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城古城考

在永登县连城镇连城村西北约1公里处有一座古城遗址。遗址东靠水磨沟,西南临大通河。遗址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在浅山上,一部分在平川。山上部分有二城相连,西城址东西长约680米,南北宽约120米;东城址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240米。平川城址东西长约290米,南北宽约150米。整个遗址略呈三角形,现遗留城墙残垣100多米,其底宽5米,顶宽1.5米,高4—5米,现遗址内皆成为耕地。这座“连城古城”究竟何时所建,原是座什     

蜀国兵力再考——兼与卢华语同志商榷

本文通过分析蜀国的人口和兵制,重新核算出各个时期蜀国的兵力总数,据此对卢华语同志提出的蜀国兵力有50万的结论提出质疑.     

“舆论”新考———与宗春启同志商榷

《新闻与写作》 1999年第 1期发表了宗春启同志的文章《“舆论监督”考》。读过之后 ,文中对“舆论”一词的考证使笔者倍生疑窦 ,久久未能自释。于是 ,翻来典籍 ,寻根究底 ,成就此篇 ,欲与作者商榷。文章说 :“说起‘舆论’和‘舆论监督’ ,不能不追溯到梁启超。因为在梁启超之前 ,尚无‘舆论’一词的组合。”作者言辞肯切 ,有不容置疑之感 ,然其考证未详 ,于史相悖也。事实上 ,早在三国时代 ,人们就出现了把“舆”字和“论”字连用组合成“舆论”一词加以运用的例子了。最早运用“舆论”一词的典籍该是《三国志·王朗传》 ,文中写道 :往者…     

形象思维之我见——兼与童庆炳同志商榷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之后，谈论形象思维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伟大方针在文艺界、学术界得到真正贯彻的结果。的确，形象思维多少年来一直是文艺理论与创作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然而也是未能彻底弄清的问题。目前发表的许多文章，谈形象思维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多，谈形象思维的实质及其特征的少。即使谈到形象思维的实质与特征的，也未从心理学的角度深入挖掘思维的奥秘，而是就事论事，仅从文艺方面，或从认识论方面来谈的。其实，这里还有文艺心理的问题，如不涉及，就很难把问题谈清，就难免给人有谈得不深不透不准之感。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3期上发表的童庆炳同志的文章《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以下简称童文）就有此毛病。我是一位心理学工作者，研究思维活动是我的本行，因此，我想就自己研究形象思维的体会，提出一些看法来，和同志们一起探讨。     

论李密——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

一问题的提起长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史学界不少论者都把李密看作反面人物,并将其从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领袖的队伍中“开除”了。孙达人同志的《论隋末瓦岗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一文(载《思想战线》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尽管孙达人同志说:“在历史研究中,对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下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判语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但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却给李密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下着一个清清楚楚的判语,即全盘否定。他首先从“原则”上肯定了“认为李密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阶级立     

乌拉泊古城新考

今果子沟以东的中天山北麓地区是葛逻禄所属炽俟集团的居地。唐朝于657年或658年在炽俟部设大漠州都督府,府治位于今果子沟以东中天山北麓地区。后因东突厥汗国侵扰,该部"壹阡帐"百姓东徙至金满州境内的今乌鲁木齐市区。这"壹阡帐"百姓虽同属于炽俟集团,却与金满州百姓分属不同支系。正为此,唐朝于662—663年间或稍后由金满州析置金附州都督府加以管理。"金附州"之名称设置既是对汉代"金附国"一名的继承,亦与金满州相关——其民众"从金山散出"且被安置于金满州地域即依附于金满州,故以"金附州"名之。乌拉泊古城是始建于汉代的"小金附国"之都城、唐朝于649年所设葛逻州之州治和662—663年间或稍后所设金附州都督府的府治。     

教育本质新探——兼与李大伟同志商榷

本文循着从教育属性到教育的质再到教育本质的认识路向,提出教育的本质是社会遗传的方式或对人类文化、文明的积累和积淀相统一的观点,并论述了发现和确立这一教育本质观的重大意义。     

教学就是教书育人——兼与某些同志商榷

(一)传统的教学观念必须改变研究教学的概念和教学过程,就是要回答什么是教学,即教学的实质是什么的问题。这是全部教学论的核心问题,对教学实质的不同理解,直接制约着对教学规律、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环节的认识,因而就会形成不同的教学理论体系,也会反映出不同的指导思想,影响着教学过程的组织和实施。《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在从体制改革入手时,“还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万里同志去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指出,“只重视传授知识的传统教育思想和灌输式的教     

正确认识剩余价值范畴——兼与王文臣同志商榷

王文臣同志在贵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发表了《剩余价值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以下简称王文)一文。他论证的逻辑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而是商品经济共有的概念;→剩余价值本身、“剩余价值一般”并没有剥削;→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范畴的存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剩余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范畴。(参看《信阳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对王文所持论据和结论,未敢苟同,谈谈个人看法以商榷。     

量词重迭之类——兼与宋玉柱同志商榷

<正> 这里说“量词重迭之类”,意为所涉及的范围包括量词重迭的两种同形异质现象,以及牵涉到量词的词其他语重迭形式。 今年四月,我修改完了《从名词重迭说到数量词重迭(现代汉语词语重迭新探之一)》。那篇文章,有关数量词重迭部分,涉及宋玉柱同志的《关于数词“一”和量词相结合的重迭问题》(《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6期——以下简称     

也谈李白与南岳——兼与刘祯祥同志商榷

李白是否到过南岳,已引起越来越多的李白研究者的关注。刘祯祥同志《李白、杜甫到过南岳吗?》(注)认为,李白来到过南岳。我们认为,李白是到过南岳的。本文拟就李白的诗文和有关资料,探     

粗议增订本《红楼梦新证》——兼与张良皋同志商榷

周汝昌同志著《红楼梦新证》增订本于1976年4月出版,著者在他的重版后记中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交给我的任务,原系旧书重印”,“重印它主要是给红楼梦研究者提出一种供批评参考用的历史陈迹”,“另一方面又因既然已无旧纸型可以利用,就想乘重版之便,把后来发现的有关史料加进去,希望它还能有一点用处”,“说是修改,其实也只是字句枝节上的变动”,“在增订上,几乎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史料方面”,“有时我加了按语,记下个人的理解和看法,……我想读者……还是愿意看见带     

中学生作文应该虚构——兼与邓汉民同志商榷

《语文教学与研究》86年第9期载有邓汉民同志《中学生作文可以虚构吗?》一文,就全文的论证过程看,作者所要阐明的不仅是纪实性的文章不能虚构。而且认为整个中学生的作文都不能虚构,都要加以严格的“束缚”。对于这些意见,以及作者对“写文章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实际”这一原     

畲族婚俗杂说——兼与陈华文等同志商榷

畲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古朴而特突的婚俗就带有鲜明的历史痕迹,如简约大方的“行嫁”、以喜作忧的“哭嫁”、礼节繁复的“大户嫁”、搜求考察的“借镬嫁”及双方默契的“抢亲”等。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引起许多涉猎者的兴趣,仁者智者纷纷撰文,各有所见。有的认为新娘的红盖头是姐弟结婚的“遮羞巾”,也有认为婚礼中的对歌是为了抵制“初夜权”,陈华文同志则把各种婚嫁类型一概视为“掠夺婚的变异仪式”,且是浙江温（岭）黄（岩）平原汉族直接影响的产儿。他的《古老的文化姻缘——畲族赤郎习俗与洞房经比较研究》一文,笔者认为有商榷的必要。畲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使其各个支系的生活环境、经济基础和对于文化传承的变异及结婚对象的条件各不相同,各自采用的方法、形式有所差别,不能以简单的方式一言以蔽之。从纵向看,畲族婚俗从古到今也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一成不变。只有对不同的婚俗仪式进行认真的考察研究,才不致于在变色镜中看“万花筒”。     

教育的产业性不容置疑——兼与王晓辉同志商榷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任何国家都要保持各行业在发展上的平衡。但如何保持平衡,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其基本策略是从中观的产业经济层面入手,建立产业间合理的结构性联系。但具体将哪种产业置于产业结构中什么层次和什么地位,主要取决于当时对该产业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既要遵循各产业特性的要求,同时也要着眼于调整产业之间不同特性的联系方式与手段。王晓辉同志(以下简称王)在《教育研究》1999年第12期发表的《关于教育产业属性的质疑与探讨》一文,很值得从产业理论和产业政策的层面上进行反思。什么是产业性?教育有没有产业性?教育的公益…     

论据可以选自文学作品——兼与高世明同志商榷

《语文教学通讯》1994第2期发表了高世明同志的《落实<教纲>要求,指导学生自改、互改作文的尝试》一文,读后很受启发。但文中谈及论据使用的问题,高老师认为有的学生在论证《女人能撵半边天》的论题时,用“花木兰”和“刘兰芝”进行论证是错误的,理由是:“这些学生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历史人物混为一谈。稍有文史知识的人,一看就知     

王昭君籍贯族属辨——兼与祁和晖同志商榷

王昭君,这一两千多年前的“良家女”,不知牵动过历代多少文人学士的心,在不同的时代环境里,他们将一腔民族激情都倾注在昭君的身上。从其故乡秭归写到她“远嫁单于”、“青冢长存”;从历史画卷又搬上艺术舞台,经久不衰。然而,面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历代文人们只是站在各自时代的立足点上,或发感慨,或哀怜之,“多叙其离别怨恨而已”。很少涉及她出生于何地,出于何族。《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八     

稼轩体浅论——兼与施议对同志商榷

“体”即风格特征。稼轩体即稼轩词之风格特征。“形神兼备”谓之体,稼轩体正可作如是观。或日“形神兼备”乃艺术之普遍特征,但稼轩体自有其独特之形与神。就其“形”而言,稼轩体既能在词域内博观约取,集众成一,又能以古诗文为词,大量用典使事,还能把目光转注于民间俗语;观其“神”则是:稼轩体之英雄语豪而不放,妩媚语婉而不浮,闲适语闲而不适。总之,稼轩体之构成是其表层之表现形式美与深层曲折含蕴美的结合;是直觉印象之“面”和深层印象之“味”的结合。     

也论素质——兼与俞启定同志商榷

《教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六期发表了俞启定同志的文章《论素质》,拜读之余,感觉该文存在一些问题,似有必要提出来商榷。下面就谈谈我对人的“素质”问题的看法,并就教於俞启定同志。《论素质》一文将整个人的素质“概括为四个方面”即(1)人格的素质;(2)自我调节的素质;(3)进取发展的素质;(4)适应群体的素质。在每一个方面中,又包含若干个小的方面,其结构可用下表示之(这里姑且称为“俞氏素质结构表”),见表一。     

二十一世纪与写作学建构——兼与陶嘉炜同志商榷

再过五年,我们将跨入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世界性的文化交融渗透,全方位跃动的时代,世界科学技术革命正在形成新的高潮,又一个科技和经济大发展的新时代来临.这个伟大而巨变的时代为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江泽民主席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科技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这是顺利实现三步走战略正确抉择、”又说:“实施科技兴国的战略,关键是人才.人类生产及社会服务的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正在不断提高,……对劳动者知识和技术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写作学作为一门基础工具学科,在实现我国科技兴国的战略中,在提高我国劳动者素质和全民族科技文化水平方面,担当着义不容辞的使命.二十一世纪的新时代迫切要求我们加快建构一个现代化、系统化、科学化的写作知识体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