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的三种途径

回视过去的十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已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本文着重探讨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三个途径:一、继承古代文论的人文主义和审美主义传统,建构"有根"的当代文论;二、转换古代文论的有效范畴,吸取传统文学批评手法的特点,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三、深入研究中西文化的异同,通过中西对话与融合,建构具有开放性的当代中国文论。     

在解释中建立起与古代文论的精神联系

讨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首先要认清古代文论体系的特殊性.对古代文论体系特殊性的认识,是我们走近古代文论的一个基本前提,而正确地理解传统,则是现代文论在百年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经验.通过解释中的转换与"他者"视角的介入,可以建立起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精神联系的桥梁.这样,古代文论就会以其独有的智慧资源和思想优势支持当代文论的本土化建设,而当代文论也将因古代文论的支持而显得厚重而不轻飘.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习近平对当代中国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建设做出的原创性贡献。这一理论创新不仅只是知识谱系的转换,而是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整体建构与创造。其内涵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创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创新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文艺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内在培植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创新的精神沃土与根基;以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推进文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科学构建了一种具有中国风格和凸显现代价值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谱系,继而从根本上促进和实现了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范式转换,展现为一种思想“合力”的力量,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提供了一种完整系统的价值引领和理论支撑。     

"诗言志"的转换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

“诗言志”经过3000多年的“理论旅行”而走到了今天,存活在现代文论和批评的话语中。“诗言志”的转换经过了古代转换和现代转换两个大的阶段,沿着“转”和“换”两条线索进行。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决不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也不能走“纯民族化”的道路,只能走民族化和中西融合的道路,其中民族化是前提,也是主要的。     

接受视野中的孟子诗学

和孔子、荀子相比,孟子对中国古代文论影响方式的最大不同,乃在《孟子》和孟子诗学中蕴含的思想智慧,是在接受过程中逐渐被中国古代文论发现和吸收的。按"言各有畛"的原则分析孔孟之间诗学主题上的根本变迁,可以看出,孟子"以意逆志"说中可以与西方文论、当代文论相呼应的思想智慧,中国古代文论在接受过程中对"以意逆志"说进行的重大理论改造及其意想不到的后果。中国古代文论对孟子"知言"、"养气"思想智慧的发现和吸收,表明了孟子对中国古代文论"大而化之"的影响方式的思想威力。     

1969—1979年期间外国文论译介概况

文章梳理了1969—1979这段特殊时期我国翻译文论的基本情况,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翻译文论概貌。通过举例分析和阐释,指出这一时期的翻译文论完全在意识形态的操控下完成这一特点。     

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学的建设问题

中国的当代文艺学缺少中国的气息、中国的特色，其原因在于没有把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放到应有地位。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必须坚决走出“西学为体”的误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母体和本根，正确地学习西方的文艺和美学理论，吸取其科学的内容和有价值的理论思想     

外来传统与本土创造：俄苏文论接受研究——以对《中国接受俄国文论研究》的辨释为中心

俄苏文论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俄苏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中俄比较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通过具体分析俄中文论关系中的“移植”“误读”“纠偏”“阐发”等四种现象及其主要表现,《中国接受俄国文论研究》对俄苏文论被中国现代文学吸收和转化的过程和机制展开重点考察,以探寻其中的思想碰撞、交汇的理路,可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路径与方法。俄中文论关系主要构成在于：1920年代早期对“无产阶级文化派”、1930年代对“拉普”的移植接受及1949年前后中国文论的全盘苏化;对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和俄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误读;对俄苏文论的缺失进行纠正并结合中国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加以“本土创造”。     

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中应注意的问题及可选择的方向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古代文论现代研究的一贯追求。既往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在进行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时候，应警惕泛化倾向，要解决对古代文论本体性的理解问题。在解决对古代文化本体性理解的基础上，坚持向内求深度、向外求形式同时并举，是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可以选择的恰当策略     

解释学文论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

伽达默尔之所以用游戏、象征、节日、语言来界定艺术,是本体论美学的语言游戏论对认识论美学的形式的主观合目的论的批判,实质上是要消解所谓人类中心论和主体性观念,以说明它们的非主体性和无目的性.主动性和受动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在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中本来就是辩证统一的,而且惟有它们的辩证统一才使社会实践达到了自由的高度,从而使整个社会实践(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实践)带有了审美性质或审美因素,并且在精神生产中生成出一种纯粹的审美活动及其结晶--美和艺术.在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坚持新实践美学的文论,辩证地揭示美、审美和艺术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即自由,走向自由的个体和多维的主体性全面发展的人,以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的自由实践论取代语言游戏论.     

理论之后:文学理论的知识图景与知识生产

"后理论"是新世纪人文科学研究面临的一种文化语境,也是关乎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某种程度上决定其知识生产的路径与转向。"后理论"代表了一个思想生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理论价值转向的到来,为文学理论知识图景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和依据,改变了文学理论的知识面貌、知识范式与理论表征,也促使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更加注重以多样化的形态面向文化政治与公共领域,更加突出反思性与思想生产的深度整和,以及在价值定向与价值选择方面的高度自觉。     

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建构

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学术视野考察文学经典的建构,更多地看到文学经典生成的外部因素,看到每一个文学经典的特定的文化话语场,看到文学经典处在一个不断被建构的开放体系之中。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往往是通过纳入国民教育序列、编入教科书而实现。文学研究者则可以而且能够通过文学史叙事体的作用,去影响集体无意识的主流文化,进而促使国家话语霸权顺应时代文化的潮流。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叙事经典的价值维度,针对现当代文学经典选择中的种种问题,找出不应“入史”、不应划为经典的诸种状况,以为文学经典建构之警策。     

中西思想家、文论家关于文学本质的界定

文学本质论是文学研究的主题和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中西思想家、文论家关于文学本质的界定主要有世界中心论、作家中心论、文本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四大类,每一类中又有许多不同学说,但只是从某一视角就某一视点进行了界定.文学本质的全方位界定应该遵循开放性和发展性原则,对包括世界、作家、文本和读者在内的文学进行整体观照.     

主体间性与传统文类史观的修正

“文类”是文学理论中极为重要的范畴之一.比较典型地而且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我们的是两种传统文类史观:一是文类代嬗观,二是文类等级观.主体间性要求我们关注主体间的交互对话,可以形成对传统文类史观的修正和补充.     

试析从文艺理论层次理解美国文学教与学的重要性

美国文学是英语专业基础课之一,它可以增强英语专业学生挖掘英语深层次和本源性知识的能力。在文艺理论的层面上对美国文学加以研究在今天大学教育中有着重要作用。     

论文本与经典——关于文学史本体的思考

文学史是以一种实在性与抽象性相兼的姿态存在着,且以文本、人本、思本和事本为其呈现形态。文本作为文学史的本体,主要指历代文学作品,即物化了的、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被文字所凝固的文学创作活动。无论什么时代的文学史或中国文学史的课堂教学都体现着文学史本体观。从文学史角度看,所谓文学经典就是入史率极高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入史率可以作为测定其经典化程度和水平的重要参数。文学经典不是永恒不变的化石。当代文学家及媒体对经典应作严肃、正确的阐释和积极有效的传播。     

由"本色"到"妙悟":两宋诗学发展的逻辑进程——以"焕发真识"诗人论为中心

与两宋政治文化由“外王”向“内圣”转换、思想焦点由“道统”向“道学”转换相呼应,两宋诗学发展也经历了由以艺术作品为中心的尚“本色”向以艺术家气质为中心的重“妙悟”的转换。转换引发了两宋诗学星转斗移式的重新建构。重新建构起来的诗学,由“焕发真识”的诗人论、“忘我忘象”的艺术观、“进技于道”的创作论三大理论支柱支撑。以“焕发真识”诗人论为中心的两宋诗学史上这次转换的灵感源泉、知识基础、理论取向、逻辑进程,对中国文学、中国文论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文学精神与文学经典——以战后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为例的研究

文学经典的价值维度中,文学精神始终是最重要的一环,而悲剧精神及其衍生的批判精神构成了五四后中国文学精神的某种核心。悲剧精神的深化,表明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达到的高度。如将战后海峡两岸文学纳入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视野之中,可清楚看出:正是文学的悲剧精神、批判精神在解决文学与政治、传统与现代的紧张性对峙矛盾中,延续了“五四”后中国文学典律构建的命脉,而它的失落也造成了经典性的萎缩。     

胡风与浪漫主义

胡风文艺思想与浪漫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一直未能得到系统分析。胡风理论中的主要观点虽然包括思想认识和情绪体验两个方面,但他本人对后者的重视超过了前者,以致胡风理论表现出浪漫主义理论的某些特征。胡风文艺思想的浪漫主义特征起源于两个因素：一是西欧浪漫主义和“五四”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影响;二是对厨川白村与苏联作协“革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接受。胡风浪漫主义文学观作为一种功利主义文学观与左翼“同又不同”,根本区别在于,胡风认为浪漫主义者应负载启蒙和政治双重功能,而左翼人士则力图把浪漫主义纳入纯粹的政治轨道。这“同又不同”,又集中体现于如何看待自由主义或右翼浪漫主义、左翼浪漫主义以及抗战浪漫主义的态度上。     

董学文文学本质论思想研究

董学文是当代文学理论界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其文学本质论思想深邃、浑厚有一定的创新性。由对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梳理、对审美意识形态论观点的质疑和对文学本质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的阐述三个部分构成。研究董学文的文学本质论思想有益于人们拓展视野,从不同视角理解文学本质这一根本性问题,推动学术界对“文艺学第一原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反思,促进文学理论当代发展的深远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