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门下”职官述论

汉代的"门下"主要指门庭之下、食客和冠以官名用于特指主官自辟的低级掾属。掾、督、督盗贼、功曹、祭酒、书佐、孝子、偱行、议生、游徼、贼曹、史和五吏都是汉代的"门下"官。"门下"官上承先秦,至汉代有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大致来说,其过程是地位逐渐升高,期间虽一度沉寂,但最终至东汉末年与主官的亲密关系达到了顶峰。     

汉代司徒职官论考

研究者向来把汉代的司徒视为丞相,不同的仅是名称而已,这种偏见严重影响了汉代司徒职官研究的深入。由丞相到大司徒,其间的职权有着重大变化,致使二者的性质不可同日而语。传世文献资料中关于＂司徒樊陵＂的记载是有误的。司徒的职权有辟举权、荐举权、谏议权、参加和主持＂公卿议＂之权等,范围很广。司徒的属官有司直、长史、中士等,其中＂中士＂为传世文献资料所遗。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关津职官体系

从出土资料内容可知,汉代关津职官系统一般有关令、关长、关丞、关都尉、关候、关尉丞、关候丞、关啬夫、关门啬夫、津啬夫、关佐、关执奸等职官,层级体系即为令、长、尉、丞、候、尉丞、候丞、啬夫、佐、执奸。从关令、关长、关都尉的具体设置来看,他们因关口险要和历史情况的不同,都曾为关口的一级主管长官。这些内容都可补文献之阙。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地方职官杂考

出土资料中有很多文献所遗的汉代职官,如均平官,有均长、均监、平丞、酒平;太守府属吏,有助府佐、用算佐、小府啬夫;地方县官,出土资料所见更多,有狱丞、官啬夫、官有秩、录事书佐等;里吏,有里唯、里治中、唯长史.这些内容可补传世文献资料记载的汉代官制之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敦煌汉简看汉代河西地区的职官体系

汉代在河西地区推行郡县制的同时,考虑到河西地区的特殊情况,在职官设置上多有变通,适应了河西地区的发展需要。本文根据出土的敦煌汉简,对河西地区的职官体系进行了梳理：河西地区的职官体系可以分为行政系统与军事系统,行政系统为郡县制度,军事系统为都尉—候官—候长—隧长的体系。     

汉代大司马职官丛考

大司马一职两汉皆有,其位高权重,对汉代的政治制度具有重大影响。楚汉之争时已经有大司马职官,而非始于武帝时。两汉冠以“大司马”之名的职官有三种,即高级将领之大司马、加官之大司马和三公之大司马。其存在与演变反映了汉代大司马职官地位越来越高的演变趋势。汉代大司马与太尉曾相互易名、更改,其二者属官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的地方。在两汉时期出现的各种割据政权中亦存在大司马职官,且各自有着不同的特点。     

汉代的集市管理职官

汉代集市贸易繁荣,政府对集市贸易的管理也很重视。汉代地方有一套完整的职官体系,即市令(长)、市丞、市掾、市啬夫、市吏、市佐、市平、门吏(卒)、列长、伍长。集市的治安、税收、看护等职责都要由市场官吏执行,他们也促进了汉代集市贸易的繁荣。     

明代职官与职业技术考试述论(上)

明代是我国人事制度出现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随着教育的发展,科举考试的制度化、经常化,国家在官吏的管理上,越来越重视考试的作用,将它作为国家甄别录用官吏的手段,逐渐扩大职官考试对象与范围,严格考试规章.职业技术考试也在发展.明代的职官考试,择优选择了大批人才,充实到各级政权机构中来,改善了吏治,加强了行政管理,促进了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     

“千人类职官”探析

目前,学界对千人类职官存在一些片面的理解和错误的论述。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充分占有和全面梳理后认为,千人类职官的出任人员没有民族成分的限定,官级与司马平级;千人有时作地名用,指千人部众的屯驻地;千人类职官如"左千人、左骑千人"中的"左",当取"副"之义,即"副职"。     

汉代河西文化述论

随着汉朝封建统治在河西的确立和屯田事业的发展，河西文化也有了明显进步。汉代河西本土涌现出许多“文为儒宗、武为将表”、博通经学、长于文史的政治军事和学术人才及“有名于世”的书法家，就是当地文化迅速发展的集中体现。所有这些，都与政令统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和内地人口的大量移入密不可分。汉代开启了河西文化发展的先河，汉代河西文化的发展，为五凉时期河西文化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汉代巴蜀经学述论

汉代巴蜀经学兴起于文景之世,文翁奖励儒学教育,领先全国以"七经"造士,于是七经之学盛行巴蜀,经学人才辈出。两汉巴蜀经学以易学、小学最盛,《诗》、《书》之学次之,而《礼》、《春秋》、《孝经》、《论语》之学亦有可观。巴蜀学者不满当时章句之儒"碎义逃难"、"违背孔真"的现象,自严遵始融《易》《老》于一炉,扬雄创拟经新篇,从而构成汉代巴蜀经学独辟蹊径、自成体系之特色。汉末巴蜀经学与巴蜀地域政治经济命运密切关联,今古兼治,扬马击郑,于是以杨门之学和谯氏之学为代表的通经致用之学和谶纬学大兴。     

汉代国家救助体系述论

两汉时期,国家是实施社会救助的责任主体。救助活动大体上分为经常性救助、紧急性救助和临时性救助三大类。救助内容包括减免徭役赋税、减轻刑罚、赈济生活用品、调粟赈民、养恤、掩埋遗骸、疫病救助、安辑流民等。两汉时期的国家救助,对于化解民众的生存危机,安定人民的生活,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历史发展阶段和封建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其救助体系还存在着诸多弊端和不足。     

汉代民间教育救助活动述论

教育救助是社会救助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两汉时期,血缘型、业缘型、机缘型的救助活动构成了民间教育救助的主要形式。这些教育救助活动深受当时宗族力量、社会风气、制度导向的影响。民间教育救助活动对两汉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汉代官学教师制度述论

汉代是中国古代官学教师制度的初创时期。太学博士与郡国文学,既是官学教师,又是国家官吏,其教师身份尚不十分突出,对其选用、升迁已出现较为明确的制度规定。博士、文学秩卑而职尊,仕途通达,而官学教师不甘久典教职,这一特点在汉代已经显现。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属国及地方政府中的民族职官

汉代民族管理职官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置,中央有典属国、大鸿胪,地方有属国、都护以及专门的负责民族事务管理的政府官员.这些部门配备有专门的官员,《汉书·百官公卿表》、《汉官六种·汉官》、《后汉书·百官志》都有大略的记载.通过对出土资料的梳理,发现文献所载内容很不全面,出土资料所见而为文献资料所遗的汉代属国职官有庸左尉、塞尉、尉史等,所遗的地方政府中的民族职官有护羌使者、主羌史等.     

南阳汉代画像石艺术题材述论

南阳汉代画像石作为中国汉代画像石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为鲜明的个性特征,涉及的题材非常广泛,表现内容也异常丰富,可以说是两汉社会的缩影,是研究两汉社会的政治制度、礼仪风俗、宗教意识、美术、音乐、舞蹈、杂技、建筑学、天文学的珍贵的直观图象资料。     

汉代邮驿职官考——以出土资料为中心

汉代邮驿职官可简单分为五类：一是置系统的职官;二是传系统的职官;三是邮系统的职官;四是驿系统的职官;五是政府机构中特设的,不属于上述四类的邮驿职官。这些出土资料所见而文献所遗的邮驿职官能够让我们对汉代的邮驿组织建制有相对清晰的认识,可补史阙。     

汉代策选与对策文述论

策选始于文帝前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它适应了选拔与考核知识文化群体的时代要求,其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武帝时,策选已成定制,确立了以儒为本的指导思想。鉴于贤良策选的积极作用,其他察举诸科甚至征辟之士也渐次采取了试策方式,体现了策选的广泛性、普遍性。主持策选的机关,西汉时为太常,东汉为尚书。策选地点多在公车。策选时,皇帝起决定作用。对策有等第甚至名次之别,但无黜落。由此产生的应试文体——对策文,创作质量与策问密切相关,多以政事为主,有很强的政治实用性与针对性。依经立义,经理气息浓厚。形式体制较固定,分为策头、策项、策尾三部分,多采用"条对"方式。文风典正,文质兼备。一些篇章成为古代对策文的经典,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北魏碑刻“将军“类职官初探

以北魏碑刻材料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将军"类职官进行研究.在统计出北魏碑刻出现的所有"将军"类职官后,结合《魏书·官氏志》,从名号、品级、册封次数等方面描述该时期的"将军"职官.     

赵国郡县职官考

结合传世文献与古文字材料来看,赵国郡级职官的记载相对缺乏,目前仅能搜集到郡守、强弩后将、司寇三职。赵国县级职官的设置较为复杂,现可推定有令、尉、司寇、司工、司成、工师、冶尹、宗正八职。赵国郡、县职官系统的不均衡特征可能是由郡与县在主要功能方面的差异造成的。赵国县级职官系统的复杂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代官僚制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