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豪强地主私兵初探

汉代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扩张和社会的动荡不安,私兵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豪强地主利用宗法、人身依附关系将宾客、宗人、依附农民等组织成私兵,并利用私兵对抗官府,逃避租税,参与军阀混战。它与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私兵又是封建统治秩序的重要维持者。     

汉代官吏选任中的身份“破格”现象

汉代官吏选任中除有正常的仕进外,还存在不以典章制度或诏令为规则的身份“破格”现象。史籍所见汉代官吏选任中的身份“破格”现象大致可分为商贾为官、王国官吏担任中央官员、臧吏为官、宗室典三河、打破“任子”身份限制为官等五大类。其中,既有因为才能、声名和功劳出众而被“破格”选任的官吏,也有因为家世显贵、受皇帝喜爱等因素被“破格”擢拔者。汉代官吏的身份“破格”现象既有灵活用人、激励他人进取、维护封建统治的积极作用,也有有失公平、破坏规章制度的消极影响。究其根本,是汉代官僚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     

论汉代边军的组织与管理

汉代边军有着较完备的组织与管理体系。边郡太守是某一区域边防事务的最高长官,其下还有一个颇具规模的掾属系统。边军的构成也是复杂多样,主要是戍卒与边郡正卒,此外还有募卒、谪卒以及刑徒兵等。边军的日常生活主要包括军事训练和必要的精神需求及文体活动。为了边疆的长治久安,屯戍组织维护戍卒的基本人身权利与经济利益,不仅提供各种军需及生活物资,还有必要的医疗保障设施。总体来讲,两汉时期尽管在边疆政策上都曾有过失误,东汉的衰亡也与边患直接有关,但中央政府对边军的有效组织与管理一直是汉代边军强大的不二法宝,也是值得肯定的,这对提高边军的战斗力具有积极作用。     

汉代游仙文学主旨探论

游仙思想作为抒情达意的手段,并形成游仙文学传统,伊始于庄子、屈原。到了汉代,文人们所创作的游仙文学,内容上继承庄子、屈原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开拓,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对长生享乐的渴求;表达对现实黑暗动乱政治的不满,对自由、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对传说中的仙人如何成仙和世间良吏得道成仙的记载;对祭祀、祈请神仙降赐祥瑞和神仙方术的描写     

从“私箴”看宋儒的道德修养

箴是一种用于警示与劝诫的文体.箴分为官箴与私箴,前者以君主和百官为规劝对象,后者以作者自身为警示对象.从宋代私箴中可以看出宋儒所追求的道德内容及其实现途径.宋儒注重内心涵养,通过诚、敬养心,并以内省来思过改过.与此同时,宋儒非常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其所提倡的道德.宋儒的道德修养是这两方面的结合,对后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公”与“私”的修辞分析

文章从“公”与“私”的形义系统,分析了它们对立的修辞关系;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对其中所蕴含的关于“公”与“私”对立统一的人格修辞意义进行了阐释;从经济体制的层面,分析了公私合一的政治修辞意义。     

汉代“少吏”论考

秦汉官与吏并无严格区分,按其秩阶分为长吏和少吏两个层次.长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秩阶为二千石至比二百石之官吏,即所谓朝廷命官;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具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两汉史籍所见小吏实为少吏之讹误,二者概念范畴基本一致.少吏讹为小吏约始于宋代,此为史籍流传之必然现象     

汉代“罢癃”问题再探

在汉代,"罢癃"的称呼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不仅先天的侏儒和残疾或后天的残疾属于"罢癃",重症病人和受过宫刑的人亦称为"罢癃"。汉代对"罢癃"的管理有一些专门的规定:设专门官员严格编录"罢癃"户籍,地方吏员对"罢癃"人口申报不实要受到惩罚;"罢癃"一般情况下不具有到官府作证、举诉等权利;汉代"罢癃"在正常年景下要服更赋;"罢癃"要交假税、服刑,在特殊时候也要服兵役等等。汉代非常重视对"罢癃"的救抚,不但国家投入大量的钱物,而且宗族势力亦参与其中,体现了国家社会对"罢癃"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     

龚自珍论“私”思想探析

清龚自珍对私做了富有新意的探索,这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龚自珍关于私论的可取之处包括:肯定"私"的普遍性、提出私的起源问题以及公而有私三个部分。其不足之处表现在:没有对"私"下定义、没有回答"私"的起源问题、缺少对公私关系的辩证分析这几个方面。对龚自珍论私已有成果有待辨正的方面:忽略古代天人感应的文化背景、忽视龚自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立场和曲解龚自珍的公私观。     

汉代经学视域与文学空间——兼论汉代文学的“独立性”

汉代经学与文学的观照往往投向共同的对象,可作实证的考辨和类聚的阐述.汉赋继承《诗》之“窈窕”并《诗》、《骚》玉女、宓妃的审美观照,经学的解释则取伦理评价.《诗》、《骚》山水表现俱以个体情感的投射表现审美精神,汉代骚体如之,大赋以之为审美的对象而形成宏阔的铺陈;经学则承仁、智的观念进行比德的说教.经学对虹蜺的解释与道德相系,但《楚辞》却以楚人图腾的关联而视之为美好之象,并延及汉赋的描写.这说明汉代经学视域与文学空间的并存及其相互关联,说明汉代文学得于往代继承和具有审美的相对独立性.     

论汉代“吏道”

吏道是汉代仕进的基本途径之一。汉代掾吏升迁的机会较多 ,主要通过四种途径 :其一 ,通过察举升迁 ;其二 ,积功劳升迁 ;其三 ,由三公掾属而升迁 ;其四 ,举计吏拜官。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 ,吏道不仅没有被限制 ,反而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九品中正制确立后 ,由吏道而升迁的仕进方式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当前幼儿园“公转私”、“私转公”现象的案例分析与讨论

学前教育由过去的忽视到现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出现了幼儿园体制的不稳定。学前教育转制过程中存在转制目标不明确、政府投入的体制缺陷等问题,作者通过对幼儿园“公转私”、“私转公”具体案例的分析,总结出一些幼儿园体制转换方面的共性问题．以期体现政府在幼儿教育中的参与性、补偿性和干预性责任。     

论校长学术身份的“失重”与重构

校长职务的身份结构主要包括学术身份和行政身份。以行政主义为核心 ,以高考意识形态为辅助 ,两种外部力量共同完成了我国校长职务两种身份分离的过程 ,其结果是形成了当代校长职务行政身份凸显、学术身份“失重”的非常态结构。它对学校领导与管理造成的现实后果是 :行政管理取代学术领导 ;权力运作方式强制多于沟通 ;资源分配带有倾斜性。校长学术身份重构主要通过校长管理的制度安排完成     

再论汉代人的国家意识

汉代人的国家意识在带有“公”属性的同时,其一家一姓“皇帝专属”的“私”属性十分浓厚。虽然总体来看,汉代人的强国与爱国意识得到了空前强化,但汉代人的国家意识也具有多层次性、差异性和可变性。理性看待汉代人的国家意识,可为现今中国真正有效、稳固、积极、健康的群体爱国意识的形成及爱国行为的产生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启示。     

汉代城市的治安与组织管理

汉代是我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城市管理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城市的消防和治安上,加强预防,并采取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在城市组织管理上,加强户籍、卫生、绿化工作,展现了汉代城市管理的独特风貌     

从“举贤良”看汉代的选官制度

汉代的“举贤良”可以从思想、制度、人物三个层面进行探讨,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并作用于汉代政治。贤良不论作为个体还是群体,在汉代重要决策的拟定、选举制度、州郡设置、思想以及文教等领域中都有重要的建树。贤良与政治的互动,产生的合力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但其固有的弊病仍然成为后世的借鉴。     

从汉代书论窥探敦煌汉简的“民间性”

敦煌汉简的"民间性"问题向来是一个颇具争论的话题,以往人们在从汉代教育、官吏选拔制度等因素讨论此问题时,忽略了汉代的书法理论.然而,当我们直面历史,回到当初的文化语境时,汉代书论告诉我们:对于书法的各种定性似乎是不存在的,所谓官方书法、文人书法、民间书法之间的界限也是比较模糊的.     

“毛猿”的身份探求与身份焦虑

极具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的《毛猿》展示了现代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归属感和存在感的丧失,从而开始对自我进行不断的思考、审视和定义的过程。本文从身份角度梳理作为现代人的毛猿对自我身份的探求。伴随着一系列的焦虑、痛苦、迷茫、求索甚至斗争,最终发现自己不但被这个世界所遗弃,而且无法同自我进行和解,从而揭示了现代人弥漫着无限悲剧意味的生存困境。     

汉代的“故吏”

"故吏"一词在汉代有多种含义,以往学界多重视其"旧时属吏"的意义,而忽略其他含义。笔者利用文献和汉简材料,讨论了作为"前为官职者"的"故吏"在汉代的政治表现。认为他们虽已不是官吏,但凭借其行政技能,有时仍能参与行政事务。并指出这种"故吏"在汉代有相当多重新为吏的机会,已成为了一种任吏资格。     

论汉代的家学

汉代是中国古代家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无论从家学的内容上,抑或从家学的形式上都起了奠基的作用。其时的家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经学已在家庭文化知识的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二是教育对象不限于家庭成员,具有开放性;三是妇女也能接受家学教育。汉代的家学在传承社会文化,培养造就各种专门人才中,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