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顺天乡试案研究

清代科场案接二连三,对清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顺天乡试案在清代科场案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相对于其他省闱的乡试案,顺天乡试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因而很值得大家关注。另外,顺天府地处京畿地区,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属于直隶省的一个府,因而对于顺天乡试案的研究是河北科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河南乡试科场运作经费初探

科举经费对科举考试的有效开展意义重大。清代科举经费名目繁多,尤以考试过程中科场运作经费名目最多,不过就其大者而言,主要包括科场食用费和员役工赏费两项。通过分析和探讨清代河南乡试科场运作经费开支情况,发现清代河南乡试科场运作经费不仅名目繁多,支出占整个乡试经费开支中比重最大,其经费支出情况还具有规范性、等级性和人文性特点。     

王国维并未参加两次“乡试”

人们一般都识认为王国维参加过两次“乡试”，事实上他只参加一次“乡试”，那唯一的一次也是通过走捷径，王国维在科举试场上极为不顺，分析其中原因，我们可以窥见他自开始读书时便与社会读书气氛格格不入，他对应试内容极为反感，不屑于八股时，却醉心于史地考据，义无反顾走他、独学的道路，以此成就了他日后的学术地位。     

清代乡试的防弊对策述论

本文对清代乡试中的舞弊现象、防弊对策、防弊对策失效的原因进行了较为具体的探研。由此引出一些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整肃考风的有益的启示。     

清代后期山东乡试竞争之研究

清代后期,随着考生群体的逐渐膨胀,山东乡试录取率不断下降,至清末时经常在5％左右。由于捐输的次数与幅度等因素的影响,在人口规模庞大的背景下,山东乡试人均中式率通常低于浙江、江西、福建等科举大省,以及广东、河南、山西等科举中省。探讨清代后期山东乡试之竞争及乡试竞争的省际差异情形,对于当今部属重点高校招生名额的省际投放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20世纪初士人心态研究——以1902年乡试为中心的考察

1900年庚子之乱,清政府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清末新政”,从政治、经济到教育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变革,科举制度的改革也在其中。1901年清政府下达了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以及停止武科考试的上谕。因此,1902年的乡试成为科举制度改革后的第一次实战。顺天乡试系全国之观瞻,却因为庚子之乱贡院被毁,不得不借助于河南省的乡闱。所以,此次乡试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面相,成为探究科举制度废除前夕世人真实心态的一个绝佳的风标。     

清代云南解元群体研究

清代云南科举从顺治十七年（1660年）始,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止,共开97科乡试,产生了97位解元。清代云南解元群体存在着自身的特性：首先是云南解元群体分布的地域集中性和中试时段的时间集中性,其次是解元群体仕途差异性,最后是解元群体呈现科举家族特性。这些特性使云南解元群体有别于其他省份。有清一代,云南产生了如萨纶锡、谷际岐、窦垿和周钟岳等著名解元。     

清代福建乡试恩赏年老落第士子举人衔的人数统计分析

恩赏年老落第士子,是清代科举制度中安抚落第者的一项具体措施和政策。而对乡试落第士子赏给举人衔的作法始于乾隆三十五年,完善于嘉庆朝,直至光绪二十四年结束,其政策和措施在发展中不断得到完善。通过数据的统计,此期间福建乡试得到恩赏的年老举人人数较多、比例较高,这与享受着科举大省的待遇、又作为边远省份享受优惠政策有一定的关系。福建作为边远省份其重视学习和进取的数量比例大大超过其它一些边远省份,即使是在科举大省里面录取举人数额也是较高的,这说明福建的科举考试在教育发展,人才孕育、社会稳定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发挥的积极作用。     

清代宗室乡会试覆试制度研究

面对日益增多的宗室人员,如何解决他们的出路,成为清朝统治者需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否通过科举来开辟宗室的出路,在嘉庆前还处在争议与探索阶段,直到嘉庆年间才确立宗室科举制度。嘉庆、道光年间先后确立了宗室会试覆试制度、乡试覆试制度。清代宗室乡试、会试覆试制度完善了宗室科举制度,这一制度防止和减少了科场舞弊行为的发生,基本上达到了覆试的目的,维护了宗室科举的相对公平、公正性。     

清代顺天乡试举人的家庭出身研究

通过对顺天乡试举人家庭出身的研究,了解到即便在权贵聚集之地的皇城脚下,三代平民出身的举人也占有较多的份额,而且通过对举子学籍成分以及八旗举人阶段出身的细致分析,得出了一些较为重要的结论。     

清代顺天乡试出题特点浅议

顺天为首善之区,顺天乡试出题不同于其他乡试,第一场考试的题目通常为皇帝亲自出题,第二、三场考题也需呈请皇帝过目,以示皇帝对顺天乡试的重视,以此加强考试的权威性和威慑力,这是其区别于其他省乡试的最大特点。此外,由于顺天位于全国的政治中心,通常对于国家的政要大事比较敏感,因此顺天乡试的策论考题具有时政性、前沿性等特点。     

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异地借考”问题——兼论当今高考“借考”政策

在清代,原籍应试是科举制的一项基本原则。通常情况下,考生必须在原籍所在地以本身所属户籍类别参加科举考试。在一般意义上的原籍应试原则之外,清代童试一级考试中又包括被学政"调考"、因未建考棚以及因受战乱、灾荒等影响而临时借考异地等几种"异地借考"的情形。当今高考借考政策的出台意在解决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就地高考问题,从相关规定来看其实际可操作性比较有限,仍需进一步调整与完善。     

清季戊戌科状元夏同騄科考史事辩正——清代乡试的一个实证考察

夏同騄以麻哈州学附生身份,1893年应贵州癸巳科乡试,考列第二十九名,获举人出身,座师为光绪壬辰科状元刘福姚。夏氏于1894年应光绪甲午恩科会试,不售。1898年再应戊戌科会试,考列第一百三十四名成为贡士,该科会试正主考为咸丰己未科状元孙家鼐。随后应殿试,考列第一甲第一名钦点为状元,并授翰林院修撰。咸丰丙辰科状元翁同騄在1894年乡试覆试及1898年礼部覆试中,两次作为阅卷大臣批阅夏同騄覆试试卷,故翁同騄与夏同騄这两个同名状元之间,有座主门生之谊。夏同騄科考经历中,共有三名前科状元为其受知师,由三名状元接力拔擢一名新科状元,堪谓"三魁举鼎"。     

清代直隶省解元研究

清代顺天乡试共产生了112名解元,但籍贯是直隶省（包括今天的河北省、天津地区及北京地区）有106名,除去两名信息不全者,还剩104名。这些解元的省内地理分布呈现出与举人分布相契合的态势,同时在考进士时,其中式率要普遍高于一般举人,此外直隶省的解元绝大多数来自书香及官宦之家,而来自贫寒之家的子弟则很少。     

赵翼诗中的清代会试

赵翼具有诗人与史学家的双重身份,有意识地以诗记史。他曾任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会试同考官,将见闻感受写成《分校杂咏》组诗,涉及清代会试的各个程序、各色人等、各种器物,生动细致地记述了考官在贡院中工作与生活的诸多细节,有助于从考官视角体验科举流程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清代科举与闽都文化

清代,福建的文教事业处于领先地位,这在科举方面有着明显的反映。首先是确定了科举、文教大省的地位,在科举考试中享受到了大省的待遇,这表现在乡试主考官的选派、乡试中额、学额等方面。其次,福建属于边远省份,因此,也享受了一些内地士子享受不到的待遇,士子对朝廷的优惠政策积极回应,苦读风气日渐浓厚,文教事业稳步发展。再次,与其他省份相比,福建士风朴实,反应在科场中,就是很少冒尖,也很少惹祸,乡闱稳定,这是科举、文教平稳发展的基础和有利条件之一。从清代科举制度的实施情况可以透视闽都文化的一些特征。     

清代科举议中的“随场去取”设想

“随场去取”是以分场阅卷、层递入围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录取方法,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北宋欧阳修。相比多场合校,“随场去取”更利于减轻工作量、鉴别真才和平衡场次。清前期,为纠正偏重头场的不良科举风气,士人呼吁重拾“随场去取”,还提出要改进欧阳修的方案,以“定额取士”取代“去七等人”之法,可行性显著增强。经历雍乾时期的短暂沉寂,至嘉道以降,“随场去取”诉求再炽。以陈澧为代表的士人不仅着力丰富“随场去取”的形式,还提出“定额取士”的实施细则。清末,受陈澧影响,张之洞力倡“随场去取”,并将其纳入科举新章草案;然而,张的方案对关键参数“定额倍数”设置不合理,仍未能解决偏重头场的问题,其方案最终流产。清代科举议虽不乏“随场去取”的设想,但始终缺少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使得这一良法最终未能付诸实践。     

清代科举少数民族政策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政策,早在元明清科举考试中已实行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政策体系,尤其是清代科举少数民族政策具有自己的独创性。清代科举少数民族政策批判地继承与发展了元明科举少数民族政策,具有历史前瞻性和合理性,对当今高考民族政策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高考作文命题对科举考试“乡试”的借鉴及评卷建议

高考语文作文应借鉴与传承科举"乡试",首先进一步加强评卷教师队伍建设,严格评卷教师职称及业务要求,严禁资格不符人员参加评卷,规范评卷教师年龄,建立评卷教师健康档案等。其次,为提高评卷效率,预先准备多种类型标准答卷,避免过细、太费时间的评分标准。最后,为保证作文阅卷质量,应逐步提高高考阅卷资金拨款,允许考试组织机构适当增加考生报考费用,接受社会企业捐款,制定阅卷教师表彰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