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李承贵的“人文儒学”

在现代新儒学面临双重困境和儒学多极化时代到来的背景下,李承贵的＂人文儒学＂以＂人文主义＂为基底,上承原始儒家学说之人文特质,援引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试图构建新的儒家形而上学。＂人文儒学＂是近年来＂复兴儒学运动＂之一种,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儒学复兴路向的新展开。不过,总的看来,＂人文儒学＂成为儒学本体形态的可能性不大,形上建构也并非儒学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向。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黄玉顺的“生活儒学”

黄玉顺＂生活儒学＂是近年来＂复兴儒学运动＂、新＂文化保守主义＂之一种。＂生活儒学＂以＂生活＂为基底,以破解—回归—构造为基本进路,上承原始儒家学说,援引西方现代哲学范畴重构儒家形而上学。＂生活儒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儒学复兴路向的新展开。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评干春松的“制度儒学”

激进主义思潮的冲击与现代新儒家之偏误,共同促进了＂制度儒学＂的形成。基于现代儒学研究之缺失,干春松主张以儒家思想与社会制度相结合的方式重新审视儒学的本来面目和未来的发展空间,并对制度化儒学的基本形态、解体因缘及近代重建作了周详深湛的剖析。＂制度儒学＂是近年来＂儒学复兴运动＂之一种,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儒学研究路向的新展开。不过,总的看来,＂制度儒学＂学理上不够圆通,理论构建的意义也不大。     

后新儒学及“公民儒学”相关问题之探讨

内圣之学应是在整个历史社会总体与生活世界中生长出来的学问，因此，面对整个外王情境的变化，内圣之学必然应有所调整：而圣贤的教言也必须置于整个历史文化的总体情境下才能够有恰当的理解。面对心性之学与专制主义结合而造成的专制性、暴虐性及以理杀人等种种异化，我们必须将原来儒学的内圣工夫转化为一套客观的制度结构，只有在契约性的社会结构下。     

从大学生到生态公民:高校人才培养的新向度

在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高校开展生态公民养成教育有其必要性。而大学生的特征决定了高校开展生态公民养成教育具有重要的价值: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可塑性强;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大学生规模庞大;大学生是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后备军,未来生态企业、生态政府、NGO所需人才将由现在的大学生来充实。高校生态公民的培养以其规模化、科学化、系统化的特征无可替代。     

韩国公民教育中的儒学精神

韩国社会对儒学的尊崇和利用令世人瞩目。儒家思想影响着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更有相关人士提出,儒学精神成就了韩国的经济腾飞,是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亮丽因子。本文试图从韩国公民教育中,探求儒学精神的渗透脉络,以期找到儒学精神与现代社会的可能结合点,从而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乃至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因素。     

冯友兰“新儒学”之检讨

冯友兰是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力图以传统儒学为主体来吸收改造近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借以寻求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借以马克思主义批判新儒学，实是希望理论工作者融纳、吸收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主体的共同信念。     

现代新儒学思潮评析

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新儒学思潮历经近90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百年来的思想舞台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在近年的学术界乃至文化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全面了解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历史演变过程,正确评价其在理论和现实层面的得失,确立对待现代新儒学的正确立场,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宋志明对新儒学的认识与探索——基于“五个向度”的考察

新世纪以来,宋志明提出"五个向度"的构想,将现代新儒学研究从"述"的层面转向"论"的视阈。基于现代性向度、全球化向度、本体论向度、价值论向度、民族精神向度的深度考察,他从宏观上廓清了新儒学的理论特质和整体风貌。总的来说,"五个向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新儒学研究的新展开。     

景海峰与现代新儒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景海峰对现代新儒学予以较多关注。他认为,正是汉学的没落和宋学的复振,导致儒学身份的裂变和形上意义的迷失;而新的学科定位,又为被迫转型的儒学提供栖身之所。关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他着重剖析了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和牟宗三的学术思想,然由于海外新儒学尚处于发展中,故而没有从学术层面上给予评定。对于儒学的未来前景,他虽然没有指出具体的发展路径,但从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上作了宏观审视。总的来说,景氏之论对于人们了解现代新儒学,探索和思考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有所助益。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

本文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新儒学谈起,采用新儒家三代说的观点,通过对所选取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思想进行梳理来对新儒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简单介绍,简述了现代新儒学在不同时期发展状况。     

新儒学对“内圣外王”的传承与发展

"内圣外王"是儒学的总的目标或宗旨,代表着儒家关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从事具体的活动之间的关系的基本主张.随着近代儒学地位一落千丈,"内圣外王"也面临着重重危机,而当代新儒家的出现为儒学的传承和发展点燃了希望.     

试析梁漱溟先生的新儒学思想

梁漱溟是20世纪新儒家的开山人物,新儒学即是对儒学的复兴,也是一种崭新的诠释。他试图通过＂援西入儒＂、＂援佛入儒＂,严格区别真假儒学,深刻凸显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价值。这是梁对中国传统儒家所进行的有力的改革。梁漱溟想通过儒学的现代化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新儒学的诞生。梁先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也有利于当今中国的文化重构。     

从文化选择的共时与历时角度看“儒学的复兴”

“儒学的复兴”思潮给我国的文化选择带来了极大的干扰。在当前全球化的历史境遇下，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共时性与历时性兼容思考的准则内，在民族化与全球化，传统性与现代性，东方价值与欧洲价值的力场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回应西方:现代新儒学的境界之思

现代新儒学以传统批评西方,回应西方,这种回应体现为两种典型的路向：一是“收缩的”路向,境界被解释成个人心性、个人心灵的自得,而无需通过向外的实践来完成自身,并依此定位中国定位中国文化的价值;一是“扩张”的路向,即主张生命境界的完成最终需展开的为全幅文化之用,而试图以自家生命之“体收摄西方文化之用。     

新儒学的宇宙论和天理论

宋代学把对“天地万物的根源”，“道德声名的根源”和“天人关系”的解释作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完成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以天命思想和天人合一为中心的新确立的哲学就是新儒学。本的主题就是概括中国哲学史上出现的对于天的观点，还有特别是在新儒学中关于从宇宙的秩序和运行原理开始如何推论人类的道德价值和善的研究。     

浅析汉代儒学的新变化

儒学在汉代通过自我理论的不断完善及存在方式的不断变化赢得了独尊的地位,进而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正统。本文拟从汉代儒者、理论时代性、制度化三方面探究汉代儒学的新变化及其原因,以窥探儒学官学化的趋势。     

论西方“工具理性”与新儒学“价值理性”的互补

儒学强调“价值理性”,西方现代性注重“工具理性”.两者均因发展失衡而存在弊端和生存危机.新儒家试图从儒学中开出科学和民主,但在实践上却行不通.西方的后现代性也难以弥补现代社会的弊端.如果双方能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本着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学习态度,二者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优势互补的趋势,并有可能获得新的发展.     

儒学:“语法”还是“词汇”

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确实充当过文化“语法”的角色，然而这种语法与其说是文化的自然选择，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选择。而且，在佛、道文化的冲击下，儒学曾几度动摇过其一尊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各种社会变量的活跃与改新，儒学业已失去了其“语法”地位，成为一种富有历史美学意义的“词汇”。因此，固守儒学“语法”意义的观点是不明智的，我们应当从文化生命的变易无常来看待儒学的当代命运。     

李翔海与现代新儒学研究

李翔海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其学术成果不乏真知灼见,自成一家之言。先生对现代新儒家概念的辨析、对现代新儒学理论特质的探索、对现代新儒学发展历程的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现代新儒学的理性认知。从一定程度上说,现代新儒学研究成为理解先生思想的一个基本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