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道德与法律的矛盾互动与社会进步

道德与法律的对立统一性是二者相互支持、协调发展的理论根据，更是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学理基础；了解它们在矛盾互动中的相互支持规律，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既是德治与法治矛盾运动的内在逻辑必然，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更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群体性事件视角下厉行法治的社会基础探析

以综合反映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处于变革过程中各种现实矛盾、社会问题和体制政策缺陷的产物——群体性事件为视角,分析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思考中国在法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剖析在中国厉行法治过程中社会基础缺失的原因,探索培育法治社会基础的路径。     

法的哲学困境与德治的矫正

从哲学角度，立秋了法治的困境在于法自身的矛盾性，并通过剖析法的矛盾，进而指出，只有德治才能援救法治、矫正法治的弊端。在理顺法治和德治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法治虽然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但绝不能忽视德治的重要补充地位，只有这样，法治与德治才能相得益彰，共同促进社会的繁荣进步。     

埃利希的“活法”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启示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呈现出了"新常态",各项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矛盾凸显,如何全面推动"法治中国"建设,为改革保驾护航,则显得尤为迫切,本文立足我国社会的新常态背景以及我国法治制度的演进经验,深入分析埃利希"活法"理论的现实价值,以期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全面推动"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论道德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

道德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着眼于道德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矛盾的解决。这一矛盾在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建设理论中,以及在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都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当前有关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文化建设问题的种种争论,也无不与之相关。以法治为依靠,建构最低和最高的道德标准,是最大程度地化解道德理想与现实之间矛盾的一种可能方式     

法治视野中的市民社会理论

考察市民社会的内涵及其在法治运行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和向市民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法治建设的困境在于历史上市民社会的缺失和现实中市民社会的不成熟。积极培育中国的市民社会,构筑法治的深层社会根基,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     

论法、德兼治的人文理念

法治是人类进步的客观表现,它成为社会主体对话与交往的工具,其在所有社会规范中的特殊功能正渐进凸现。德治是法治前提下人们至高无上的一种人文精神,它合理解决“小我”与“大我”、社会正义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法、德兼治已成为高层决策者和思想界的一种共鸣,是中国治国的一种客观的现实的需要。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信访工作研究

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信访工作者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处理信访工作，是国家机关公信力的体现，是提高信访工作质量的保障，是信访工作法治化的要求，更是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保证。通过对法治思维及法治方式原理进行研究，结合当前信访工作存在的主要难点进行分析，提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信访工作建议，对信访工作法治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现代治国之道的几点思考

现代法治自身存在着诸多的矛盾 :形式法治要求的恪守法律规则、严守审判程序与立法机关的多元主体、司法权的行政分割之间的矛盾 ;现代法治的民意体现与法律成为权力执掌者自上而下施加的社会控制工具的矛盾 ;法律规则的确定性与现实境况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 ;法律的普遍适用性和人们之间差异性之间的矛盾 ;法律的一般规则与千差万别的事实之间的矛盾。缓解这些矛盾 ,可从现代法治之外着眼考虑 ,即在重视效率价值的同时 ,重视社会公平价值 ;在保护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同时 ,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扶持 ;重视政府权力的人民性建设 ,扩大社会自治的范围等方面做一些思考。     

浅谈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法治之路

尽管中国的宪政运动已有将近百年的历史,而且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可能把我们带入一个法治事业的新阶段,中国的法治仍然面临严重的挑战。法治虽然不是一个公正社会的全部,但也是其必要条件,因此只有切实实践法治,才能妥善协调和消解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平稳过渡。     

“人治”还是“法治”

理论界有一代表性的观点——人治是中国的特征,原因在于“中国的‘普遍物’并不成为至高无上的神圣法则”,不适用于中国传统社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礼是中国社会中至高无上的法则。今日中国社会应是德法协治的时代,或曰是贤人政治与法治并存的时代。贤人治理不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贤人治理仍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而且高度的法治社会需要贤人政治过渡。处理好两种治理模式,有助于中国社会平稳地向高度法治社会过渡。     

论我国法治政府的基本建成

法治政府是政府管控社会的一种善治模式。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首先应明确法治和法治政府的基本概念,其次应是了解我国经历了从依法治国到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政策演变。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具体内容包括了治国理念的与时俱进、行政权力的行使法定等四个方面。在我国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过程中应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以党的十八大为新起点,力争早日实现我国法治政府基本建成这一目标。     

社会转型需要中西文化融合的共享价值体系

科学融合西方文化,是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要实现向公民社会和法治国家顺利转型,应继承和弘扬中国优良传统文化,提升国民的自律能力和人生智慧,汲取西方先进文化要素,培养社会民主法治秩序和公平正义信仰,建构融合中西文化的共享价值观体系,促进人与社会的科学发展。     

人民调解与现代农村社会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农村社会的法制现代化,但这种理想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国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尽管人民调解是中国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其在缓解现代农村社会法治需求困境方面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法制现代化应是建立在现代中国社会生活和经验之上的推进而非概念中的展开,因此,人民调解机制可以视为中国法治深入农村社会的有效渠道,可以视为现代法律进入农村社会的窗口。     

转型社会的法治道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考察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转型社会是中国法治建设走不出的背景。社会转型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结构是乡土社会的法和现代社会的法并存与对立。法治建设的理念和路径选择都要立足于转型中国的客观事实,观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一体同构性,正视区域法治的差异性,撷一种法律与政治妥协的智慧,以开阔的视野,在坚持法治基本理念、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尝试探求具有“相对合理主义”的中国现代法治之术。     

论法治秩序与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

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关键在于乡村社会实现法治。文章将视角放在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提出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建构乡村社会法治秩序。     

谈效果历史中的转型中国法治——以一种中国化的视角

从效果历史的角度来看法治的发展过程,如果仅仅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只有历史考据学的分析,则法治的发展史会变成一部"死史",并不能为当代中国的法治进程提供更多的有意义的解读和借鉴。探究转型中国社会中的法治及其问题,应该先明白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国的转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或清算了西方理论在中国自由生长的脉搏。作为解释者,必须从所在的不同于以往的环境、思维、地位、文化、经济、政治等出发,按照已有的"成见"作出处境和视域的融合。这些成见是"中国化"的成见。     

论法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法治是公平正义的保障,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环境里,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我国需要大力实行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的法律制度,特别是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建设一个高质量的法治政府。     

科学发展观与依法治国的互动作用

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具有互动作用。科学发展现对于实施依法治国具有指导和推动作用：依法治国对于落实科学发展垸具有引领和保障作用;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和积极发挥这种互动作用,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更有利于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早日实现。     

宗法伦理对现代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影响

法治不只是一种制度化模式或社会组织模式,更是一种理性精神和化意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现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必然趋势,更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觉的理性追求。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表现为法律至上、限制权力、保障自由和关注效益、民主、秩序、平等。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伦理对法治社会建设的影响深远。宗法伦理观念并未因其是历史上的东西而自然消逝,而是不断地获得延续和传承,几经沉淀已深深地溶入国人的血液之中。它的等级精神、人治色彩、群体为重、义务为本、和为贵、无讼的价值取向大大消解了现代法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