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徽商

产生徽商的古徽州是朱熹的父母之邦.徽商的"贾而好儒"、"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对朱熹集大成的儒学思想精华的吸纳融合,突出了人生价值和商业理性的追求,表现了一种人文的自觉,实现了市场和自身的发展;同时由于程朱理学封建思想的束缚,徽商最终未能完成跨入近代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朱熹理学促成了一代儒商的辉煌,朱熹理学也从徽商的崛起时就决定了这一封建商帮的命运.     

论李侗在朱子理学创立中的作用与影响

李侗作为朱熹继承道统的最重要老师,在教导朱熹的过程中,以满腹的义理之见和极富魅力的人格感召,传授下一脉相承的理学之源,为朱熹集成理学的伟大事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桥梁作用。同时,他那独特鲜有、澄心默坐的授受方法,还为朱熹及其后学的义理研求,另辟了全新的思考路径。     

宋儒认知和处理佛教及佛、儒关系之情状——朱熹的检讨和超越

从“对杂于佛教情形之分辨”、“对理解佛教情状之完善”、“对争辩佛、儒异同观点之总结”、“对宋儒取胜佛教策略的提升”4个方面,展示了朱熹对宋儒关于佛教、佛教与儒学关系的认识和主张检讨之情形;认为朱熹在这些方面既有所继承,亦有所超越。     

政、教之间的心路徘徊——论朱熹教育思想的政治诉求

对朱熹教育思想的探讨应当重视外缘研究.朱熹的心路一直徘徊于入仕从政和退隐从教之间,二者形成一个巨大张力,极大影响到朱熹的教育观念.入仕从政是儒者定位、士大夫身份和时代背景所赋予朱熹的首要使命;以道进退、学政分离、育才化俗则是退隐从教的不得已;"格君心之非"、教育立国、"庆元党禁"充分证明朱熹教育思想的强烈政治诉求,在政治与教育之间的出入徘徊构成朱熹教育思想的底色.     

颜真卿人格之气浅析

盛唐时期实行儒释道三教调和,但又以儒为主的政策,而颜氏家族亦有以儒为宗的家庭教育理念,颜真卿自幼便秉承家学,修身力行,正是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家学渊源以及自身的锤炼,造就了他那"浩然正气"的伟大人格.笔者将从儒家思想来考察颜真卿的人格之气.     

从题诗看朱熹与佛教之关系

文章以朱熹的题诗为切入角度，考察朱熹与佛教之关系历时性的变化。从对朱熹不同时期题诗的分析可以看出：朱熹一生始终与寺院及热衷佛老的人相关联，朱熹的儒家性格与气质决定了他不甘心做一个超世隐居的晦士，因而也永远不可能达到禅师逸士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他一生都在这混沌的世间寻求一个平衡，儒的入世与佛的出世。     

以儒注屈 融屈于儒－－论朱熹的尊屈倾向之一

朱熹晚年采用以儒注屈的方式,以儒制儒,提出用孔子“观过知人”和儒家三纲五常等理论作为评价屈原思想行为的标准,否定了班固等人用“中庸”的尺度来衡量屈骚思想意义的标准,建立了新的评屈理论模式和格局,并最终将屈原的忠君爱国思想纳入了儒家的理论范畴,将屈原引进了儒家的思想殿堂,弥补了儒家思想理论在这方面的严重不足.     

朱熹理学学脉渊承考

朱熹理学的形成有其广泛而深刻的学脉渊承.朱熹理学是继承和发展先秦以来各家各派之长,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儒、佛、道三家的唯心主义思想,从而形成了朱熹特色的理学思想,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     

论“郑声淫“——回到朱熹的时代去

"郑卫之音"被指斥为"亡国之音",南宋朱熹变本加厉地将其中的情诗斥为"淫诗"或"淫奔之诗",将其中的女子斥为"淫女"或"淫妇",使人对郑诗有了成见.本文从原作入手,参以文献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对<郑风>和朱熹的思辩精神及理学思想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解释了朱熹"郑声之淫"的具体指向和产生这一观点的根源.这对我们正确地理解<郑诗>和朱熹的诗论必然会有所帮助.     

印光大师的儒佛融合思想

印光大师是具有丰厚儒学修养的净土宗十三代祖师.他站在儒佛平等互视的立场,融合儒佛,将儒佛本体固无二致之要义概括为"明明德,如证菩提",又以"孝"为礼佛之本,并明确提出了"儒佛二教,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的看法.印光大师的佛教人生,贯注着浓重儒家精神,诸如劝人在家念佛、重视家庭教育、关注社会民生等,体现了他以儒家弘道精神弘法利生的思想.     

朱有燉与曹雪芹及《红楼梦》关系臆说

朱有燉系明初杂剧大家,曹雪芹以《红楼梦》名世。二者相去甚远,似乎毫无干系。其实不然,朱有燉杂剧在清代宫廷有着广泛影响力,曹氏家族与宫廷关系密切,故曹雪芹对朱有燉杂剧当不陌生;朱有燉贵为王侯,周藩系中原名藩,及至清代则风光不再,曹雪芹由朱有燉及周藩遭遇引发身世之痛,曹雪芹对朱有燉的接受存在事实依据;朱有燉喜好、对女性态度与曹雪芹很近,《红楼梦》中有所体现;朱有燉度脱剧封闭式的结构与《红楼梦》以神话开篇又以神话终结也颇为一致,种种迹象表明,二者之巧合看似偶然实有必然,虽无铁证,但合乎常理,与那些按图索驹式的考证、索引相比,更接近事实。     

论戴震对朱熹始终如一的态度

戴震与朱熹同出于徽州,又各领时代风骚。程朱理学受到统治者和理学家的大力提倡,却遭到戴震的猛烈攻击。有人认为,戴震早期是程朱理学的信徒,晚年转而攻击理学,是忘本。我们在考察戴震评价朱熹的大量具体材料后认为,学界对戴震与朱熹理欲观的对立方面注意太多,未能看透戴震对朱熹的态度是真正地“批判与继承”,所以造成了学术理解上的视差和误读。戴震对朱熹的态度看似很矛盾,但只要抓住戴震治学“实事求是”、空所依傍的特点,就能理解其中原由。朱子对戴氏有深刻影响,戴震对朱熹有公允评价,并且态度始终如一。本文力求公正地看待其间的传承关系,从而纠正那些认为戴震思想有前后期的不同以及晚年竭力诋毁朱熹的错误观点。     

托付生命的故乡——浅论朱湘诗歌中的流水意象

作为文化现象的“朱湘之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阐释的诗性空间。诗人留存的4本诗集中．有许多诗歌描写了流水意象,这一意象倾注了诗人对生命的歌赞、沉思和追问。对朱湘诗作中的流水意象进行分析,既是我们把握其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的重要依据．又是我们领悟其生命哲学的重要突破口。     

猪八戒三“妻”考议——兼及《西游记》非吴承恩所作

早期西游文学文本以至百回本《西游记》中猪八戒之“妻”有三：裴海棠、卵二姐、高翠兰。这三个形象的设计分别植根于不同的文化渊源,具有各自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不同作者或同一作者不同情况下的艺术匠心。但一贯地都主要服务于猪八戒典型形象的塑造,即作为猪八戒欲望的对象,以成就猪八戒为世俗“好丈夫”、“好女婿”形象,尤其是帮助突出了猪八戒“有顽心,色情未泯”（第一百回）之为“色”所累者的本性。这一本性是八戒修行学佛最大障碍,却是他作为文学形象最根本的性格特点。至于从《西游记》两写猪八戒“倒踏门”的无所顾忌甚或以为得意,推断其《西游记》的作者不象是父为赘婿的吴承恩,虽不自本文始,但其作为《西游记》作者非吴承恩的内证,却是再作强调而决不过分的。     

朱在功过考

朱在卖了朱熹领头所创武夷精舍（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书院）,颓其家声。朱在知平江府（今苏州）其官风亦有惭其父。然朱在新修白鹿洞书院,其功不可湮没。     

朱湘书信集《海外寄霓君》的多重内涵

现代诗人朱湘书信的结集《海外寄霓君》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他在海外求学生活的心路历程,具有多重思想内涵,它既是热情亲昵的情书,也是亲切琐细的家书,还是悲怆感伤的世情书。这些书信中灌注了作家个人极为浓烈而复杂的情感,出语异常坦率真诚。这使这部书信集成为现代作家书信史上极为独特的"那一个"。     

朱元璋与宋濂文学交游考

朱元璋与宋濂名份上虽为君臣,学识上却实为师徒,宋濂传授的儒学思想和文章之道对朱元璋的治国理念和文学修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他的辅佐之下,朱元璋得以凭借帝王之尊引领元末明初文风的嬗变。事实上,朱元璋欣赏的是宋濂的儒家学识,并不看中他的文学才华,但在长期的君臣文学交往中,又深受宋濂文学思想和文法的影响。基于儒家文学观念的共识,朱元璋一再提升、褒奖宋濂,从而奠定他＂开国文臣之首＂的文坛地位。     

朱子“浃洽”论

朱子对自己研阅解读经典的途径和方法,曾作比较全面的探索和总结,其中一以贯之的经验在于"浃洽"二字.即在义理融会畅达的基础上,已熟的经书义理与实践操履相结合,在交融印证中获得对于义理的真切感受,达到身心与义理水乳交融的境界.这既是朱子一生读书问学之大体会,也是我们考察朱子读书整理文献的重要方面.     

朱湘外祖父诸说考辨

朱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诗人,对于其外祖父是谁历来众说纷纭,有说是张之洞的,有说是张之洞哥哥的,而朱湘本人在诗文中也并未提及。从朱湘母亲的生父入手,对此问题进行重新梳理与考辨,可以认定朱湘的外祖父是张之洞二哥张文清。     

朱自清对人格教育的探索与贡献

朱自清认为,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为学”与“做人”并重,朱自清还根据学校教育的具体情况,从教育、“群育”、经典教育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使这一培养目标更加具体化和明确化,并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