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

《春秋》为六经之一,解释《春秋》的有《公羊传》《糓梁传》《左氏传》等,各派学者公认《春秋》有"大义"存于其间。笔者汇总前人意见,归纳为四条:一是天下公平原则,主要表现在国家官吏要选用贤能,人们之间要讲究信用,相互和睦;二是以天子为国家统一的象征,诸侯必须尊重天子;三是诸侯国之间要以仁爱之道相处,反对相互欺诈和侵伐;四是在文化认同上,站在自身所处的华夏文明的立场上,以之为内,以四裔文明为外,先内而后外。     

论《春秋纬》对《春秋》经的阐释

《春秋纬》对《春秋》经的阐释,主要集中在释成书、释星象灾异、析义理和疏经义四个方面,其间所存留的资料,可与《春秋》三传相补充,是汉代《春秋》学研究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春秋》三传

【作者】《春秋》三传即《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部编年体史书的合称,均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相传三部书的作者分别为左丘明、羊高、毂梁傲。     

贾谊《新书》引《春秋》述略

通过贾谊对《左传》的引用可以看出贾谊在西汉《左传》学史中的重要性,证明前人关于贾谊传《左传》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同时,由贾谊的《春秋》观和他对《春秋》之元的认识上,可以看出他对《公羊传》的熟悉程度。证明了在西汉初年,《春秋》三传之间并没有森严的壁垒。     

关公崇拜与《春秋》大义

千余年来,关公形象一直与《左传》和《春秋》有密切关系。《三国志》记载历史上的名将关羽“好《左氏传》”,但是元代以后,在各种文艺作品及传说故事中关公却与《春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春秋》和《左传》是两部有联系却也有很大差异的儒家经典,《左传》侧重记载历史,《春秋》却侧重于阐发儒家的政治理念。元代以后的文人学者把关公和《春秋》联系在一起,主要也是为了借助关公崇拜传达儒家的“大一统”“讨贼”“君臣之义”等政治理念。     

苏辙《春秋集解》浅论

苏辙《春秋集解》依据《左传》,以史事为基础,而参以公羊、穀梁、啖助、赵匡、陆淳诸家之说,在舍传求经的学术风气中独树一帜。在注解《春秋》上,苏辙以例解经,以礼为断,简洁平实,主以人情,尤得《春秋》之旨,对后来的《春秋》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琱玉集》引《春秋》考

古类书《琱玉集》残卷中六则引自《春秋》的材料,与现存《春秋》、《春秋左氏传》的内容有很大不同,彰显出编者在编辑词条时文献来源的非单一性。《琱玉集》对原始文献进行删改、润色,更注重情节,使之故事化,追求一种民间叙事,传达出《琱玉集》明显不同的写作性格和写作诉求,也彰显出早期类书的编写特点。     

论《春秋谷梁传》的产生与成书先于《春秋公羊传》

谷梁子是《春秋谷梁传》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谷梁传》的最早的作者。《春秋谷梁传》的产生先于《春秋公羊传》,荀子对《春秋谷梁传》学术特色之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其间当对《春秋谷梁传》多有损益。《春秋谷梁传》在先秦时代即有古文文本流传,《春秋谷梁传》的成书明显先于《春秋公羊传》。     

《春秋公羊传》的语法思想

《春秋公羊传》以独特的语言形式来分析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其分析客观上体现出了丰富的语法思想。就分析方法而言,不仅有替换分析,而且有对比分析;就分析角度而言,有语义层面上的分析,也有语用层面上的分析,更有句法层面上的分析。     

《金瓶梅》是一部春秋大传

《金瓶梅》作者是徐渭,徐渭志在《春秋》,他所写的《金瓶梅》是一部春秋大传,是以春秋笔法塑造的艺术精品。     

还原《春秋》《左传》谥号的原貌——评董常保《〈春秋〉〈左传〉谥号研究》

《（春秋）（左传）谥号研究》是研究《春秋》、《左传》谥号的一部力作。论著显著特色是遵循“尊尊”原则,以“礼”统领全书;详细统计并细致分析了《春秋》、《左传》的谥号情况,体现了严谨的治学精神;论著对学术界关于春秋赐谥礼制中的多有分歧的相关问题也做了深入的探析,最大程度上还原了《春秋》《左传》谥号的原貌。     

《左传》与《史记》——《春秋左传义证》报告之二

司马迁撰《史记》，记录春秋一段历史，其史料的基本来源是《春秋》、《左传》，《国语》，《世本》及谱谍等先秦典籍。《史记·五帝本纪》说：“予观《春秋》、《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当然，先秦的各种史料对司马迁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所起的作用大小也是有差异的。     

《史记》所言“春秋国语”系指《国语》小考

《史记》将“春秋”与“国语”相及而言者共二处：     

《左传》先于《春秋》说始末考论

《左传》先于《春秋》说最早当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黄洪宪所撰《春秋左传释附序》。黄洪宪称“左史”记事繁详、非有意释经、经传各自单行以及左丘明年世早于孔子，认为“左史在先，圣人之笔削在后”。1932年，张纯甫《是左十说》再次独立而明确地提出此说，认为《春秋》须待《左传》而明，《左传》为左丘明“少年之作”,孔门弟子后有补修，《春秋》为《左传》“提纲挈领”的“目录”,论证颇为系统详细。章太炎则提出“《经》《传》同作具修”说，认为孔子作《春秋》和左丘明作《左传》都同时兼得二人修撰。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仍在继续，有的学者不知黄洪宪、张纯甫诸人已着先鞭。     

王通《春秋》学考述

王通是隋唐儒学变革的先行者,他的《春秋》学思想是其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通过钩稽《中说》里王通对《春秋》和其接续《春秋》所作的《元经》的论述,我们可以整理出王通的《春秋》观,也可以管窥到已经亡佚的《元经》的大致轮廓（作意、起止、取舍、笔法、义例等）.在对王通的《春秋》学复原后,通过历史比较,我们发现,王通的《春秋》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则它是唐宋“义法史学”的先驱,二则它是中唐以后《春秋》学研究中“舍传求经”学派的前导.     

先《传》后《经》辨——论《左传》与孔子《春秋》之关系

《左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是学术史上一桩难以解决的公案。探讨《左传》的身世来历，理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证明左丘明《左传》先于孔子《春秋》而成书，孔子《春秋》依据《左传》而撰成，提出先《传》后《经》的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