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选自"屈原赋之属"考论

作为总集之祖的<楚辞>,它的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今本<楚辞>实则来之于<汉书艺文志>之"屈原赋之属".至于王逸<楚辞章句>题为"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此显系为后人所加.经由自己所编之书而题前贤之名,这已是自古以来的通例.今本<楚辞>所收作者共10家,作品73篇,其作者一般都可以在"屈原赋之属"中找到主名,其每一作者作品的篇数一律小于或等于"屈原赋之属"中相应作者作品的篇数.所以可证<楚辞>是"屈原赋之属"的选本.     

从凌稚隆《史记评林》看明代《史记》评点

凌稚隆<史记评林>汇集了万历四年以前历代历家研究<史记>的成果,仅收录明代的<史记>研究就有60余家.通过系统梳理<史记评林>中明人研究<史记>的相关内容,借以洞悉明代<史记>评点研究的特点.     

宋玉《讽赋》、《登徒子好色赋》与司马相如《美人赋》比较研究

宋玉<讽赋>、<登徒子好色赋>与司马相如<美人赋>,结构雷同,内容相近.因此,在宋玉作品真伪的研究中,三篇赋的承继问题便成为了一个研究的焦点.有人认为宋玉的两篇赋是后人抄袭<美人赋>的伪托之作,更有人认为司马相如<美人赋>是模仿宋玉两篇赋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详细地分析研究了这三篇赋的结构、内容、艺术表现、文化环境和散文赋体的"借用"、"模拟"现象,认为<讽赋>、<登徒子好色赋>在艺术上较之<美人赋>显得稚嫩,在文化信息方面符合战国末期的文化环境,应当是宋玉的作品;<美人赋>较之宋玉的两篇赋在艺术上更为成熟,在文化方面符合西汉的文化环境,应当是晚于宋玉时代的作品;<美人赋>与宋玉两篇赋结构雷同、内容相近,是散文赋体创作中"借用"、"模拟"现象的具体反映,司马相如"模拟"和"借用"宋玉赋创作<美人赋>,是赋家创作中的正常的不必惊怪的现象.     

太史公剽窃案

司马迁有些不道德.他编写<史记>,从<尚书>、<孟子>、<左传>、<国语>、<世本>和<楚汉春秋>那里搬走不少东西,有的是摘叙其事,有的是全用其文.编书嘛,当然可以搜集资料,可以择善而录,可总得注明出处不是?比如<史记>第四卷"周本纪"所载,大半出自<左传>和<国语>,通篇却没有一句提到<左传>,也没有一句提到<国语>,让人一瞧,仿佛所有内容都是太史公原创,倒是裴羁、司马贞、张守节等后人注解<史记>的时候,替他注明了出处.     

《文选》不录齐梁赋辨

宋齐时代,诗歌有了极大发展,但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讨论文学仍视赋为文学主体,梁时<文选>列赋于首位,是有文学史依据的.但<文选>不录齐梁赋,却有其特殊原因.如果以<文选>赋十五类一一对照齐梁赋,齐梁赋确实没有好作品可录入者,只有沈约<郊居赋>尚可.<郊居赋>可属<文选>赋"志"类,但沈约<郊居赋>与"志"类潘岳<闲居赋>,意思有重复之处;且<郊居赋>又有怨梁武帝之嫌,那么不录也是情理之中的.齐梁时代赋作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是崇尚赋的诗化,或是文体形式上的半诗半赋,或是文体内涵上的抒情.作为梁朝文论三派的正统派,萧统鄙视这样的作品;另外,萧统时,这类赋作正在兴起,<文选>未录这样的作品也是理所当然的.     

《今本〈史记〉校读记》商榷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解放之后,以金陵局本为底本的<史记>成为最流行的版本,但此本仍算不上是善本.暨南大学张玉春教授利用北宋类书<太平御览>所引<史记>与今本<史记>进行校对,指出了今本<史记>的某些讹、误、衍、夺,丰富了<史记>异文的研究.本文就张玉春<今本〈史记〉校读记>一文有待商榷之处加以探讨,希冀为今本<史记>整理研究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屈原列传》的两点疑难

<史记屈原列传>中存在两点疑问,即张仪欺楚一事和辞、辞令、赋的混乱现象.通过比对理出了张仪欺楚的线索,经过分析弄清了辞、辞令、赋的关系.     

钟嵘《诗品》赋论（一）——《诗》赋体系列辨证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橘颂》与《橘赋》之比较

曹植之所以能开创赋体新境界,成为一代赋家,与他对屈骚的学习是分不开的.本文以曹植的<橘赋>与屈原的<橘颂>相比较,从中见出曹植在题材内容、表现方法、语言形式等方面对屈骚的继承与创新.     

得《史记》风神咏千年绝调

<史记>论赞是司马迁创造的史论形式,其逻辑性、概括性、形象性和抒情性向为历代史评家所激赏.司马迁的史论,博大思精,笔势纵横,说理形象,补纪传之未备,阐深微之旨义,抒个人之感慨,对后代史论产生了深刻影响.欧阳修的史论<伶官传序>弘扬了太史公论赞传统而又有所创新.对此,清代不少评论家都谈到这篇史论与<史记>论赞一脉相承的关系.沈德潜称:"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转引自<唐宋文举要>)刘大魁称:"跌宕遒逸,风神绝似史迁."(<古文辞类纂>)吴楚材、吴调侯称:"两扬两抑,低昂反复,感慨淋漓,可直与史迁相为颉颃."(<古文观止>)应当说,这些文评家是极有识力的.欧阳修为<新五代史·伶官传>所作的这篇传论,得<史记>风神而不袭其貌,不仅具有卓越的史识,而且以其大气包举的史笔叙事明理,堪称史论之"千年绝调"(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     

刘邦“烹吃”父亲行为简辩

《史记》等典籍中记载的刘邦欲要＂烹吃＂父亲的行为,其实是在特殊情况下,刘邦对双方实力、项羽的个性经过详细考虑、分析后采取的果断措施,是孝子刘邦的一次有把握的冒险行为,而非真正的不孝。     

白寿彝先生和《史记》研究

白寿彝先生在《史记》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归纳为4个方面:以全面、贯通的史识,注重《史记》的思想性研究;从历史文献学和编纂学的角度,探讨《史记》在编纂体例上的创新和体裁上的综合运用;注重《史记》的表现手法及其在历史文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善于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发扬光大;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勇于突破僵化思想,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白寿彝先生的《史记》研究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学术界占有突出地位,是建国后我国"史记学"发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至今仍具有重大意义。     

褚少孙研究三题

褚少孙主要在三个方面续补《史记》：重大政治事件、重要人物与占卜龟策。褚补材料来源广泛,具有相当的史料、文学、语料价值,尽管如此,班固总体上对褚补抱有怀疑;在天命观上,褚少孙提出了“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的进步观点,进而否定了“无父而生”的神话传说,将“无父而生”与“天命”联系起来,认为“天命”就是“以其先之有德”“泽流后世”,“无父而生”的传说实质上是天命降临的征兆,象征可以继承乃父的德泽;在人生观方面,褚少孙不否定人们追求荣华富贵的心理,而是认为一旦“立名当世”,需“持满守成”“知进知退”;政治倾向上,褚少孙尊崇汉武帝,认为汉武帝雄才大略有远见;主张朝廷任命官员要选择通经术、直言极谏之人。     

《史记》口述史料的文史价值及记载原因初探

从史学角度分析,《史记》中的口述史料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使历史记载更加细节化,使论据坚实充分;从文学角度分析,口述史料使历史记述更加生动形象.分析司马迁记载口述史料的原因,从客观上讲,既是对传统史学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汉代史料匮乏的有力补充;从主观上讲,是对民间文化的重视,是“成一家之言”的必要践行.     

《史记》中的"(唯)宾是谓"句式研究

《史记》作为"西汉文学语言的最高典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当时的语言发展情况。通过对其中的"(唯)宾是谓"句式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考察,发现此种句式有相当一部分句例可以在前代文献中找到出处,而暂未找到出处的句例也并未超出已有类型的范围,从而证实了《史记》时期的此种句式与前代相比并没有突破性的发展,而只是前代文学语言的一种遗留。     

《史记·孔子世家》辨惑

学者对《史记·孔子世家》一文存在不少争议,要之有二：一是体例上,司马迁著孔子之传是挂靠“列传”还是入籍“世家”？二在内容上,太史公述孔子言行是尤多“妄言”还是别有“诗心”？孔子言行是否尤多妄言虚语。对于前者,古代学者有一个误解,即认为“世家体”在司马迁时代已是一种述史定例。司马迁实际上是因孔子“追修经述”以“拨乱反正”白于伟大历史实践才将其列人世家的。对于后者,古代学者只知其一,未明其二。太史公实际上是有意运用不实史料以揭示孔子一生“不用”的悲剧,以表达自己的悲孔惜圣之心。     

使《史记》得以公开面世的杨恽

司马迁将《史记》写成后,让其女另抄一份,作为“副本”留在“京师”,而将原稿作为“正本”“藏之名山”。其外孙杨恽从小爱读外公这部尚未公开的书稿。后为官,因揭发“霍氏谋反”有功,取得宣帝信任,遂借机将这部书稿公开面世。杨恽,一生好交“英俊诸儒”,轻财好义,但行为不检,终导致身首异处。但他让《史记》公开面世的历史功绩,我们是不能忘记的。     

论《史记》的“超史性”及其成因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优秀的通史巨著,问世以来,研究者代有其人,史坛巨擘梁启超以其敏锐的眼光,独到的见识,深刻地体察并指出《史记》是中国、乃至世界史学中无与伦比的＂超史＂巨著。梁启超先生的看法是一个极富价值的理论见解,它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司马迁和《史记》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论刘勰的辞赋学成就

刘勰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尤其擅长于文学评论。所著《文心雕龙》,系统地阐述了古典的形式主义学理论。这一学说充分地体现在他对于辞赋所作的纯文学形式的研究方面。他探讨了辞赋的渊源和流变,总结了先秦到刘宋时期辞赋创作的历史,分析了辞赋的丽辞、章句、夸饰、音韵等文学的形式问题。这一切奠定了辞赋学的基础。     

论姚苎田《史记菁华录》的学术价值

姚苎田《史记菁华录》的学术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史记》选录上紧扣住了司马迁"爱奇"的审美倾向,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奇"文观念。其评点以文本鉴赏为基础,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归纳和演绎两个环节中都起着桥梁作用,颇多精妙见解,对认识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有着重要的意义。姚苎田从"文史之辨"的角度入手,对司马迁写作过程中对史料的主观裁夺和虚构的运用进行了详尽的辨析,达到了对《史记》文学性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