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张籍歌诗“同变时流”解

主要从社会学、传播学等角度，探讨张籍、王建歌诗“同变时流”之“时流”内涵及王建、张籍歌诗“同变时流”的过程。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时流”乃中唐诗坛不良之风气习尚。王建、张籍为变革这种习尚，历经了入流——出流——变流这一过程。王建、张籍歌诗变革诗坛旧习，给中唐诗坛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为中唐文学的复兴和唐代文学的第二次辉煌奠定了基础。     

论"张籍王建体"的艺术特征

张籍、王建都以乐府诗而名诗坛,严羽《沧浪诗话》更拈出“张籍王建体”予以褒扬。张籍、王建远绍汉魏乐府,近承杜甫“诗史”写实传统、使其诗作呈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讽渝”的鲜明艺术特征,并以其对乐府诗的开拓创新与创作实绩,成为元、白领导的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和先锋。     

论张籍的乐府诗

张籍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的乐府诗,写得比较出色,与王建齐名,时称“张王乐府”。《全唐诗》收其诗五卷,乐府诗即有八十多首。这些作品,时代气息十分强烈,在中唐的诗坛占有较重要的位置。张籍大约生于七五八年,卒于八三○年。他比白居易长四、五岁。白居易的新乐府,大都作于元和四年,在张籍已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之后。张籍上承杜甫的爱国爱人民的现实主义的传统,下影响白居     

行舟青草诗意浓

王建,字仲初,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人,大历十年进士,曾任渭南尉、秘书丞、侍御史,太和中出为陕州司马,从军塞上,晚年归咸阳,卜居原上。他与张籍在当时诗坛上齐名,兼具韩、孟和元、白两大诗派的风格,但又各领风骚,自放芬芳。张籍赞美他“心同野鹤与尘远,诗似冰壶见底清。”同张籍一样,     

石破天惊逗秋雨——读李贺名篇《李凭箜篌引》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一向有“诗的国度”之称。若论中国的古典诗歌,则以唐代为最高峰。在唐代,不仅出现了象李白、杜甫这样光照千古的伟大诗人,而且出现了众多的诗歌流派。就以中唐的诗坛来说,继李白、杜甫之后,又出现了张籍和王建,元稹和白居易,韩愈和孟郊,刘禹锡和柳宗元等好几个大的诗歌流派。而在这群星灿烂、百花争艳的时代,李贺却能戛戛独造,自铸伟词。他虽然仅仅活了二十七岁,留下的作品     

一部稳健扎实、厚重精警的力作--评徐礼节教授新著《张籍王建诗歌研究》

唐诗研究历来成为显学,可以说唐代诗人中稍有成就者都早已被发掘完毕,很难发现新的研究对象。只有一些曾经被广泛研究而不够深入或不够系统的作家像中唐时期的张籍、王建等,尚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但是要将前人或时贤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如果没有沉潜数年或十几年品味细绎作品的功夫,那么想要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有所创获,是绝对不可能的。当通读完徐礼节教授五十万字的新著《张籍王建诗歌研究》(以下简称徐著)(黄山书社,2015年1月版)后,我感到非常震撼。这是一部稳健扎实、厚重精警的力作,对推进中唐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唐代文学研究都有一定的贡献,对推进中唐乐府诗的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我认为这部专著有下面几个鲜明的特点。     

试论韩愈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韩愈诗歌雄奇瑰伟,在中唐诗坛别具风采,对后代影响深远,但在接受过程中受到"非诗"之讥,被认为是"押韵之文".从韩愈诗歌刻画景物、人物的生动逼真、"以文为诗"的具体内涵等方面,论述了韩诗具有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是货真价实的"诗".韩愈的"以文为诗"实际上是诗文交融的必然结果,在诗歌流变史上,是文体变革内驱力作用下普遍性规律起作用的体现,具有永恒的范式意义.     

论张王乐府与唐中期诗学思潮转向

唐代中期诗学思潮由理想到写实的转向，以元稹、白居易为最突出标志。但稍前于元、白的张籍和王建的诗歌创作特别是乐府诗，实已具备了这一转向的最本质特征。张籍、王建的乐府诗，对民间现实生活的广泛包容，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强烈关注，对托讽寓义的传统学范式的选择，以及通俗的语言、俚俗的情事，都成为元、白诗风之前导。张、王诗的尚俗求实程度固然不及元、白，但正因其内涵的丰富性在体派纷呈的元和诗坛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从而推动了诗学思潮转向的进程。     

浅析初唐四杰文论

"初唐四杰"王、杨、卢、骆不仅对六朝文学遗风进行了批判,而且在实践创作中进行了文学变革,并形成了自己的创作论,发唐诗之始音。     

延祐“雅正”诗坛与虞集的诗学思想

元中期延祐诗坛上出现的＂宗唐复古＂、以＂雅正＂为尚的风气,标志着元诗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反映了中期文人和元政权取得了短暂的合作。但由于文人始终无法走进政治权力的核心,怀抱＂旁观者心态＂,元中期＂盛世文学＂最终流于表象。作为＂元诗四大家＂之首的虞集,其诗学思想的双面性反映了＂盛世文学＂下汉族文人心态之纠结、诗学思想之复杂。这种尴尬,也预示着诗坛即将发生的另一种深刻变革。     

论宋初诗坛的文学观念与审美趣尚

唐宋诗之变,乃是一种比较彻底的诗风变革,宋初诗坛则为这一转变的关捩。宋初诗坛承前启后,在文学价值观念与艺术审美趣尚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因变色彩。本文从文化型态学与艺术心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观照,旨在揭示此期的诗歌创作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精神与艺术特质。     

江户前期明七子派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江户前期对明七子派文学的批评与接受上只是个体的志趣好尚,未能形成稳定的群体性诗学追求,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江户前期诗坛摆脱五山缁流文学之绪余并逐渐酝酿宗唐的诗学氛围,也为后来萱园派祖述李攀龙、王世贞,使古文辞和盛唐诗大行于世做了很好的铺垫。     

歌诗的通俗走向与艺术表现——关于歌词的创作与思考

汉语诗歌据中国文学史 ,是在歌诗和诵诗的分流与合流、对立与互补的辩证关系中发展的 ,所以 ,现代汉语诗歌的歌诗方向应该得到诗坛的尊重。而歌诗的实际存在 ,也是汉语诗歌通俗化的表征。成功的歌词写作证明 ,歌诗的通俗化 ,是其作为听觉艺术音乐特质的内在规定 ,应在诗歌文学性的帮助下实现其艺术表现力 ,即重视歌诗形象、歌诗语言形式的诗性与艺术美感     

幽情壮采妇女图——王建妇女题作综述

从王建诗歌题材的摄取来审视,王建可谓是中唐写作妇女题材的独擅胜场者,他以优柔之性善观妇女之事,善体妇女之情,秉持一颗平等之心称颂她们的人格品性、灵心慧质,并善借妇女诗作映射若干社会问题。王建的诸多妇女题作以格幽思远的品质独具史料的文化价值。王建对女性的可贵态度源于道家思想的滋养,恢复大雅精神的文学主张以及“跋涉畏途”的人生阅历。     

论张王乐府寓"变"于"复"的艺术追求

对于张王乐府的独特之处和成就,学界的认识是较模糊的.将张王置于唐乐府对前代乐府"复'与"变"的过程中去考察,与唐代多数乐府诗人以"变"形成自己的特色不同,二人在立足现实作出必要变革的同时,更注重恢复古乐府民歌尤其是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古朴浅俗的艺术风貌.其独特追求体现着儒家的诗学思想,并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故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张王更注重"复",与其所处时代、思想、生活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张王乐府也因"复"而存在一定不足.     

中唐后期七律论

自德宗贞元中至文宗大和年间,诗坛风光旖旎,佳作荟萃,七律蔚为大国。短短四十年,染指七律的诗人近七十,七律达一千六百首之多,超过了前两百年七律创作之总和。白居易、元稹成就斐然,张籍、王建创作繁丰,韩愈、贾岛、柳宗元、刘禹锡各有建树,姚合、杨巨源、牟融、李绅、鲍溶、殷尧藩等亦各有千秋。唐代的七律创作,首次出现了繁荣局面。白居易是七律发展史上的一面大纛,其七律有589首,是杜甫的三倍多。由于他的     

奇峻、苦涩话孟郊

中唐诗坛,流派众多,名家辈出。在这群星璀璨的诗歌的银河系中,有两位诗风相近、并作联句之作,工力相敌的诗人——韩愈和孟郊,时称“韩孟”,又有“孟诗韩笔”之说。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当然早已为后世推重。而孟郊也曾以一首柔情似水苍凉蕴藉的《游子吟》而使千古读者心醉。毫无疑问,孟郊在中唐诗坛上应该占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事实也确实如此,历代以来较权威的文学中著作都很慷慨地为孟郊留下了一席之     

幽情壮采妇女图——王建妇女题作综述

文章从王建诗歌题材的摄取来审视王建,认为他是中唐写作妇女题材的独擅胜场者,他以优柔之性善观妇女之事,善体妇女之情,秉持一颗平等之心称颂她们的人格品性、灵心慧质。并善借妇女诗作映射若干社会问题。王建的诸多妇女题作以格幽思远的品质独具史料的文化价值。王建对女性的可贵态度缘于道家思想的滋养,恢复大雅精神的文学主张以及“跋涉畏途”的人生阅历。     

中唐的民族关系与"张王"诗歌

中唐时期唐廷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较复杂,有交流、交融,也有对抗、战争;就后者而言,唐廷不再如盛唐强盛,而处于被动、劣势地位。这些都影响着张籍、王建的诗歌创作：在题材内容上,二人有大量作品涉及民族关系,或反映民族战争（边塞诗）,或叙写民族交流与交融,或描绘异族风情;在艺术表现上,二人边塞诗风格凄黯感伤,以写实为主,甚至其它诗歌也多如此。     

论"十七年"女性文学的创作倾向

时代造就文学.建国后,中国的社会迅速发生了重大变革,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作为描写生活、反映生活并推动生活前进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也同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十七年"中,女作家同男作家一样,把笔触伸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城,采用各种文体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生活.虽然不像"五四"时期和八、九十年代那样形成中国女性文学的高潮,但也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并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个性特征.从杨沫的《青春之歌》、草明的《乘风破浪》、茹志鹃的《百合花》、宗璞的《红豆》等的知名度之高和影响度之大便可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