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与成本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是当代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要求之一，科学认识什么是真正的政绩是树立科学的政绩观的前提条件之一。文章认为，政绩是施政成效减去施政成本之后的“利润”，不重视施政成本而追求的政绩容易产生种种虚假的政绩和腐败现象。因此，我们组织部门在考察领导干部的政绩时，不能单看表面的政绩，还要看施政成本。     

“政绩”变“政债”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一些领导干部不从实际出发片面追求政绩,给当地留下沉重的债务,使“政绩”变成了“政债”。“政绩”变“政债”一般有三种表现：急功近利,透支开发使“政绩”成“政债”;贪大求洋,“花瓶工程”使“政绩”成“政债”;邀功心切,“献礼工程”使“政绩”成“政债”。其形成因主要有：用人导向有偏差;政绩考核不合理;政绩观不正确;决策过程不科学;政绩成本意识不强。针对上述情况,应采取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扩大干部选任工作的民主;准确评价鉴别干部的政绩;讲究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等措施。     

走出政绩观误区

一是，“利在一己”政绩。其特点是，把政绩视为自己财富，实现个人利益的途径，通过政绩这个手段，达到牟取私利的目的。政绩一旦与权、利结下不解之缘，政绩就成为一种武器，并且有很强的利己性和排他性，就容易“贪天之功为己功”，损人利己、与民争利的现象就要发生，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弄虚浮夸的行为就会泛滥，还会引发诸多社会矛盾。     

普通高等学校规模与效益研究

规模经济学意义上的普通高等学校的办学规模不应是在校生数量或师资、经费、校舍等人、财、物数量,应该是提供课程及成果的数量和品种;高校办学的规模经济不应追求摊低生均成本,应该摊低课程及成果等高等教育产品的使用成本;对“高校办学规模”具有自我控制作用的“办学效益”不是外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应该是高校的声誉;我国高校办学规模不是需要控制或限制,而是需要为提高声誉构建适合各自市场定位的弹性规模。     

传统城市在全球化中消失

中国城市的“千城一面”向来受到诟病。不过，如果把“千城一面”现象的出现仅仅归咎于在城市改造中，开发商和地方行政长官在巨大的物质利益驱动下形成的“合谋”，则有些太简单。的确，在城市发展中，城市决策青基于政绩需要，一味追求“城市规模经济”，忽视“城市生存空间品质”，打造张扬性的城市排场“规模”与“表象”，是制造中国城市“千...     

浅析“政绩”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党员干部要埋头苦干，扎实工作，坚持讲真话，报实情，力戒浮躁浮夸。反对搞华而不实和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现实生活中有少数党员干部盲目创“政绩”而做出有损人民群众利益的事，创造出了浮夸、泡沫、罪过、瘸腿、猫腻之变质“政绩”。这种变质的“政绩”完全背离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悖于凭政绩用干部的真实目的。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坑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败坏了党风、政风并毒化了社会风气。产生种种“恶迹”，原因是少数党员干部功利思想、投机心理和官本位私心膨胀的结果。正确认识和评价干部政绩，建立和完善科学的考核标准。须坚持走群众路线，真正把评判干部政绩的标准交给群众，评判干部政绩的权力交给群众，真正使那些说实话、干实事，求实效，在群众中有口皆碑、政绩突出的干部获得荣誉，得到重用。从而刹住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追名逐利的歪风。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2001年以来中国对县镇以下的中小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撤并,这一决策在实施过程中衍生出了不少问题。地方行政官员盲目追求规模效益和政绩、教育经费短缺、布局调整的善后工作不到位、行政部门对教育活动特殊性的认识不足是其主要原因;可以采取因地制宜、各级政府按比例分担经费、多渠道加大村贫困学生资助的力度、合理利用教育资源、教育专家参与决策的措施。     

“明镜高悬”

中国古代政法合一，各地行政官员同时也是司法者。官吏的公堂正面总有一块匾额，上写“明镜高悬”四个大字。这四个字是怎么来的呢？     

政绩的光辉在哪里

政绩是官员在任职期间的工作业绩。校长作为党和人民教育事业的一级领导者，像其他行政领导干部一样也是群众眼里的“官”。那么，是否该用政绩来衡量校长？如果用政绩来衡量校长的话，又该如何评价其政绩呢？本期的“教育三人行”围绕“校长的政绩”这一话题各抒己见。[编者按]     

行政伦理体系的委托代理分析——一种强力制约行政腐败的隐性途径

在正式制度日益完善的今天，代理人（行政官员）的问题主要在于行政伦理道德观的弱化与缺失，在于行政官员寻求自身经济利益与效用的最大化，而无视自身是“公共人”这一特殊角色。正式制度中的政策法规必须要紧密结合非正式制度中的行政伦理道德的隐性制约作用，才能产生良好的遏制效果。     

中国-东盟高校教育行政官员共商优化合作之道

8月6日下午,“中国-东盟教育行政官员研讨会”在贵阳花溪迎宾馆西内厅举行,来自中国和东盟各国高校的教育行政官员围绕“中国-东盟教育信息网的共同维护和信息提供”以及“《贵阳声明》与校际合作协议实施情况及未来合作建议”的主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如何评价校长的政绩

当前我国的办学体制决定了学校校长多是各级党组织培养、选拔、任命、安排在学校主持工作的领导干部。校长作为党与人民教育事业的一级领导者，像其他行政领导干部一样都是群众眼里的“官”。在学校里做教师必须有成绩，当校长就必须有政绩，用“政绩”考核身为领导干部的校长是理所当然的。政绩是领导干部为政的成绩，干事的业绩。“为官一任”能否“造福一方”，不仅是我国历代百姓评说官吏优劣的标准，更是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考察领导干部是否真正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标准。     

政绩、非市场失灵与价值主体易位

政绩价值主体易位是指政府官员在实现“政绩”的过程中，以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替代国家利益，使政绩的目标发生置换。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绩价值主体易位是导致非市场失灵以及资源配置低效率的重要原因。研究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政绩价值主体易位问题，对于树立科学的政绩观，有效地抑制“非市场失灵”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科学考评干部政绩的几点思考

关于科学考评干部政绩的几点思考王志远“凭党性干工作，看政绩用干部”，是干部德才兼备原则在新时期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干部政绩作为干部德才素质的综合反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看”的角度方法不同，其结果大不一样，有时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根据干...     

改变“政绩取向”的工作目标，切实提高政府施政效能

由于存在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绝对化、政绩评价主体错位、评价标准简单化等原因．不仅使地方政府形成了“政绩取向”的工作目标和取向，而且还造成了政府信誉受损、政府功能和职责越位和缺位、公众负担加重等问题。因此，我们应该科学定位政府职责、改变干部选拔任命标准、建立决策责任追究制，坚决走出“政绩取向”工作目标的施政误区，切实提高地方政府的施政效能。     

“减负”难过领导“政绩”关

“减负”数年,但是在一些地方为何还是减不下去?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政府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追求所谓的“政绩”。时下,有一些干部热衷于营造“政绩”,于是出现     

体育可持续发展之研究

所谓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是指体育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目的,以与体育工作和社会协调发展为准则,来选择适合体育自身的发展道路.它的基本涵义有两个方面： 一是发展。体育可持续发展寻求的是发展，没有发展，就无从谈可持续。而发展也绝非单纯的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层次的升高等。现代发展观认为，“发展”包含“增长”，但不能把“发展”只理解为“增长”。“发展”的内涵要比增长丰富得多，它不仅包含数量、速度的增加，更包括质量、效益的提高，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换言之，“发展”的科学内涵，是既有数量的增长，又有质量的提高；既有规模的扩展，又有结构的优化；既有速度的加快，又有效益的提高。     

世界一流大学教师工资规模、 结构与科研产出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2-2020年间36所美国大学的数据分析

基于36所美国世界一流大学18年间的校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科研产出数量、影响力和综合表现分数分别呈“先降后升”“先平后降”与“持续下降”趋势，校均总工资绝对规模逐年增长，占校均总支出50%左右，师均工资呈增长趋势，校均工资结构多元且稳定。工资规模、结构与科研产出关系的OLS、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在工资规模上，增加大学总工资支出、提高全职教师师均工资均可显著提升大学科研产出数量、影响力和综合表现，但总工资规模对科研产出数量的正向影响更明显，而师均工资则对科研产出影响力的正向影响更突出；在工资结构上，增加工资结构中的研究工资、支持类与服务类工资规模亦可显著提升科研产出数量、影响力和综合表现，其中，研究工资对科研产出数量和综合表现的正向影响更为突出，而支持类和服务类工资对科研产出影响力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教学工资的增加能够提升科研产出数量与影响力，但全职教师工资规模的增加却仅有助于提升科研产出数量，对科研产出影响力和综合表现有明显抑制作用。基于研究发现，我国政府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需要继续优化大学经费支出结构，大幅提高教师的总工资和研究工资规模；变革工资制度，提升教师工资水平等。     

总量均衡区间与宏观调控应确立的若干新原则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方调整其生产规模所需的成本可称为调节成本。由于存在调节成本，传统分析中的“总量均衡中心点”两侧便分别存在着“低位临界点”与“高位临界点”，这两点界定了一个特殊的“总量均衡区间”。“总量均衡区间”的出现对宏观调控将产生诸多重要影响，使之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为有效应对这种新情况，在宏观调控实践中有必要相应地确立“近似均衡原则”、“适度超前原则”、“临界点原则”、“供给方原则”。     

警惕高等教育里的政绩工程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善义等人大代表在两会上呼吁，要纠正办大学贪求“大而全”的发展倾向，警惕高等教育界的“政绩工程”。这些话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