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认罪认罚”办案模式研究

智慧司法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如何继续贯彻该制度,有效地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便捷化、智能化成为司法机关的当务之急。在“两高两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指导下,检察机关将办案工作与“互联网+”技术结合探索出两种办案模式,分别是“远程视频+电子签名完成具结”“远程视频+权利告知书”模式。当互联网+技术应用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采取措施有效避免该模式在司法仪式性、亲历性方面的程序风险,并以此为契机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信息化、智慧化。     

被追诉人行使反悔权后的法律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项重要内容。被追诉人在认罪认罚后可以撤回其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这意味着被追诉人享有对其有罪供述的撤回的反悔权。此外,在《认罪认罚权利义务告知书》中提到被追诉人的某些行为可以被视为撤回。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后反悔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如证据、量刑、人员回避等多种问题亟需得到解决。通过设定不同阶段的行使程序、救济程序以及相应的配套程序以期解决行使反悔权后所带来的法律问题。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自愿性”构成要素及实现路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一项新的制度,具有重要的刑事法律价值内涵。而在具体实践之中,关于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保障方面存在着问题。鉴于此,通过厘清认罪认罚的具体内涵,从而更为清晰地把握认罪认罚中自愿性的主、客观构成要素,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建立权利告知制度、规范被追诉人庭前反悔权、完善值班律师参与制度、推动法庭审查实质化方式对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加以保障,从而进一步推动认罪认罚制度的完善和落实。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理诠释与适用

理论上对认罪认罚从宽的内涵存在争议,需要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罪、认罚、从宽等构成要素进行法理分析,以廓清刑法理论上的不同认识。在司法实践中,需要对行为人认罪的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在罪名定性存疑时,司法主体对认罪环节更需慎重,对有罪答辩的罪名数量也需要认真核查,以确保认罪认罚从宽的司法适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认罪认罚从宽的实施还需要遵循罪刑相适应原则,对认罚的从宽处理需从刑罚种类与刑罚幅度等方面进行明确。这一制度可以适用于刑法分则的所有罪名,不应该在司法实践层面上对其适用范围进行限制。     

我国值班律师制度的未来展望——以认罪认罚案件为视角

建立及完善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的要求之一,两院三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值班律师意见》)正是深化落实司法改革目标的推动力量。此外,《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称为《试点办法》)已运行一年之久,作为其内容的值班律师制度是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值班律师意见》虽完善了有关规定,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对值班律师阅卷权利及有效参与等规定仍不完善。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对我国值班律师制度予以分析,以期对其的完善提供参考。     

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机制运行困境及出路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广泛运用,检察机关不断加大量刑建议制度的改革力度,量刑建议经历了从幅度刑到精准刑的转变。本文以西藏自治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结的747份刑事判决书为基础,总结西藏自治区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机制的运行情况,以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制度的难点、轻微刑事案件认罪认罚对于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及缓刑的影响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总结该制度在思想认识、制度本身和配套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此,从三方面提出破解之路,即在将认罪认罚作为一个独立的量刑情节在实体法中予以确立的基础上,构建多元化机制,提升量刑建议精准化水平,并配套构建量刑建议的审查和救济机制,以期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务成效。     

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问题——以权利保障为价值导向

目前,轻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取得良好效果,但重罪案件受限于该制度所追求的效率价值这一目标,未得到充分适用。缘于制度价值导向失衡、法律规范模糊不清以及各方主体利益难以平衡,重罪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明显受制。因此应当转换价值导向,注重对当事人特别是被追诉人的司法权利保障,尝试从权利保障角度来探析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路径。最终,立足权利保障的价值导向,确立相关法律规范、构建与强化相应程序的制度,改善重罪案件适用效果差的现状,从而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优势。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律师参与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为我国刑事辩护的实质性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在制度适用中强调律师的有效参与,是"辩护权主体与辩护权行使主体相分离"大背景下,维护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质量性、自愿性和有效性的必然选择。现阶段亟需在提高刑辩律师数量与能力的同时,逐步构建起科学完备的法律援助机制,从而最终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的有效参与。     

浅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视阈下的错案防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实践化试行至制度化入法、自小范围开展试点至推行全国范围适用,大大提高了我国刑事司法的效率,加快了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进程.但该制度适用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需要防范其隐蔽漏洞造成的冤假错案问题.文章从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能导致错案的根本因素和直接因素入手,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错案防范的化解路径.     

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经济学思考——基于“卡尔多—希克斯效率”视角

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全面推开并展示出强大生命力，传统法学研究方法在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与合理性以及司法资源效益方面存在某些局限性。以“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理论为研究工具，从法经济学视角论证了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以C法院裁判文书为实践样本，分析该制度适用现状及博弈相关因素并进行法律效益评判，提出了细化认定标准、优化认定范围与效益关联、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等实践路径，以期实现效益最优和法益人本理念的回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困境与路径

在适用条件及适用后果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程序存在一定的交叉。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铺开,公诉案件刑事和解面临着适用范围狭隘,从宽幅度小以及被害人主体地位虚化的现实困境。认识并解决这些困境,应顺应认罪人罚从宽的制度背景,从宏观高度重新厘清制度定位,扩大和解的适用范围,赋予被害人明确的量刑建议权。     

民族地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逻辑演进和实践探析

在中华法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民族聚居区产生了不同的民族习惯法。虽然古代习惯法中认罪认罚从宽机制在促进区域和谐稳定发展上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但在社会主义法治视阈下,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体系要求下,应兼顾民族法治的地方特色以进一步发挥良法善治的社会功能。本文以民族法治的价值论为理性统摄,重点对民族地区认罪认罚的机制逻辑进行历史性探索,探析不同地区与民族之间认罪认罚机制的差异,并就其实践路径与当今认罪认罚制度的规制进行比较,促进其在加快建设法治社会中进一步发挥实践功能。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

我国建立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后,这一制度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在节约司法资源、减少办案环节、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的运用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参考国外司法实践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实际,提出了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议。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证明标准的选择与保障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是否应该降低,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都颇有争议,原因在于以下两点：一是检察主导与审判中心主义的冲突;二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土化思想的缺乏。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简化了检方的刑事证明程序,但这并不意味着定罪的标准必然降低。从我国刑事诉讼的本土诉求来考量,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应当选择法定的证明标准。在适用过程中应注重协商的限度、保障被告人的自愿性、坚持审判中心主义的理念,在此基础上,法定证明标准的选择才有保障。     

论实体法视角下“认罪认罚”情节的司法适用

当下学界围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研究成果甚丰,但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具体适用却不时陷入窘境,司法人员对制度适用的理解时常产生分歧,被追诉人的实体权利供给在规范层面亦不甚明朗。应基于刑事一体化与制度体系化构建维度的考量,在宏观层面建议对制度适用模式的理解不应局限于“认罪”与“认罚”条件的同时成立,并拓宽“认罪”的内涵,将自首、坦白案件纳入认罪认罚案件的范畴;在微观层面结合试点经验肯定认罪认罚情节的法律地位及其量刑价值,以责任主义与该当量刑理念为理论根基,通过量刑建议预先划定责任刑视角下的刑罚范围,并分立为“认罪型”量刑情节与“认罚型”量刑情节以应对量刑情节的竞合适用问题,并促进形成从宽情节的体系化构建。     

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风险与规制——基于分案审理的研究

允许将共同犯罪案件中认罪被告人与不认罪被告人分案审理,可能会产生侵害不认罪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损害定罪量刑的准确性以及被检察院用于实现不当目的等风险。造成这些风险的主要原因包括：未确立被告人完整的对质询问权,未明确前案裁判与后案裁判的关系,检察院在起诉方式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上居于主导地位等。为规避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风险,应采取赋予被告人完整的对质询问权、明确前案裁判与后案裁判的关系、强化法院对审理方式的实质决定权,以及对认罪案件与不认罪案件的实质性审判等对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不起诉制度适用的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事速裁程序的进一步发展,其程序意义在于实现案件繁简分流。不起诉制度源于起诉便宜主义,旨在将部分案件在审判之前终结诉讼程序,但我国检察机关未能充分利用不起诉裁量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应对刑事诉讼全过程予以简化,审判前适用不起诉制度既有可行性,又有必要性。应明确将认罪认罚作为酌定不起诉的考量因素,将符合条件的案件及时分流出诉讼程序,是实现两项制度程序价值的出路。     

法庭调查模式的逻辑与反思——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行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实现我国刑事案件繁简分流的枢纽。目前，刑事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仅有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三条路径。而法庭调查作为审判程序的核心阶段，直接体现审判程序繁简的关键环节，必将因此受到影响。首先，公正基础上效率观以及现代司法的宽容精神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影响刑事诉讼法庭调查模式的核心价值导向；其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四个核心构成要素，即被追诉人意志自由前提下的自愿性、控辩合意的利益交换、追诉主体扩张的裁量权、诚信理念是该制度运行影响法庭调查模式的内在逻辑；最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中法庭调查内部各环节保留与简化存在问题，认罪因素与认罚因素的介入具有不同的影响，刑事案件庭审流程具有再简化的可能性。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技术性上诉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技术性上诉因违背司法公正性、损害司法公信力、拖延诉讼效率而应受到限制。引起技术性上诉的主要原因包括上诉理由审查机制的缺失、上诉不加刑原则对二审裁判的限制、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法定效力不明、监所条件差距带来的留所服刑需求以及不健全的司法教育感化机制引发的虚假"认罚"风险。为有效避免上诉权滥用,应当明确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效力、完善速裁案件二审审理制度、统一服刑标准并强化司法沟通工作,此外,可以尝试在速裁案件中推行有因上诉制度。     

认罪认罚案件再审问题分析与对策——以167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代表着案件处理无争议,但实践中一审裁判生效后当事人、检察院、法院等主体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等事由启动再审的情况仍大量存在,程序反复严重折损了制度效益。以再审文书为样本剖析其症结所在,是制度定位不清、程序阶段混同、权利保障不足等原因导致。以再审的视角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通过检察院确保具结书制作过程的合规性,审查起诉阶段赋予被追诉人阅卷权,不得剥夺被追诉人申请再审的权利,驳回申诉通知书详尽说理,确立程序性违法制裁等举措从源头上实现办案效益最大化,力求案结事了,服判息诉,减少再审案件发生,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