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外流与村级治理困境 --以豫东安村为例

本文以豫东安村为个案，探讨了人口大量外流对村级治理的冲击，认为村庄人口大量流出造成了村庄治理的困境。其表现为：人口外出虽然带来了村庄经济总量的增长．但村治的汲取能力弱化；村庄优秀人才的外流造成了村庄权利组织的虚化和后备力量缺失：村民政治权利观念淡漠，村庄公共权利组织权威下降；村民生活好转但村庄治安状况堪忧。     

农村人口流动与村治的改善与提升--以河南刘村为个案

本文以一个村庄为个案,考察了农村人口流动对村治的影响.认为,农村人口流动有利于村治的改善.表现为(1)农村人口流动为村治提供了重要的经济资源;(2)农村人口流动造就了新的社区精英,并对原村治格局形成一定冲击,使原村治格局开始发生变化;(3)大量村民外出务工带来了农村治安状况的好转和社区秩序的稳定;(4)大量村民外出务工使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文章最后提出了在农村人口流动背景下提升村治水平的若干政策建议.     

个私经济发达背景下的能人型村治——以浙江省东阳市白坦一村为例

本文通过对浙江一个村庄的个案分析,指出个体私营经济发达背景下的村庄,能人型治理模式具有社区权力结构的离散性,个私业主介入村庄公共权力运作及村民参与以“个人性”和“自动式”为主等特色,并提出将能人型村治模式提升为法治型村治模式的一系列思路     

精英主导下的参与式治理——权威与民主关系视角下的村治模式探索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实行后,村治精英和村民都获得了法律赋予的治理村庄的政治资源,成为决定农村治理成败的重要因素。村治精英是村民选举产生的带头人,主导村庄发展的方向,村民是实施村庄治理的决定力量,在实现村庄治理目标中发挥主体作用。本文通过对村庄治理的动态研究,从精英权威和民主参与关系的视角,探索精英主导与村民参与有机结合的村治模式。     

乡村善治之路：治村精英与制度的耦合——基于山西省L村的分析

善治是乡村治理的终极目标与使命。在中国政治场域下,治村精英与制度都是乡村治理中的关键要素,但实践中治村精英却总是与制度形成相互制约与掣肘的局面。然而,要达到村庄善治,治村精英与制度之间必须“和谐相处”。采用个案分析与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通过剖析山西省L村的乡村治理实践,描述了L村如何摆脱了治村精英与制度之间的张力惯性,形成两者之间耦合。具体而言,就是在“强精英—强制度”组合下治村精英主动创设“党员、村民代表联系户”制度,拓展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并依靠这一制度实现了精英向制度化权威转换,获得了村民支持,提升村庄的治理绩效。最终,L村以治村精英与制度的耦合营造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乡村善治。     

农民流动:嵌入村民自治的新变量——浙江省奉化市庄家村调查

本文以一个村庄为个案,分析了村民大量外流背景下运作的村民自治所面临的新课题：（１）“精英”人士大量外流造成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当家人”缺位;（２）外流村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难以落实;（３）村公共权力机关对外流村民行为的管理失控。提出了应由农民群众自主选择村民自治的实现形式,合理利用和开发家庭在村民自治中的功能,关注和解决农民流动向村民自治提出的新问题等主张     

中国传统村庄信任研究——以汉中市S村为例

通过汉中市S村的调查访谈发现,传统村庄中的村民,对信任维护主体、对熟人以及陌生人的信任,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都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由经济、文化、劳动力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引起,并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农民收入水平以及劳动力的流动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需要将现代社会信任与传统村庄信任相融合,重构村庄信任的基础。     

村庄的契合性与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以苏北房庄的调查为例

以苏北房庄的个案调研为基础,探讨区域性的村治模式。以行动单位为理解村庄生活的切入点,考察个体同家人、村民以及村干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来理解村庄的性质,同时分析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     

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逻辑及其影响

在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制度框架下,从政府与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和"官治"与"自治"两条主线考察,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呈现出一条自治化(县政乡治)——行政化(乡政治理)——行政化与自治化并行(乡政村治)的变迁轨迹。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逻辑影响深远,以至我们改善乡村治理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脱离"乡土中国"熟人社会抑或半熟人社会这一历史基础及其演变,都不能不重视乡村治理单一行政化的近代特征及其教训,都不能不肯定村民自治这一具有民主价值的当代元素。     

村治——乡政的基石

1乡政村治,是治理乡村的活动。乡政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高度的行政性和一定的集权性;村治以村规民约村民舆论为后盾,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民主性。乡政、村治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活动,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都必须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就村治对乡政的作用而言,村治是乡政的基石。在中国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的国家政权,都有着高度集权的烙印。即便是在这些集权政治之下,乡村政治也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亲民”或“民治”的特征,在农村基层,朝廷一般不直接委派行政官员,而是在村民中物色“代表人物”充任村治头领。乡     

浅析美国小说《最后的莫西干人》和电影《最后的摩根战士》

作为詹姆斯?库珀所著《皮裹腿故事集》中最为知名的一部作品,《最后的莫西干人》描绘了18世纪中叶英法殖民者为了侵占美洲领土而展开的残酷掠夺.在小说中,主人公“鹰眼”和他的莫西干朋友钦加哥之间的友谊是作者描述的重点,而在1992年的电影版本中,导演描述的重点则转到了“鹰眼”与科拉的爱情上.《最后的莫西干人》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变迁.     

试论CMO、LMO、PAO和VB之间的关系

离域分子轨道（CMO）、定域分子轨道（LMO）、杂化轨道（PAO）和价键法（VB）是结构化学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CH4分子，对此之间关系进行较深入的讨论．     

论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罗马对行省的治理

行省是罗马对被征服地区及其居民实行统治的主要管理形式。它对于罗马国家的稳定和罗马经济的发展都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然而 ,罗马对行省的治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更不是没有缺陷的。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同时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正是罗马行省管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 ,对其加以研究不仅能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罗马行省制度的理解 ,而且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罗马历史的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浅谈发展中国票据市场的问题与对策

目前,中国票据市场的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信用制度及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票据市场的不统一、票据功能的不完善制约着票据业务的开拓。因此,只有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继续大力发展具有真实商品交易的交易性票据业务的基础上探索融资性票据的发行,才能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票据市场,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论散文审美活动中的客体特质

作为审美客体的散文文本,是创作主体的艺术创造变为社会性审美活动的中介,是创作主体与审美主体之间进行交流的依据.在接受主体眼里,它既是一种物化了的客观存在,又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审美存在,这与创作者追求的虚拟文本是不同的.本文从接受审美的视角,对文本的品质与层面,对不同类型、不同内质的文本的审美探求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论马祖禅对“吴中诗派”创作的影响

马祖禅对自性、自身感悟的独特性的强调,以及随时著衣吃饭,任心自由的破除修行方式,对"吴中诗派"产生了影响,促使其文学创作表现出重心性、重主体的倾向,内容也趋向日常化、游戏化,体现了向元和诗风转变的趋势。     

论"减负"问题的起始点、逆转点和落脚点

多年来,“减负”问题一直倍受我国广大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如何正确认识“减负”以及由此涉及到的个体素质教育成为焦点所在。从对“减负”问题的起始点、逆转点、落脚点等一系列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减负”需要切实变革相关制度,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借鉴赞科夫的教学原则。对全体中小学生实施个体素质结构教育。     

阶级阶层利益整合与和谐社会构建——中国农民阶级阶层分化研究

在一个社会里,只要存在阶级,就会存在阶级矛盾,它表现为利益双方的相互对立和依存.利益对立导致双方矛盾不可调和,便发生社会冲突,从而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而利益依存凸显了矛盾双方合作的必要,双方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以自己合法的方式获取自己的利益,双方相伴相生,相互依存,这就是阶级整合. 因此,阶级整合的关键就是要找到对立的边线--矛盾双方共同一致的利益,并随双方力量的消长而不断调整政策以适应边线的移动,这个边线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点.     

“《论语》导读”教学策略探析

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选修课程“《论语》导读”的核心目标是进一步培养学生全面、深入理解《论语》的阅读能力和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能力,追求教学内容的系统性与深度是它有别于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论语》选读”的主要方面.为达此目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立足文本,注重教学内容的整体性、二元性与相关性.     

论遗失物权属规则的建立

我国《物权法》对遗失物权属的规定排除了拾得人取得遗失物之所有权可能。建立拾得人附条件取得遗失物所有权规则是权利与义务一致的要求,是公平与效率相协调的要求,在实践中应该依照过错与价值原则确定拾得人遗失物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