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司法解释的必要性及完善路径分析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也有利于保障人权.由于我国的立法尚不完善、司法实践的灵活性等具体条件的限制,司法解释就应运而生,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起着弥补立法不足、统一规范和指导定罪量刑实务、填补立法漏洞的作用.作为罪刑法定的补充,司法解释也有其自身的缺陷,需要加以修正及完善.     

论罪刑法定原则和刑事司法解释的关系

在相对罪刑法定主义下，罪刑法定和刑法司法解释在其原则范畴和应用规则范畴内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司法解释对立统一关系的论述，力求倡导刑法司法解释自觉地遵守立法本意及法律规范的实质适用范围，与罪刑法定原则达到异曲同工之妙。     

浅议罪刑法定--兼议刑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由绝对法定到绝对不法定发展到相对法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实现刑法功能的要求;刑法解释应包含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司法人员的解释,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补充,同时应程序化。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冲突和协调

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理论界所称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为公民自由与国家刑罚权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它有利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刑法中的直接体现”[1]。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获得了刑事理论界和实务的普遍赞誉,它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刑事立法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对刑事司法活动起着指导作用。而刑法解释是“对刑法的含义给予更准确、更明了的提示和说明。”[2]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对刑法规定的一种阐述运动,在司法活动中起着普遍性的刑法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沟通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司法人员必须忠实了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不得任意解释刑法;另一方面,司法人员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掺入个人的法律意识。立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实践中刑法司法解释的盛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刑法理论界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并探究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以期从二者的冲突中寻求能够协调二者关系的最佳途径。     

浅谈刑法理论教学与司法实践的关系

在高校刑法理论教学中,经常遇到刑事立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与司法解释、刑事判例、自由裁量权的相互关系问题,如何用辩证的观点将罪刑法定原则和司法实践有机结合并贯彻到教学中,值得研究。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刑事司法解释、判例、自由裁量权相匹配的刑法运行机制,构建贯彻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的保障制度,它利于克服刑事立法滞后性、模糊性给司法实践带来的不便。因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依赖于司法实践,司法实践关系到罪行的量刑、罪与非罪的界限问题。下面结合教学实践谈点看法。一、司法解释存在的必要性在教学实践中,阐明罪刑法定原则理论…     

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思考

罪刑法定原则的实施要树立人权保障“优先”观、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统一”现，要合理规定犯罪概念；加强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保障罪刑法定原则的实施。     

论罪刑法定司法化的几个问题

修订后的我国<刑法>将罪刑法定明确规定为其基本原则,但这只是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法律依据,刑事司法才是罪刑法定原则得到最终实现的根本保障.但在当前,罪刑法定的司法化还存在着许多障碍.本人认为,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正确的司法理念、强化立法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实施保障、正确处理罪刑法定和司法解释的关系、恰当运用司法裁量权、高素质司法群体的培养是我国罪刑法定司法化的有效途径.     

罪刑法定与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合法、有效的司法解释有利于这一原则的贯彻实施。司法解释应当慎重，不能违背法律条文，并且扩大解释也应符合国民对法律法规的可预测性要求。     

罪行法定原则下的亲属相盗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的意旨在于限制国家的刑罚权而保护公民的自由和安全。在罪刑法定的前提下,我国司法解释关于亲属相盗问题的规定,超出了刑法文本的界限。要想消除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紧张关系,应该对刑事法律条文做相应的修改,使亲属相盗在刑事法文本中有不同于一般盗窃的规定。     

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与人权保障机能的关系

我国刑法典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罪刑法定原则,刑事立法的现实与这一原则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与差距,直接影响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必须在适用刑法典的过程中运用立法解释和刑事司法解释的方式补救,才能消除这种影响,最大限度地体现罪刑法定原则,更加充分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

防止司法专横，保障公民人权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其诞生和发展变化过程中始终如一的价值追求，社会保护从来都不是其应有内容。罪刑法定的实现与否不仅受制于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现状，更与一国的社会基础息息相关。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历程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在法治国家的标志之一,它有其自身的特定含义和发展历程。此原则对各国对立法技术、立法程序公正、司法解释的发达程度及司法环境等有一定的要求。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的概念、意义、产生与发展及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试论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理论。罪刑法定原则首先在法国被用于刑法典。1997年,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写入刑法典。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不仅铲除了封建主义的罪刑擅断,也为现代司法确定了适用准则,正确地进行司法解释,严格执法程序,做到依法定程序执法。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限初探

刑法司法解释是一种有效解释。文章提出了解释主体权限问题，并对高检的解释权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刑法司法解释不得突破刑法规定，尤其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在我国，刑法司法解释还必须受到刑法立法解释的限制。     

浅析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

法治精神不仅要求立法上科学地规定犯罪与量刑,也要求司法上实现罪刑法定化,以体现人权保障的时代精神。对罪刑法定的理解因人而异,但都应当客观公允地对“法”作全面理解,对“法定”准确把握, 处理好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矛盾;罪刑法定取代类推制度,但是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还应当主张;罪刑法定并不当然否定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在量刑和定罪方面同样适用,司法体制改革中应当限定基层法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三十五年来罪刑法定原则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三十五年来,我国理论界对罪刑法定原则从多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诸多积极的理论成果。今后,刑法基本原则问题仍将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对象。其中,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完善仍将是刑法理论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对类推及类推解释的理解以及如何划分类推解释和扩大解释的界限,对类推解释应当如何进行评价等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科技发展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国际刑法与罪刑法定原则等问题也有待深入研究。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

我国1997年虽已将罪刑法定原则法定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但刑事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与这一原则相悖的现象。要实现中国社会的法治化，必需切实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加大立法力度，减少司法解释的越权行为；加强对侦查程序合法性审查，减少并杜绝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侵犯；坚持“严打”与整治相结合，实行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推行主审法官负责制和错案追究制，确保审判公正。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原则是近现代各法治国家的基本刑事法治原则,罪刑法定的刑事法治化的要义在于罪刑法定的立法化与司法化及二者动态关系的调适。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刑事法治化,特别是在立法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距离。     

国际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新进展——兼及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国际刑法理论与实践的迅猛发展,罪刑法定原则日益成为国际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作为该原则践行情况的集中反映,"核心罪行"的国际立法或审判实践明确了相关罪行的新概念和若干要件,以赋予罪刑法定崭新的时代内容,并促进国际犯罪的国内立法和有效惩治。鉴于罪刑法定在国际实践中的特殊性与国内法和国际法接轨的必要性,我国应基于有关国际公约的认定标准,在立法中专设国际犯罪一节,以完善国内刑法体系和发展此项基本原则。     

最新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重申与背离

司法解释如何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对立法者原意进行解读,一直以来就存在很大争议,新出台的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也不例外。《解释》对于贪腐类犯罪情节加数额的规定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要求,明确了刑法修改之后的一些争议问题。但从体系解释的角度上来说,贪污贿赂一章的犯罪内部以及贪污贿赂与其他财产犯罪之间都存在对接上的障碍。另外,模糊性用语的出现,也给司法解释的适用带来了很大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