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古学思维与诗学逻辑

明代学术虽以理学为宗,然官方提倡的理学之外,尚有科举以外的古学传承,制义、八股之外的经史学问,同样是广义范畴的儒者之学.虽非主流,却于三百年间的明史历程中不绝如缕.杨慎、陈耀文、胡应麟、焦藏、方以智等读书博古,崇尚考据,经史训练中的古学思维渗透、体现于其诗学逻辑中,并由之造就了明代诗坛中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一部重要的明代科举文献——《类姓登科考》

《类姓登科考》,清初盛子邺编辑,是一部重要的明代科举文献。它不仅简要、系统地记载了明代两万四千多名进士的姓名、户籍和科甲状况;而且对出自同一家族的进士皆详注其亲属关系,对官至高级和重要职位的进士还详载其字、谥、官号。为今人研究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尤其是社会流动状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明代北直隶的水利营田

明代北直隶的水利营田主要发生在明代中后期,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中央或地方大员组织的军屯,但是却因种种原因难以持久;二是地方官出于发展本地区经济或是出于政绩的考虑而兴修水利工程,鼓励当地百姓种植产量更高的水稻,一般都能持续下来,造福当地;三是个人所进行的水利营田,属民营,规模较小。明代规模较大的水利营田,仍是官方经营的。     

明代军籍进士总数及其时空分布特点与成因考述

明代军籍进士之多仅次于民籍进士,总数至少6506人,占统计进士总数的29.34%,比明代军籍占明代户籍总数的比例高出9.34个百分点,显示出军户比其他人户在科举竞争中付出了更为艰辛的努力。其在不同时期的数量及在进士总数中所占比例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一个加宽的"几"字型曲线,在反映自身变化特点的同时,也曲折反映了明代军户的生活境遇、社会地位、在籍状况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迁。其空间分布也表现出与明代进士总体空间分布迥然不同的特点,即军籍进士最多的地区不是南方,而是北方,这与永乐后北直隶成为政治和军事中心有着直接关系;云贵地区的军籍进士则成为当地进士的主体,辽东进士几乎全部为军籍进士。     

论明代民歌中的“食”与“色”

食与色,是人类社会绵延发展的基础。早在诗经中,食欲和色欲就被联系在一起。到明代民歌,更是从食物的颜色、食物的形状及食物的吃法等多个角度生发联想,视食物若人体、视人体若食物,赋予日常生活中的食物以色情意味,展示了一个奇异的食色交错的世界。     

浅论明代文官集团与皇权的冲突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也在这一时期逐步发展至顶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朝代,文官集团作为皇权辅政者的角色而存在,他们将希望寄托于"致君尧舜"的努力,却又和皇权冲突不断,甚至斗争连连,在专制皇权的极端发展面前等待他们的只有失败,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真正的获胜者只有一个,那就是封建体制本身.     

明代北京审美文化的生成

北京地区的审美文化中具有某些相对稳定的文化元素,明代是形成这些元素的关键时期。明代北京具有特殊的时代地域因素。随着朱棣定都和北京定名,明都北京在金中都、元大都、南京的文化意识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汉族的、北方的文化心理,决定了沿袭至今的北京审美文化的某些重要特征。     

明代科举公正性与社会舆论探析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项重要人才选拔制度,对官僚政治的运行发挥着巨大的调整和补充新成员的作用。科举考试以     

朝鲜时代的礼讼与君统、宗法诸问题

礼讼是指在宗法制度下 ,因王位继承者的嫡庶、丧服的等差、宗室勋戚的封号等礼仪问题所引起的争讼。朝鲜后期频繁发生的礼讼事件 ,与党派斗争交叉纠结 ,对社会政治不断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依据宗法理念和相关史实 ,分析了元宗追崇、己亥服制等礼讼事件在君统、宗法等问题上的理论意义     

明代澹生堂主人祁承(火業)“藏书铭”

<正>印文为:"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爱书之情,读书之乐,珍惜之念,寄子之望,以及集藏、校读之辛苦,尽在方寸之间。     

乱臣、英雄抑或叛贼?——从清初朝鲜对吴三桂的各种评价说起

清朝初年,朝鲜使臣对明末清初的吴三桂拥兵反叛之事件极为关注,对吴三桂的评价呈现出复杂的心态,从中可以看出朝鲜君臣对明朝的拥戴和对明朝覆亡的感叹。     

《新编对相四言》中的蔬果图与明代女性形象

该文讨论的是明刊本《新编对相四言》中收录的10种蔬果图像,侧重于对这组图像功能、寓意及受众群体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这组蔬果图像与明代女性有间接的关联,所传达的是明代社会对女性健康、生育多子的期待。而作为蒙书《新编对相四言》主要受众群体的女性,对该书的阅读过程正是对这些信息接收的过程。     

朝鲜歌剧《梁祝》“娘家”化蝶

2011年11月21日晚上,地处钱塘江边的杭州大剧院里正在上演一场朝鲜版的歌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明代博学思潮发生论

明代"博杂"之学术特色根源于当时的博学思潮,而博学思潮之所以在明代发生又绝非偶然,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思想文化渊源、科举制度和明代的政治思想现实及风气.其中,学术传统中的博学思想为博学思潮的发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明代的科举制度和政治思想现实及风气在为空疏不学之风的滋长提供条件和制度保障的同时,也为博学思潮的发生准备了批判、反思的目标和对象,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以及学者群体上的保障,而这两个方面又是促成博学思潮在明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决定性因素.     

明代"通鉴"类史书之普及与通俗历史教育之风行

明代“通鉴”类史书相当普及 ,它既是对宋元两代推崇、研习《通鉴》之风气的承续与发扬 ,同时又与明代统治者的重视与提倡密不可分。“通鉴”类史书之普及 ,直接导致了通俗历史教育的风行 ,其主要标志是“通鉴”类史书的不断简约化和通俗化 ,以及“按鉴”通俗演义的兴起 ,它们有效地推动了历史知识的民间化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明代文彭的篆刻“君子安贫,达人知命”

篆刻文字语出唐王勃著名的《滕王阁序》:"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君子安贫属于自重,并非力所不能逮;"达人知命",当系反语,从下文     

由明代科举试卷看古代科举及选用制度

科举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可谓源远流长。由于废止科考已经百年,经历过科举的人都早已作     

邻居家里的陌生人----清中叶朝鲜使者眼中北京的西洋传教士

现存朝鲜王朝赴清代北京贺岁使、朝贡使的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十七至十九世纪西洋天主教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尤其是在北京活动的资料.在这些资料中,也可以看到朝鲜士大夫对西洋国与天主教的好奇和观察,也可以看到他们与当时北京传教士的交往,还可以看到朝鲜士大夫对西洋天主教态度的分化和变化.尤其是,通过他们向清廷进呈的<讨邪逆奏文>,我们看到十八、十九世纪之交,西洋天主教经由中国到朝鲜的传教努力,在"辛酉教难"中经历了一次怎样的挫折和变化.在这一不同民族、国家与宗教间的接触中,不仅可以了解东西方文化的传播历史,也可以看到同是东亚国家的日本、中国和朝鲜,在面对天主教传教时态度和策略的不同,并可以进一步借此分析这不同背后的政治与文化差异.     

明代六经论的历史变迁及其学术意义

本文以明代文学中的六经论为切入点,分析六经论历史演变过程中所包孕的意义.明初,六经论具有因心以求经的特点,追求人心与天地的内在平衡.台阁文学时期,力图统合理学思想与官方意识形态,更强调六经的政教性质.前七子以对史传文学的强调指斥六经诸儒之言,后七子用理事论否定六经在文学中的作用,共同将六经悬置起来.王阳明创为心学,直接导致"糟粕六经"风尚的出现,本色论成为明代六经论的新论述.文法论则用文学的方式解经习经.     

“闳稽群籍,博约精审”：明代史学研习的拓新之作——《明人汉史学研究》评介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演变至明代,到了一个较为特殊的阶段。宋代士人好谈心性,讲究义理之学;清代学者则黜虚崇实,重考据之学。明代处于学术理念全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中间,在学术发展理路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于明代史学的研习可探清自唐宋以来学术史的内在发展脉络,可达“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用。谢国桢云,“有明一代,史学最盛,若焦骇之《献征录》、王世贞之《四部稿》、何乔远之《名山藏》、郑晓之《吾学编》,恢弘典则,蔚为巨观。”而清代以降,学者对明代史学甚为贬低,尤以四库馆臣之流。厚诬明人,多有訾议,但闻明人史著,多有“明人恣纵之习,多涉疏舛”之语,诸如此议不可谓持平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