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政权的西藏及黄教政策研究

明清交替时期,黄教对中国“三北”地区影响重大。无论是蒙古、满洲还是沙俄都对黄教以及黄教的圣地西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与黄教以及黄教圣地西藏的联系中,满洲政权的黄教及西藏政策更具主动性。正是这一积极的姿态使得清初政权有效地利用黄教来扩大自己在蒙古各部中的影响,并为它对蒙古各部施加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清廷对西藏以及黄教政策的灵活运用还为清政权统一中国、成为“华夏共主”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从文教政策看“康乾盛世”

在中国封建社会,多数的统治者在其建立政权之初,都会精心制定相应的文教政策,并使其充分发挥巩固、服务统治的作用。作为统治全国的少数民族政权,为缓和、化解与汉民族的矛盾,清朝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制定了以推崇儒教,提倡程朱理学;笼络士子,实行怀柔与威慑并用;重视科举,以科举调控学校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文教政策。通过对清朝实施的文教政策来解读康雍乾三世,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来更好地认识、理解、评价＂康乾盛世＂,总结康雍乾三世的经验、得失,为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     

康乾盛世的史治腐败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鼎盛时期。然而，在“盛世”的表象下，史治腐败却十分人。本文分析了腐败产生的原因、特点及其危害性。     

康乾盛世的吏治腐败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鼎盛时期。然而 ,在“盛世”的表象下 ,吏治腐败却十分惊人。本文分析了腐败产生的原因、特点及其危害性。     

清“康乾盛世”之文字狱

作者主要以康熙、乾隆两朝有关文字狱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案件为例,对清代文字狱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分析,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代社会腐朽没落的原因。     

避暑山庄与“康乾盛世”相随相伴

"康乾盛世",是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形成的特定历史时期。所谓"盛世",是封建社会史学家对历史上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概括。"康乾盛世",不仅是清代的而且还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繁荣昌盛时期。地处塞外避暑山庄,它与"康乾盛世"举步相随入列清史、携手并肩同登高峰,最后同步走向下坡路。     

透过《儒林外史》管窥康乾盛世的吏役世界

散布在《儒林外史》相关回目中对各色各类书吏和衙役的故事片段的描写,形象地勾勒出吴敬梓生活时代真实的吏役世界,通过深入分析封建制度下吏役横行的根源,从体制机制层面揭露了"康乾盛世"光环下政治吏治的黑暗窳败。     

论康乾盛世的惩贪

在中国历史上，清代是惩贪力度较重的一个王朝，而有清一代的惩贪又以康乾盛世时期最有特色。康熙帝表彰清官、雍正帝实行耗羡归公、高薪养廉、乾隆帝则屡兴大狱，惩治手段绞斩徒流无所不用，涉及犯官之多、打击面之广以此时为最。应承认三帝的惩贪收到了一时之效，保证了盛世的产生和延续。但总的说来是屡禁不止，究其原因，皇权专制造成皇帝执政过久、崇尚奢华、执法不一。专制主义官僚体制造成的官吏无耻、庸碌、拜金，社会风气的虚糜浮华等都影响着惩贪的彻底。康乾盛世不乏惩贪的手段，却缺少相应的防贪的制约机制。总结这一历史，当给人以启迪和借鉴。     

清"康乾盛世"之文字狱

作者主要以康熙、乾隆两朝有关文字狱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案件为例,对清代文字狱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分析,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代社会腐朽没落的原因.     

马戛尔尼眼中的“康乾盛世”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大英帝国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分乘五艘船只，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马戛尔尼是英国著名的外交官，曾先后任驻俄国公使，英国印度殖民地的马德拉斯总督。     

论乾隆朝的蒙古政策

乾隆朝的蒙古政策很好地透视了盛世下清廷的藩部政策。乾隆在继承前任统治者对蒙古治理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着自己的治理策略,通过经济、政治、宗教、司法等多种政策加强了对蒙古各部的统治。通过这些新旧政策的运用,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然而乾隆朝的民族政策又有很大局限性,它不仅常常陷入客观上促进民族融合而主观上又阻碍民族融合的矛盾之中,在主观上囿于清朝自定的“天下”范围之内,而对外无所作为。     

清代乾隆时期成灾性自然灾害之特点初探

清代乾隆时期（1736—1795）是我国自然灾害史上一个重要时段。统计分析表明,这一时期成灾性自然灾害的特点主要有：灾害种类繁多,以水、旱、雹灾为主;灾害频繁,被灾州县厅次众多;各灾种的地区分布存在极大差异,并带有明显的空间上的群发性;灾害的发生呈现时间上的连续性和集中性;等等。     

乾隆年间治理替考舞弊的历史经验

替考是常见的舞弊形式。清代乾隆年间,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替考舞弊凸现成为考试大弊。为此,清政府将清除替考舞弊作为治考的重点,大力开展清查活动。就其治理效果而言,严查究治之效显著,每次都打击了替考舞弊,保障了考试的顺利进行,但最终结果不仅未能绝其根株,反而使替考舞弊有增无减,更加频繁。这两种对立的效果,为后人治考并探讨清除替考舞弊的有效途径提供了借鉴。     

康乾南巡、典籍编纂与文化事业

康乾南巡期间,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与江浙地区的文人士绅群体积极互动,通过特恩加试、官绅书赋能力测试等方式考察和延揽人才,并积极搜寻典籍或接受文人士绅进献书籍画册。帝王对江浙地区文人及文化资源的吸纳,为其在京师和江浙地区以汉文化典籍刊刻为核心的典籍编纂事业储备了力量,并在南巡中及南巡后,将经过清政府重新调整、系统整理后的文化典籍颁赐给江浙地区,而江浙地区颁赐典籍的贮藏之所多为南巡影响下的行宫或名胜景观。     

乾隆皇帝《御制楞严经序》满、汉文本对勘及研究

乾隆皇帝及三世章嘉判定《首楞严经》并非伪经。乾隆皇帝选择《首楞严经》作一四体文的译制,有一种承自顺治、康熙、雍正各位此前清朝最高统治者对《首楞严经》关注及对其价值肯定的渊源。在乾隆翻译四体《首楞严经》前存有藏文本《首楞严经》,但散失不全。此外,《御制楞严经序》中所述四体合璧本《首楞严经》由汉文向其他语种转译,应当可信。     

乾隆时期的安南政策研究

无论是乾隆中前期,还是晚期,清廷同安南关系仍未突破中国传统宗藩关系旧模式。乾隆中前期清廷对安南内乱的不干涉政策和对边界争端的羁縻政策,固能体现出清廷对周边国家的友好态度,但却更多体现为＂天下共主＂的＂上国＂心理。乾隆中后期双方冲突,以及清廷对安南阮氏王朝的最终承认,主观上虽不存在宗主国中国对安南内政进行干涉的心理,但客观上却构成了事实上的干涉。概而言之,这一政策既在清代中越交往史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又有其不足之处。     

论清初汉军旗人督抚的历史作用

以清初的汉军旗人督抚为研究对象 ,从民族融合的角度 ,分析了汉军旗人—满汉融合的“混血儿”,在清初所起的历史作用——即成功地充当了满汉民族融合的“粘合剂”     

福康安与乾隆末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

乾隆末的中安宗藩关系屡经波折,频受考验,至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更跌入深渊,见诸兵戎,中安宗藩关系中断近两年之久,成为清代中安关系史上的一件憾事。但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双方友好交往的愿望是真诚的、强烈的。因此中安宗藩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于乾隆五十五年解冻回春,全面修复。但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非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时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力肩重任,秉乾隆之命,实心办事,确立务实的安南问题处理方针,与阮惠进行外交斡旋,打破僵局,在保存清朝颜面的前提下赢得了和解,并促成阮惠进京展觐祝厘,且一路陪同,辛苦万端,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将中安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试析清初汉军旗人的特点——兼论清初重用汉军旗人的原因

以清初的汉军旗人为研究对象 ,从民族融合的角度 ,剖析汉军旗人“大明骨 ,大清肉”的性格特点 ,阐明清初统治者重用汉军旗人的原因所在。同时 ,指出了汉军旗人———满汉融合的“混血儿” ,在清初成功地充当了满汉民族融合的”粘合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