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三回两英译本的对比赏析

《红楼梦》第三回拉开了整部小说的序幕,内容非常重要。通过林黛玉的视角,较为全景地呈现了贾府的典型环境,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也逐一登场亮相。在《红楼梦》的诸多译本中,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的英译本认可度较高,但关于两译本的争论也从未停息。该文从语篇结构、文化负载词、修辞手法等3个方面入手,对《红楼梦》第三回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的译本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两个译本都充分考虑到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体系的差异,并尽可能再现了原作语篇交际价值和整体的艺术效果,堪称翻译中的“上乘之作”。但由于译者所遵循的翻译原则不同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两部译作在词汇、句式和语篇层面,也都流露出原作之外的痕迹。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方言翻译研究——以《红楼梦》中南京方言德译本为例

该研究从生态翻译理论出发,探讨生态翻译理论对于解释方言的适用性。根据自建的《红楼梦》中南京方言中德译本平行语料库,认为方言翻译应注重生态翻译理论提出的多维适应及多维转换。该研究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统计了译者具体运用了哪些翻译方法和技巧来实现三维的适应性转换并对翻译效果进行分析,从而为方言翻译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以期促进中华文化外译,传播博大精深的方言文化。     

细品《红楼梦》中的《葬花吟》

《葬花吟》是《红楼梦》中塑造林黛玉形象的杰出篇章．是小说诗词中的杰出之作。同时也是描绘大观园中林木景物的神来之笔。     

俗语日译难点分析——以《红楼梦》俗语日译为参考

通过分析《红楼梦》松枝茂夫全译本和伊藤漱平全译本中对汉语俗语的翻译可以发现,两个译本中都存在无法兼顾原文中俗语形式、内容和音韵美的译例,或着重于原文形式而在还原原文内容上稍有欠缺,或着重还原原文内容而丢失原文形式,或多或少存在“不完美”。然而由于中日两种语言间存在的不可逾越的差异以及中日两国人民存在的思考方式差异,这类翻译中的“不完美”的存在才应该是常态。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人性观研究

该文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通过对《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两部作品中的人物进行事例分析及情感剖析,挖掘曹雪芹与紫式部所传达的人性观,并将两者的异同进行比较。《红楼梦》中借贾雨村“论气”阐明了“正邪两赋”的人性观,肯定了善恶并存之人性,即人性与兽性共生于我们心中,此消彼长,此长彼消。《源氏物语》中亦将光源氏及其情人们于交往时微妙的两极心理变化统一在瞬间的描写之中,以此间的内心博弈体现最真实的复杂人性。两部作品虽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都不同,但在人性刻画上却都深刻且全面,都传达出人性与兽性共生共存的真谛,指引着我们对人性积极追求的方向,彰显着对人性的包容和谅解。     

《红楼梦》中歇后语的哈萨克语翻译策略分析

《红楼梦》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部伟大著作,作者曹雪芹在书中大量运用了富有丰富文化含义的熟语,这些熟语给全书增加了活力,同时也给翻译带来了挑战和困难。该文比较分析《红楼梦》歇后语在翻译哈萨克语过程中的译介处理,阐释原文中歇后语的文化内涵在译文中的再现得失。在翻译中归化能够使译文通顺,异化能够保留源文化内涵。翻译中译者根据语境灵活地把握维度,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同时把译文地道通畅地表达至关重要。     

《汉语外来词词典》与《新华外来词词典》对比研究——以A字母开头条目为例

《汉语外来词词典》对我国语言文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最新出版的《新华外来词词典》对学界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以《汉语外来词词典》和《新华外来词词典》为研究对象,对两部词典中的A字母开头条目进行整理分析,阐述二者在词源考证、字音字形、释义内容和语义类别等方面的异同,比较两部词典在整体收词数量、收词原则和编纂体例上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新华外来词词典》在《汉语外来词词典》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对其存在的不足进行完善,同时又具备独创性,为词典编写提出了新模式。     

《红楼梦评论》的现代学术范式--纪念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一百周年

100年前 ,王国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 ,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本”的现代学术范式。这一学术范式 ,存在着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不恰当解释中国文本的可能性 ,所以应该用“跨文化阐释”这一模式加以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而这一点也正是《红楼梦评论》带给我们的重大启示。与单向阐发不同 ,《红楼梦评论》的阐释是“跨文化阐释” ,它注重的是中西方平等双向的互文性关系。《红楼梦评论》虽然接受了叔本华哲学的影响 ,却不可以用“影响研究”的模式来解读 ,而只能用跨文化研究的模式来解读。     

论《红楼梦》春草堂藏本之底本

从《红楼梦》春草堂藏本的抄写款式等外部特征出发,发现春草堂藏抄本特征契合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东观阁本,并通过考辨两者之间存在三十几例＂异文＂完全重合的事实,论证春草堂藏抄本当系东观阁本刻本一系;廓清春草堂藏本并非源于某一种脂本,也不属于程甲、乙本。同时,通过异文比勘发现庚辰等脂本并非近于程高本,而是更近于东观阁本,即东观阁本系列与脂本有着更亲缘的嬗递关系,否证了所谓春草堂藏本＂这个本子的底本也有可能是程甲、乙本和脂本系统之外的本子,很有可能是一个在程甲本、程乙本之前就出现的一百二十回抄本＂之观点。     

《红楼梦》英译缩写本在国外

为译《红楼梦》竞折腰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远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拉特罗布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亚州研究院读研究生,暑假期间趁回国度假的机会,到母校四川师范大学拜望外语系黄新渠教授。那是一个雨后乍晴的午后,校园里雨滴淋着一丛丛浓密的芭蕉林,知了的欢唱灌入耳膜。黄新渠先生特地沏了上好的四川特级茉莉花茶款待我。     

先秦墨家灾荒思想研究——以《墨子》为例

《墨子》中蕴含着丰富的灾荒思想,墨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的过渡时代。先秦墨家的灾荒思想主要体现在《墨子》中,包含了灾荒成因、灾前备荒和救灾救荒等内容。在灾荒成因方面,墨子认为其主要成因是自然灾害、统治阶级惰庸奢靡与围城战的频发;在防灾备荒方面,墨子主张建立防御性的国防政策、鼓励生产和建立备荒仓储;在救灾救荒方面,墨子主张以人为本、节用救荒,同时号召官府“上食”赈灾与基层“兼爱”互助。该文通过对《墨子》的研究,梳理其中灾荒成因与防灾、救灾等内容,以期较全面地展示《墨子》中的灾荒思想。     

《红楼梦》中古典建筑的文化内质透视

小说《红楼梦》可称得上是一部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除家族兴衰、人物生死外,更是反映了衣食住行、人情冷暖、贫富贵贱、世道变迁等社会百态。仅就艺术论,《红楼梦》是一座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涉及诗文、建筑、戏曲、烹饪、服饰、音乐、书法、杂艺等,林林总总,令读者目不暇接,因而具有无穷的魅力。不过,作者在进行构思写作的过程中,涉及面虽广,但对于建筑的描写同样是浓墨重彩。这部小说中的建筑渗透着中华传统建筑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该文总结出,《红楼梦》中描写的建筑最主要的文化内质可以归结为4个方面：其一,主次分明的礼制思想;其二,对称性的艺术;其三,含蓄曲折的建筑表达;其四,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     

论僧传中的神异现象——以《高僧传》和《比丘尼传》为例

僧人传记中的神异现象的叙述较多。在早期的僧传中,神异渗透着理性的因素。只是伴随着文学作品的影响,神圣的神异慢慢世俗化,佛教僧传中神异叙述缺少人性关怀也使神圣的神异走向了世俗。佛教应该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社会思想的变化,在不失本真的前提下,不断地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体制或思想文化,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论《红楼梦》戬抄本之底本——与刘世德《红楼梦戬本,一个“新”发现的抄本》商榷

本文结合抄本行款、避讳方式、抄写时代等外证,从文本内证入手辨证吴晓铃旧藏道光人戬谷手抄之《红楼梦》戬本,既不属于脂抄本系列,又不同于程高本,而是属于《红楼梦》嘉庆十六年东观阁本系列;从破立两方面着手,论证戬抄本之底本当为东观阁本。否证了刘世德所谓＂我更相信,戬本的底本（或其底本之底本）的年代是在乾隆年间,在程甲本问世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之前＂之观点。     

杭州人洪昇是《红楼梦》的原创作者？

《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顺治年间杭州人洪昇;《红楼梦》故事发生地在杭州的西溪一带。这一石破天惊的新说,是“土默热红学”创始人土默热最先提出的。今天,这个新说正在杭州乃至国内外悄然热传。异端真伪有待科学考证,而它只能以事实来证明。     

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文化内涵研究——以《金锁记》为例

《金锁记》是张爱玲创作的一部小说,通过对女性意识的文化内涵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关注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处境和追求。本文以《金锁记》为例,探讨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文化内涵。首先介绍了张爱玲及其作品的背景,分析了她作为女性作家对女性意识的关注和表达的重要性。接着概述了《金锁记》的故事情节,其中女主角曹七巧作为一个新女性形象,在家庭、婚姻和社会角色中面临种种挑战和制约。女主角的经历反映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和限制,并体现出张爱玲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批判。然后重点分析了《金锁记》中女性意识的表达,曹七巧对自我独立和自主选择权的追求成为她意识觉醒的源泉。最后分析女性意识的文化内涵,总结了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金锁记》展示了女性在传统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和选择,并提出了对传统观念和社会期待的批判。文化背景对于女性意识的形成和表达起着重要的作用,情感、社会角色和权力等方面也是女性意识的重要构成要素。     

语言创作风格独特性研究——以《傲慢与偏见》为例

《傲慢与偏见》小说是英国著名小说家简·奥斯丁的经典作品,该小说具有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该作品的创作取得了世界文学界的重要认可,也使作者在世界文坛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该部小说充分展现出作者对于当时社会婚姻的深刻理解和独特看法,表达了作者对于当时的英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等级制度的极度不满.通过对该部小说作品的阅读和理...     

余嘉锡文献学研究方法初探——以《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为例

余嘉锡先生是著名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在特殊历史时期余嘉锡感时而发,以史治小说,发挥考据之学的妙用撰写《杨家将考信录》。书中根据史传、地志、文集、笔记等,考校人物的确切事迹和他们在历史中可称述的业绩,考据经世之法予以积极推动。对于历史小说存在的社会价值与功用进行阐释,进一步说明杨家将的时代内涵历久弥新,其中人物形象、历史流变往往能够真实地表现当时民心所向。余嘉锡考信方法于历史小说、戏剧之中广征博引、严谨清晰,同时兼备时代内涵与经世功用,值得深思与探析。     

《诗经》英译显化研究——以理雅各1871年《诗经》译本为例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独特魅力也为世界其他民族所喜爱。自18世纪以来,《诗经》英译版本陆续出现,扩大了《诗经》的影响范围。其中,英国翻译家理雅各的《诗经》译本影响广泛、独具特色。在《诗经》英译的过程中,译者需要花费更多的笔墨去诠释与复原原文,才能够使目的语读者理解原作之意。该文以理雅各1871年《诗经》译本为例,以克劳迪显化方式为划分方法,从强制性显化、非强制性显化、语用性显化3个方面,研究显化在译文中的应用,以期对中国典籍英译中的“显化”现象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红楼梦》双语语料库、“母语文化”影响论的各种疑点——与冯庆华先生商榷

本文主要探讨《红楼梦》汉英语料库对比研究和翻译活动中母语文化的问题,分析的对象是冯庆华《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的案例,分两个方面进行:内容和技术。内容上,本文关注母语文化的真正含义和影响;技术上,关注计算机的检索是否做到毫无遗漏、研究者是否正确诠释检索和统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