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滇黔彝族同基督教的冲突与调适

基督教在我国彝族中的传播情况为：四川凉山彝族抵制，云南、贵州部分彝族皈依但逼迫基督教本土化；其原因在于凉山彝族的自治状态和较完整保留的传统化与家支制度，阶级和民族压迫、传教士的人为因素则促使云贵地区部分彝族接受了基督教。     

川滇黔彝族同基督教的冲突与调适

基督教在我国彝族中的传播情况为 :四川凉山彝族抵制 ,云南、贵州部分彝族皈依但逼迫基督教本土化 ;其原因在于凉山彝族的自治状态和较完整保留的传统文化与家支制度 ,阶级和民族压迫、传教士的人为因素则促使云贵地区部分彝族接受了基督教。     

简论明代广西土官与朝廷及土官内部的矛盾

明代广西社会矛盾除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以外,还有民族矛盾,土官与朝廷以及土官内部的矛盾等。 这些矛盾,互相联结,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激荡,使明代广西社会矛盾格外复杂和,尖锐。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终明之世,从未间断。因此,要研究明代广西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必须分析研究造成明代广西社会矛盾激化的各种因素。笔者认为,造成明代广西社会矛盾激化的因素很多,除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之外,还有土官与明朝廷及土官内部的矛盾。关于前者,笔者在《综论明代广西各族人民起义》中已作了大概的分析。本文着重研究明代广西土官与朝廷及土官内部的矛盾。     

浅析明代教化贵州彝族土司制度

明朝中央政府为加强中央集权,对贵州进行有效的统治和管辖,实行教化土司制度。该制度随着明朝国力以及对贵州政治态度的变化而变化。本文在阐述贵州彝族源起的基础上,解析明代教化贵州彝族土司制度及相关史实,进而分析这些制度的意义与成效。     

试析蒙化彝族左氏土官长期存在的原因

崛起于元代晚期,兴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的蒙化彝族左氏土官,传承17代,历时500多年。它的存在对当时的蒙化、云南历史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笔者认为,良好的君臣关系是其政权得以长存的政治保障;官民和谐是左氏土官长期存在的群众基础;强大的政治联姻是蒙化彝族左氏土官长存的联盟基础。     

论元代对滇东北彝族土官的管理

滇东北地区包括今昭通市、曲靖市、昆明市的东川区和寻甸县等区域,这一区域在元代属于彝族聚居区,是云南通往内地的主要交通要道。故元代在此设置了两个宣慰司,在宣慰司下设路府州县,并任命彝族首领为土官,蒙元统治者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控制措施对彝族土官进行管理,使他们为蒙元王朝奔走惟命。     

明代乌蒙山区彝族土司制度的基本内容

明代乌蒙山区土司均为彝族土司,其地有一套最完备的土司制度,可视为明廷在西南地区推行土司制度的典型代表。本文以此为重点,探析了明代彝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土司授职与承袭制度、朝贡与纳赋制度、升降与赏罚制度、土兵征调制度、土流并治和土司教化制度。     

明代南方诸省女土官执政现象研究

由于经济上农业生产和经贸中的“女劳男逸”现象存在；政治官职上的借职制度及土官官族内封建宗法形态的发生等原因，明代南方诸省女性贵族人员有世袭土官职权的权力；也有向朝廷申请诰封和率兵外出征战的权力。女性土官掌权后，在抗击倭寇，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团结；促进边疆与中原地区物品的交流；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修建驿道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女性土官为争夺世袭权力，运用土兵进行战争，导致了民族地区战乱，对土官地区人民的正常生活造成了破坏。具有消极作用。     

试论明清时期蒙化彝族左氏土官的社会影响

近年来,史学界对云南土司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丽江木氏土司和元江傣族那氏土司的研究,而对蒙化彝族左氏土司研究甚少。蒙化土知府与丽江、元江土知府并称"云南三大土知府"。可见,蒙化左氏土官与丽江木氏土司、元江那氏土司一样曾对云南历史产生重要影响。     

明代西北仆苑官牧制度及其演变

明代西北马政是明朝政治经营西北特别是巩固西北边防的重要步骤,而仆苑官牧制度则是西北马政重要内容,这些制度及其演变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西北马政始盛终衰的发展过程。     

论明代西南地区土兵制度的完备

明代土司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土兵制度发展与完备的基础和前提.明代西南地区土兵制度完备主要体现在土兵管理更完善、土兵数量更庞大、土兵训练更有术、土兵职责更明确、土兵赏罚更分明.明代土兵制度更加完备,使土兵在保境、轮戍、征讨中发挥了更大作用,不仅维护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秩序,而且更加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     

略论明代御史制度之利弊

御史制度古已有之,秦汉唐宋历代相承,号称天子耳目,是封建官僚系统中的重要分支。朱元璋立国之初,有鉴于元代纲纪废弛,贪吏横行,设御史台。“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事,御史掌纠察”。御史合作为三大府之一,在中央政府中居鼎足乏势。所谓“朝廷纪纲,尽系于此”。以后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与六部并列,都御史为七卿之一。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员额多达一百十人,远远超过前代(唐代监察御史仅十五人)。有明一代,御史人数众多,地位显赫,在整个官僚系统中起重要     

明代史官制度之渊源考

我国自古就有设立史官的传统,而官修史书制度化则完成于唐代。自唐之后,史馆修史逐渐成为一种制度为后世所继承。明代史官制度承汉唐之旧,又有所损益,在直接继承和发展元代史官制度的基础上逐步确立和完善,延续了自古以来良好的修史传统。     

以书为礼:明代士大夫的书籍之交

依据《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结合其他史料,探讨明代士大夫间以书为礼现象,发现:第一,以书为礼是明代士大夫日常交往的普遍行为:赠书者多为中上层士人;所赠书以家刻本和官书为主;以书为礼是双向的,体现了礼尚往来的原则。第二,明代士大夫普遍以书为礼的主要原因有:受传统上诗文、图书赠送的影响;明代中期以后出版业发达,刻印图书更方便;书是雅礼之一,符合士大夫对礼物的期待;明代历日颁发制度导致赠送历日成为特权阶层联络感情甚至贿赂的普遍选择。第三,明代中期以后以书为礼现象产生了异化:一方面,代表雅礼的书帕徒有其名,书帕仪(金)才是礼物的真正内容;另一方面,官场上赠送的书帕本往往是些校勘不精、质量低劣的图书。考察明代以书为礼现象,有助于拓展和加深对传统文献学的认识。     

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谪官贵州之『龙场悟道』

王阳明(1427-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官宦世家.自小立志做圣贤,自称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是我国明代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军事家.他不但精通儒、佛、道家的思想学术,而且在军事上的作战韬略和领导才能在历史上也是影响深远的.     

史籍所见明代宁夏地区"土达"之踪迹

朱明王朝建立后,元室北迁,留居内地归附明王朝的蒙古民众众多,散居于全国各地.其中居住在明朝西北边疆卫所中的蒙古遗民,与当地汉族杂居,史料中称之为"土达".明代"土达"主要分布在河州(包括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全境和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以南地区)、西宁地区、宁夏地区等地.     

外籍蜀官与“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王道和霸道是中国传统治术的两端,并且由此产生“儒生”与“文吏”二类文官群体的分类。汉代中期前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运作模式确立,儒生、法吏并用,或者以儒术缘饰法术,此运作模式有利于帝国行政和大一统的思想控制。汉制,郡国守相不用本郡国人,西汉外籍蜀官在巴蜀地区的施政带有“霸王道杂之”的色彩,使得地方基层社会逐渐被整合到国家秩序之中,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陷入“地方化”。西汉蜀郡太守文翁的行事具有典型意义,可为研究者提供一个观察和分析的案例。     

虽无宰相之名,实有赞襄之责——试论明代内阁制度的作用

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明代的内阁制是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其中多数观点认为明代的内阁既无宰相之名,亦无宰相之实。本文认为这种说法有欠公允。明代的内阁制度是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出现,取代了丞相制度,在历史上存在200多年时间,作为一种新的强化皇权制的政体,在明代的政治生活中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可以说明代的内阁虽无宰相之名,却有赞襄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