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游猎赋》的文本书写、知识来源与思想传播

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其文字在司马迁、班固、《文选》编纂者与注者等不同时代人手中皆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该赋使用了当时域内不同地区的方言,并包含有域外传入的文化信息,说明司马相如此赋的知识来源较为广泛,且汉王朝境内各地区之间、汉王朝与域外各国家或民族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思想联系。     

论枚乘的《七发》

《七发》在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 ,比起《吊屈原斌》、《服鸟鸟赋》来 ,《七发》更具备汉赋的特征     

《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

本文对于汉代大赋名篇《七发》的创作背景、创作过程、创作动机及其构思的特点,都提出不同于前人的新看法。文中的“楚太子”、“吴客”云云并非向壁虚造,而是反映了汉初吴楚两国之事。枚乘青年时仕于吴王濞,高后之时楚元王之太子辟非有病,先于楚元王而卒,枚乘作为吴王的门客而受命探病,讲述广陵观涛等以娱其心,为《七发》创作之始。后吴王濞有谋逆之心,而事尚隐密,故邹阳、枚乘均借事设喻,委婉地加以劝阻。《七发》中所谈养生保寿的道理同枚乘两次上吴王书所反映的思想一致。《七发》在开头和结尾都提出要向太子讲论“要言妙道”,实际却没有讲,乃是以此为由头,希望当面陈述一些关系重大的话,采用了文内文外结合的办法。正由于其实质在以此为“语端”进而谈政治上安身立命的道理,故才说到“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论文还对枚乘生平作了考述,此亦为以往学者所未及。     

试论《山海经》对汉代文赋创作的影响——以《天子游猎赋》为例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重要文献资料,有着重要的文学价值。所以,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角度,探讨《山海经》对汉代文赋创作的影响十分必要。本文以《天子游猎赋》为例,将其影响归结为三个方面:空间方位观念的接受与拓展、“尚奇”精神的继承与新变、修辞手法的沿袭与运用。     

《文选》所录《子虚赋》、《上林赋》及《洞箫赋》创作时间新考——兼考王褒卒年

<文选>所录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原为一篇,其创作当开始于建元六年,定稿当在元光元年五月至九月间;<子虚赋>部分当完成于建元六年秋稍前,<上林赋>部分当作于建元六年底至元光元年五月稍后.学术界将王褒的<洞箫赋>系年于神爵元年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对王褒入朝时间和卒年缺乏考证.王褒入朝当始于神爵元年.王褒之卒年,当在甘露四年或黄龙元年.其<洞箫赋>当作于五凤三年.     

试探田猎赋的奠基历程——从《七发》到《子虚上林赋》

在对先于汉赋的经史子集作品中田猎题材的发展状况有所概述的基础上,认为田猎题材在汉赋中发展到鼎盛,从枚乘《七发》到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所呈现出的奠基历程功不可没。《七发》作为田猎赋的先声之作,其所开启的程式化创作思路、铺陈的艺术、极致的美学追求和欲抑先扬的讽刺艺术,在被《子虚上林赋》继承发展的过程中趋于定形和成熟,以其模板式影响奠定了后世田猎赋的基本走向。     

《七发》:古代"心理疗法"的典范

作为现代科学的心理学,其内容是非常广泛的。而医学心理学是一个重要的分支。我国古代即有非常丰富的心理学理论,其中广泛运用于疾病治疗上的“心理治疗”,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精神疗法。汉代枚乘的《七发》是一篇著名的大赋,但其中阐述的却是传统中医的心理疗法。因此,《七发》不仅仅是文学上的伟大作品,在心理学上也取得辉煌成就。     

从藩国文学角度看枚乘《七发》

《七发》是汉代一篇非常重要的文学作品,它的作者枚乘曾先后客游吴、梁,是一位比较典型的藩国文士。藩国文学的背景对《七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在客观上给作者提供了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吸收前人成果的机会,而且作者藩国文士的身份也导致了作品主题具有丰富性。     

试论赋之范围与汉斌“序文”之作者问题──读《全汉赋》

“辞赋”即赋．《楚辞》之“辞”非文体名;“骚”为赋之一类,而论与赋平列;用赋的手法所写之论,通于赋而非赋。故《全汉赋》当收汉人之“骚”,而不应录《非有先生论》。汉人为赋少有序者,所谓“序”,多为后人缀史辞为之。《全汉赋》仍其旧而不加说明,略欠辨正之功。     

“金鉔”考论——《美人赋》考辨

自古至今,对题名为司马相如的《美人赋》,聚讼不已。本文试图由小及大,借助对赋中之“金鉔”以及与之相关人物丁缓的探索,进而考察《美人赋》的流传,从而,考定司马相如《美人赋》的真伪,考定其《美人赋》产生的大致时代。     

司马相如的拟作与汉赋之定型

囿于对模拟的偏见，笼统的否定司马相如模拟之赋作的价值，这往往会抹杀司马相如对汉赋定型的贡献。司马相如赋作正是通过对屈原与宋玉作品的模拟，逐渐脱略了散文的特征，形成了赋的主客问答体式，以铺陈为体现赋之文体特色的表现手法，凸现了汉赋“丽”的形式特征，形成一种非诗非骚也非散文的赋体句式。充分关注拟作，有助于我们发现新的文学史线索。     

司马相如辞赋美学思想的现代阐释

作为辞赋大师，司马相如不但创作丰富，而且已相当充分地掌握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并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比较完整地提出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强调“赋家之迹”，注重赋的审美表达；推重“赋家之心”，认为赋家的心神之运，无限广阔自由，上可以苞笼字审，下可以总览人物，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可以被感受，被认识，但这是一种自得于心的东西。只能自己去体会而不能言传。     

司马相如《大人赋》献疑

司马相如《大人赋》之题,“大人”并非专指帝王,而是指得道之人。今观《大人赋》内容．可知其叙写的是大人由求仙而至得道的精神历程。再结合《史记》所述司马相如的一生的政治遭际对其心理的影响,可以认为《大人赋》是一篇从传统的“悲士不遇”的主题中游离出来的游仙兼思玄作品。     

关于汉赋的“丽以淫”与“丽以则”

以丽为美是汉大赋最鲜明突出的文体风格 ,从侈靡的“丽以淫”到平实的“丽以则”,反映了汉赋由“辞人之赋”到“诗人之赋”的流别演变。这种一代文体和文风的变化 ,受当时儒家经学教化讽喻思想和尚智求实精神的影响甚大 ,是一个用功利态度和实践理性消解汉赋铺排夸饰的“侈丽”之美的过程 ,也是导致赋体文学衰落的一个思想文化因素。     

韩愈论李、杜新探

李白、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两座丰碑,这两座丰碑的树立首功当推韩愈。旧来对韩愈论李、杜的讨论,囿于《旧唐书.杜甫传》提出的所谓“李杜优劣论”,仅定位于韩愈于李、杜不分先后优劣。通过对这一曲解的辨证,可以纠正前人对韩愈论李、杜名篇《调张籍》内容的误解及编年错误,揭示韩愈论李、杜意在提倡学习李、杜诗充分反映社会现实,以变革大历以来回避现实而少意气的优游和平诗风的要旨,以及韩愈奠定后世以李、杜诗为典范的诗学传统的历史功绩。     

苏颋入蜀考

苏颋是初盛唐之交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与张说并称“燕许大手笔。”他先后两次入蜀。首次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春入蜀,于本年秋冬之际返回长安。第二次于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夏入蜀,于次年秋冬之际返回长安。两次入蜀路线大致相同,皆由长安向西到宝鸡,再南向汉中入广元进入蜀中。     

苟子对古代文学文体的贡献

荀子的文学作品虽不多，但影响较大，故而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荀子》中有民歌体的《成相篇》，被称为“弹词之祖”和“三三七言”诗体的开创之作；在文学史上，个人自作而称为诗的，最早是《荀子·赋篇》中附录的《饱诗》。《荀子》中还有以赋命名的《赋篇》，这是文学史上现存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它和楚辞诗体一道促成汉赋的诞生。     

汉代七体赋的欲望世界与游戏心态

对包含《七发》在内的汉代七体赋,我们从不断模拟翻写的文学事实出发,讨论其创作动机和由此彰显出来的汉人欲望世界和游戏心态。他们把本是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和现实追求推衍到极致,对美食、美色和宫室娱乐作了帝王般的穷奢极欲描绘。而七事内容的随意安排和被劝主人的被动处理,又可见汉人的游戏为文心理,以及对世俗享受的沉溺、向往和与不同时期的现政权所发生的离合态势。     

双栖写作下的文体渗透——以汉赋和汉代奏议文体关系考察

汉赋和汉代奏议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作者双栖、同时关涉政治和经学、文体互渗的现象,但汉人重奏议而轻赋,这说明汉赋独立的文学审美价值在汉代尚未得到充分的肯定。     

《辅行诀》所载《汤液经法》考论——兼论早期道教文化对传统医学的影响

本文对《辅行诀》所载《汤液经法》的形成及其对传统医学的影响和贡献进行了考察。认为此《汤液经法》为出自东汉时期黄老道神仙方士之手的医学著作;其医学宗旨和重要内容在于服食补益和养生延年,体现了道家道教重生养生的思想,并对《伤寒杂病论》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