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刑法观下我国犯罪记录制度的梳理与完善——基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犯罪二分的视角

“犯罪记录”与“前科”的概念来源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前科报告制度,二者是评价对象与评价结论的关系。受积极刑法观的影响,轻(微)罪记录制度亟需变革。微罪是法定最高刑为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轻罪与重罪的分界线应设定为5年有期徒刑。从立法与实践、犯罪学以及刑罚正当性的角度来看,消灭微罪和未成年人部分轻罪的前科是解决犯罪标签问题的最优解;考虑到成年与未成年犯罪人的差异,对成年人的部分轻罪记录予以封存并细化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的范围,可以更好地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保护。犯罪记录制度的完善要处理好与累犯制度的关系,并合理设计前科消灭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具体适用条件。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检视与现实进路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数逐年上升的背景下更为凸显,2022年“两高两部”《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的下发标志着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正趋向全面化与细致化。囿于起步晚、发展时间短加之未成年人成熟化的社会趋势，司法实践中仍暴露出制度启动方式单一、制度审核决定主体模糊、封存范围与社会发展存在不适应性及查询程序限定条件的缺失等问题，难以完全保障罪错未成年人的程序性权利，增加了犯罪记录泄露的风险，无法适应司法发展的需要。对此应以全局视角审视封存制度流程，通过增加当事人依申请启动方式、严格限定法检作为制度适用审查决定主体、对现行“五年”刑期标准进一步细化、设置制度考验期、严格限定申请及查询封存信息主体等方式，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机制做精细化、层次化完善，最终保障恢复性司法的实施效果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法律问题分析

我国虽然已经开始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是目前的制度实验仍然属于过渡性措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仍然缺乏整体上的过渡性和试错性。具体来说,表现为判定封存的适用标准过于机械化,封存记录调取留有"后门",程序性规定不够具体以及并未与其他法律规范形成良好的衔接。从法律制度的完善上讲,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的过程,就必须恢复期作为实验性制度的广泛性、过渡性和试错性。     

新刑诉法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相关制度探讨

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明文规定,是在程序方面对刑法修正案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相关制度的实体法上的对应。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相关制度的研究,可以探求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减少其回归社会难度的路径,以图推进我国法治文明的进程。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于后续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的影响;也即封存是否等于消灭,立法并未进行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容易引起争议。对于如何处理封存制度和前科消灭制度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应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从刑事政策及制度设计本身的目的出发,采取"两步走"的方法,以达到刑法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之目的。     

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构想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为使有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无痕迹"地回归社会,近年来,中国法学界和司法界一直关注和调研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我国尚未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本文从我国现行法律基础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出发,分析了我国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现实基础,分析了我国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我国建立该项制度提出了构想。     

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思考

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更加注重未成年人的再社会化以及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对此,学术界普遍呼吁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这一制度与国际刑事立法的精髓相契合,符合青少年法治的精神,同时能够消除犯罪标签以及前科报告制度带来的不利影响。虽然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正在进行不断尝试,但在刑事立法上还处于空白状态,处理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与刑法、刑诉法的冲突与衔接意义重大。     

试论未成年人犯罪公诉制度的构建

当今世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日趋严重,并成为与贩卖毒品、环境污染相并提的“世界三大公害之一”。由于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适用于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实体法、程序法和处置法,制度建设的落后大大制约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工作的发展。鉴于未成年人犯罪有着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犯罪原因,为了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打击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构建符合当代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公诉制度显得尤为迫切。本文试结合司法实践,从诉讼程序、原则和内容等方面,提出构建未成年人犯罪公诉制度的设想。     

时下未成年人犯罪态势与防控——对湖南衡阳地区某县级市未成年人犯罪的调查与思考

时下高居不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率严重成胁到社会秩序和和谐发展。随着社会条件变化与发展,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新的态势,除具有低龄化、团伙化、智能化、成人化和暴力化趋势外,出现未成年女性犯罪、涉毒犯罪的新动向。文章基于对湖南省衡阳地区某县级市未成年人犯罪的调研,根据该市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态势,从法律制度与司法实务层面提出若干建设性的设想,以期探讨防控未成年人犯罪的良策。     

论前科消灭制度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的意义及其建构

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引入前科消灭制度,可以充分发挥刑罚的教育和预防功能,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特殊保护原则。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性质是前科身份及其法律后果的消灭,我国应在适用对象、范围、实质条件以及程序方面率先进行立法建设。同时,司法机关及社会公众也应为该制度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心理支撑。     

立法保护也是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一、由一道争议试题引出的思考 这是笔者在教学调研中遇到的真实案例。在一次思想品德学科测试中，出现了这样一道单项选择题：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2012年3月14日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该法拟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以使未成年人罪犯更好地回归社会，不再让未成年人“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体现对未成年人的（ ...     

浅论在我国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的必要性

未成年人犯罪无论是在特点方面还是在成因方面都与成年人犯罪有着显著的区别,所以应当建立符合未成年犯罪人特点的各项司法制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即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这不仅能够帮助未成年犯罪人走出其在服刑完毕后重回社会时所遇到的困境,也能够体现我国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重视、顺应我国的刑事政策,更能够顺应青少年犯罪治理的世界发展潮流、符合青少年法治的精神,能够切实地保障未成年犯罪人受到公平对待的权利。     

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的现实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进行了明确规定,该规定进一步体现了我国"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司法在未成年保护方面的重要举措。由于立法与实践经验相对不足,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明确其具体操作程序,有效促成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论恢复性司法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应用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戒,核心价值不在于报应和震慑,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弱化、消除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侧重于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矫治。检察机关运用刑事和解、暂缓起诉、社区矫正等“恢复性司法”制度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运用“恢复性司法”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既有赖于立法的支撑,更有赖于司法的践行。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探析

前科作为一项有罪记录,会使行为人丧失一定的民事或行政上的权利、资格,对未成年人而言,前科对其生活以及回归社会的负面影响更为深远和严重。因此,无论从从实现刑罚目的的角度考虑,还是从保护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需要出发,我国均有必要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     

略论未成年人犯罪司法制度的审视与重构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司法制度是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制度,在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未成年人犯罪司法制度在司法程序上和实体法上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具体可以从构建多元的保护处分制度及其衔接机构等方面进行完善。     

立法保护也是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一、由一道争议试题引出的思考这是笔者在教学调研中遇到的真实案例。在一次思想品德学科测试中,出现了这样一道单项选择题: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2012年3月14日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该法拟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以使未成年人罪犯更好地回归社会,不再让未成年人"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体现对未成年人的()A.社会保护B.家庭保护C.违法犯罪行为的宽容和理解D.司法保护     

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研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趋向于活性化和轻刑化,而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都较小的轻微罪犯罪标签化却越发严重,构建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迫在眉睫。然而,前科报告制度、缺乏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具体设计及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阻碍着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因此,要构建完善的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要兼顾两方面：一是明晰轻微罪罪责轻实质、肯定前科消灭制度;二是从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主体条件、考察期、实质条件方面探索实体构建,并以轻微罪前科消灭申请、审批与撤销的程序设置为实体构建提供保障,以完善的前科报告及评价制度、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完善的犯罪人犯罪记录保护机制作为配套设计,以推动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落地生根。     

限制司法解释合力保护幼女——湖北十堰中院关于侵犯幼女犯罪的调研报告

未成年人犯罪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全世界关注的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深入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五个特点,即犯罪年龄低龄化、犯罪类型单一化、犯罪主体团伙化、犯罪时间趋同化、文化水平低层化.进一步剖析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因素、自身因素和社会因素等多重原因的具体内容,联系我国目前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从一个刑事审判法官的视角,就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出可行性解决对策.     

完善立法与加强教育：构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的着力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深刻分析了我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形势，明确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要求，从源头和本质上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设置了一道“防火墙”。本文在认真分析目前未成年人思想政治建设工作、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现状的基础上，较为深刻地探讨了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对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较为全面地分析了这两个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战略工程，当务之急是立法和教育并举，实施“四项工程”，实现“四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