习其博大多姿的艺术风神。总之,唐人对杜诗的接受,在他生前已经彰显,在他身后更为普遍。     

杜甫论司马相如、阮籍及庾信

司马相如、阮籍和庾信是杜诗中论说最多的三位前代作家,杜甫歌咏他们并非是为了赞誉他们的作品,而是为了抒发自己身世穷通之感慨。换言之,杜甫借歌咏司马相如之"献赋"与"消渴疾"、阮籍之"途穷"以及"庾信宅"等故事抒发了自己仕途偃蹇、漂泊失所与生活困顿等现实情怀。     

司马相如“喻难”文的政治史价值

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被任防的《文章缘起》立为“喻难”体,萧统《文选》将“喻难”文本具录于“檄”类。“喻难”价值在于：作者用文学的手段,饱含浓烈的乡情,在文化史上首次从君权的抵达、贡赋的上输、人力的征调等层次深刻地反映了道路与政治的多维关系;它们是在民主政治习见、而在下行文以官僚为下限对象的专制政治时代仅见的以平民百姓为对象的成功说理文;作者在撮括前代观念基础上,以纵横家为理论底色,以雄主强汉为背景,首次明确地提出了“非常”政治的新鲜命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多重而独特的政治史价值。     

殷浩与东晋中期政治

殷浩是东晋中期著名的玄学名士,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与宗室司马昱结合掌握中枢政权,并积极北伐。但是由于自身的条件以及东晋政权的内讧和姚襄的反叛,北伐最终失败,自己亦被废为庶人,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父与子：文学风格未必承传——以黄庶、黄庭坚为例

黄庶与黄庭坚父子在学杜学韩的大方向上完全一脉相承。但在取径和结果上，却不尽相同。黄庭坚登少陵之堂，入韩愈之室，主要是窥准了杜韩诗中奇崛一途，发展了“深曲奇兀”的一面，最终锻造出了白己瘦硬、艰涩、奇峭的作品风格；而黄庶则学得了雄健一格。总之，庶学杜、韩，终为“雄”；庭坚学之终为“奇”。这是他们的同中之异。山谷诗“涩”，黄庶诗“清”。     

试谈杜牧与白居易的矛盾纠葛

李肇《唐国史补》中语及“杜司徒年七十,无意请老。裴晋公为舍人,以此讥之”,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也在证说白居易《司天台》、《不致仕》是批评杜佑的诗篇。因此,后人对杜牧为李飞撰写的墓志铭就有了先人为主的偏见,以为是在放肆地攻击白居易。本文就此问题提出纠正,先证明白居易并没有攻击过杜佑。     

试析项羽复杂的性格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重要最精彩的人物传记之一,司马迁以其前所未有的才力与千钧笔力,生动地塑造了项羽这一充满传奇色彩、有着复杂性格、具有高贵人格的悲剧英雄形象。项羽二十四岁起兵,三十一岁败亡,八年征战,骤起骤灭,是性格决定了命运。作为失败了的英雄,千百年来,却被反复吟唱,深切怀念,赢得了人们无限的敬仰,是他顶天立地高贵的人格使然。     

难民与诗圣——余光中笔下的杜甫

基于一种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和历史归属感,余光中以特定的视角,在《湘逝》、《不忍开灯的缘故》与《草堂祭杜甫》中,为杜甫塑造形象。余光中造像时,特重杜甫的内心世界;其《湘逝》一诗,更以第一人称的＂独白＂方式叙述,与咏写其他诗人用示现呼告——以＂你＂直呼——的＂谈心＂方式不同。这种更贴近余氏自我的手法,隐约有说杜甫就是谈自己的意涵,更显示杜甫对余光中的意义非凡。余光中用杜甫最脍炙人口的诗句,加以点染转化,为诗圣塑像,因为这些诗句就是杜甫的＂符号＂,最切合杜甫本人。杜甫暮年栖栖遑遑往来于山城、泽国间,余光中从情、理两端,设身处地去揣摩杜甫的心境,刻画非常细腻。他凭一样＂向北的心情＂（就是北望中原的思归之情）,以＂安史之乱最憔悴的难民＂与＂历史成就最辉煌的诗圣＂之强烈对比为主轴,咏写杜甫,与一般添彩附丽的颂歌不同。     

司马相如巴蜀行迹考论

司马相如的故里究竟是在成都,还是在今四川蓬安？自古至今,异说纷呈。这一争辩,实则关乎相如生平及其作品的考定。因此,试图借助史志考察司马相如一生中在巴蜀的行踪。然后。就明、清学者以及今贤所论,辨正“长卿桑梓”之所在;考察其先世由来、家道兴衰;认定其《梓桐山赋》等作品,进而考察西汉体物小赋与秦、汉杂赋,与宋玉等人赋作以及大赋兴起的历史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