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骨文字形看青铜食器的用途——基于《说文解字》中器物字的阐释

《说文解字》中收录有很多器物字,这些器物字与甲骨文一脉相承,应来源于对殷商时期器物形制的描摹。选取商代生活中最常见的食器器物字,对照《说文解字》,从这些食器器物字及以这些食器器物字为重要构成部件的同类字形的构成入手,放在甲骨文卜辞中分析其具体用法,同时还将出土实物摆放的位置、器物内盛放的物品及其使用痕迹来补正分析器物的用法,以期用卜辞和实物资料来明确器物的具体使用方法,了解殷商时期器物的用途和当时人们的生活面貌。     

出土汉简古书的简长研究

近代以来,对出土古书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内容,对形制的研究相对较少。根据出土文献,汉简古书的实用性与时间变化都会影响简的长度。汉代古书简长制度的形成是渐进式的,在制度形成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用短简书写特定古书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显得十分“顽固”,它的产生源于其特殊的文本性质而非古书地位的高低。与此同时,“容字”等其余形制要素也一样受到了影响。对出土古书进行简长分析,可以厘清汉代古书形制发展的脉络。     

试论汉画像中的建鼓舞

在有关汉代建鼓的论著中,有不少著者直接把这种击鼓的图像称之为“建鼓舞”。本文试从建鼓的形制、汉代舞蹈的发展状况、汉画像中建鼓的典型艺术形象等方面论述建鼓画面中的舞蹈。     

错金银博山炉

西汉初年,封建经济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手工业生产规模和水平都有了较大发展。当时青铜器铸造手工业虽然已逐步被铁器和漆器所取代,但青铜器中的金银错、鎏金、镶嵌等装饰工艺都有所提高,表现出当时工艺美术方面的新成就。错金银工艺,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在铸造的铜器上用金、银丝或金、银片镶嵌成各种纹饰和文字,然后用错石把表面磨错光平,使器物显示纹彩。其艺术特征是用隐嵌的技法,改变了以前青铜器模铸纹饰的呆板和拘束,突破传统的图形表象对称格式,出现了许多故事题材的片断描写,具有比较丰富活泼的内容。本期封底刊用的错金博山炉,就是汉代铜器中的艺术珍品。炉身通体错金,纹饰流畅自然。炉座圈足错金,作卷云纹。座把透雕,三龙腾出波涛翻滚的水面,以头承托炉盘。炉盘错金作流云纹,炉盘上部和炉盖上铸出高低起伏、挺拔峻峭的山峦多层,即古代神话中传说的仙境“博山”。炉盖因山势镂孔,山间神兽出没,虎豹奔走,轻捷的小猴蹲坐在峰峦高处,或骑在兽背上嬉笑玩耍。猎人出现在山间,有的肩负弓     

从考古发掘看汉代高平墓葬文化

近20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固原发掘不少汉代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由此可看到汉墓在固原的分布规律、丧葬习俗、墓主身份、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等,从而反映出汉代高平在高度统一的汉文化影响下的墓葬文化,其面貌和内涵与中原基本保持一致,但也有自己的地方特点。     

图像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学中的应用——以汉代文学作品为例

图像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学过程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应用价值。作者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学实践中,通过以当时创作、保留至今的造型艺术图像在汉代文学作品教学过程中的应用为例,说明图像能形象对照文学作品的内容,形象衬托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也能在汉代文学研究等方面发挥作用,从而不断提高和完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课堂教学效果。     

张庄桥古墓小考

邯郸市的战国赵王城遗址南张庄桥村北的两座砖拱多室墓,年代过去存有争议,有人认为属汉末,有的认为属魏晋。本文简要介绍墓葬形制结构和出土器物,通过对几件典型器物的考证,判断张庄桥两墓的年代为东汉时期,墓主人身份应为汉代“诸侯王”,可能性较大的是第3世赵顷王刘商和第4世赵靖王刘宏、第5世赵惠王刘乾中的两人。     

《花机图》——课本插图简介

“花机”也叫做“提花机”,是我国汉唐以来一种比较复杂和精密的丝织机。用这种花机可以织出各种精美、花样复杂的锦缎。用丝、麻作为纺织原料,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机织技术也不断提高。商周时期的绫、绮,都是带有花纹的丝织品,近年我们从安阳和长沙的古代墓葬中曾发现不少实物的残片。到汉代,丝织业已成为重要的手工业,当时已有比较进步的“花机”和织锦技术。中原地区生产的锦缎和织锦技术都曾先后通过新疆传到中亚一带,人们把这条道路称为“丝路”。西汉史游《急就篇》有“锦绣(?)耗离云爵,乘风县钟华洞乐,豹首落莫兔双鹤,春草(?)翘凫翁濯”的记载,足见当时已有织着各种鸟兽花纹的种类繁多的锦锻。后汉     

固原博物馆馆藏精品简介十——汉代生活用具

近年来,固原地区境内汉代墓葬多有发现,且有不少出土器物与日常生活有关。这里就封二照片所示汉代的几件生活用具作些简介。 绿釉博山炉 1977年固原县黑城乡出土。高23.8、底径23厘米。器物整体由盖和身两部分组成。盖上塑有五层起伏的山峰,山峰周围凿有17个圆形烟孔。炉身子口、圆腹、圜底,底中部有空心束腰把,下为浅盘底座。博山炉(熏炉),古代焚香所用,宫廷妇女也用作熏烤衣服,使用时把香料放在炉内点燃,香烟通过盖上的镂空而出。盛行于汉晋时期。 绿釉陶奁 1988年征集,通高14.9、足高2.5、口径20厘米,通体施绿釉。奁身为圆筒形,直口、直深腹、平底、无盖,三足为三只蹲跪的小熊。腹部有凸弦纹二周,间饰6厘米宽动物纹饰,纹饰分为四个部分,饰有双凤纹作主题图案,头部相对,身体交错,两凤尾分别向相反方向与下一组凤连为一体,以等距离分布,间饰鸟兽、雁、鹿、虎等奔跑于两凤尾之上的浅浮雕图案,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奁为古代盛放梳妆用品的器具,一般为圆形、长方形或多边形,多为单     

从镇墓文化透视汉代民间灵魂信仰

汉代社会动荡,战争不断,道教和佛教迎合了民众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尤其是对死后灵魂世界侵入极大的关注,显示出民俗巨大的渗透力和张力。镇墓习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民俗文化事项,在古代文献中有大量记载。以出土的汉代镇墓实物为主要依据,结合历史文献互相印证和探究古代民众对死后灵魂世界的构建,可以展现当时独特的行为模式和思维观念,为研究古代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提供参考。     

论贵州汉墓形制中的“孝文化”

汉代以"孝"治天下,公开提倡以"孝"为本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当时的墓葬形制,由中原地区的竖穴土坑墓向横穴式室墓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出"孝"的重要理念在其中的作用。西汉武帝在贵州设置郡县以后,大量汉族官吏、军伍、豪民进入贵州,中原地区流行的墓葬形制也先后在贵州传播开来。结合贵州的汉墓考古资料,进一步探究中原"孝"文化对贵州汉墓形制的影响。     

说鼎

鼎是在我国古代社会上层中使用最广的一种器物。它盛行于商周,衰绝于秦汉。鼎的形制虽因时代而异,但大体上说来以圆形、三足、两耳者居多,故有“鼎足”、“鼎峙”、“鼎立”之喻;鼎的质地也因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有所不同,最早多以陶土制成,后来则多以青铜铸就。青铜在当时是很宝贵的,因而又有“鼎铛玉石”(《阿房宫赋》)之别。另外,鼎的大小、轻重亦各不相同。     

祥瑞：汉代天人观念的意象表现

祥瑞是先秦两汉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祥瑞基于汉代“天人”观念正式生成,其作为“意象”应释为“天人意象”。从汉代历史看,祥瑞意象全面表现于当时社会的时间、空间、礼仪三个维度：第一,祥瑞意象是汉代时间即历史叙述的主要标识,这使汉代历史具有想象与审美的特点;第二,祥瑞意象在汉代空间经验中既涉及平行维度(都城选址、宫殿命名、结构装饰等),又涉及垂直维度,即通过高台建筑与郊祀诗呈现祥瑞意象在“天”“人”之间的游移性;第三,祥瑞意象贯穿汉代封禅礼过程和朝贡体系,建构了当时社会灵光辉映的天下观念。据此可以看到,一个以祥瑞意象为主题的汉代美学时空最终得以呈现,这不仅有助于汉代美学研究真正成为与其时代精神更相匹配的形式,同时也为洞察魏晋南北朝以及后来美学思想的演变提供了新的线索。     

关于广西钦州坭兴陶官窑器考证初探

钦州坭兴陶在清末民国时期发展繁荣,产品类形丰富多彩,包括烟斗、茶壶、花瓶、文房用品等为当时著产.其中出现有“饮州官窑”款识的特殊制品.本文试从当今存世的老坭兴实物中,查考不同类形、不同年代特征的“钦州官窑”器以及有关带有官方信息的器物,推测揭示其历史真相.     

大连地区汉代物质文化研究

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已经证明,大连地区建置始于燕秦,完成于两汉。大连地区汉代城址、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器物,为研究大连地区汉代物质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两汉时期,大连地区长期是辽东郡沓氏县、文县的辖境。辽东郡沓氏县、文县的设立,为大连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保障,促进了大连地区的繁荣。通过大连地区城址、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铁器、建筑与砖瓦、陶器、青铜器、漆器青铜附件、龙纹金带扣、铜镜、钱币、印章、玉器等实物资料研究大连地区汉代的物质文化。     

山西周代原始瓷器的类型学观察

近年来,山西地区发现一批周代原始瓷器,集中分布于高等级墓葬中.这些原始瓷器制作精细、外观精美,只有少数高等级贵族才能享有,同出的器物为当时使用价值极高的铜礼器、漆器、玉器等.从器物形制、制作工艺、胎釉特征上分析,这批瓷器与南方同时期发现的原始瓷器有较大差别,更似中原王朝的器物.所以推测其很可能来源于王朝中心的洛阳、长安等地.     

南朝乐府器物类意象研究

用器物类意象表达诗人的婚恋情感,是南朝乐府诗歌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以诗言情,托物言志的表现手法及比兴传统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源远流长.本文即选择“香炉”、“团扇”等器物类意象进行研究,剖析南朝乐府诗中的婚恋象征.     

论汉赋对景物的客观描摹

汉赋对景物的描写多采用客观描摹的方式,也即带有客观再现景物的求实目的,这样的描写特点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景物的真实存在,但是也容易导致文本中思想和情感的缺乏.对景物的客观描摹在汉赋作品中多有表现,这种描写特点的出现既受到先秦文本的影响,也与汉代的时代背景有关联.在汉代之后的文学作品中,汉赋对景物客观描摹的描写特点已经淡化,但是仍能明显看出汉赋这种描写特点的痕迹.     

从汉《郊祀歌》与汉画像看汉代人的诗性力量

从“诗可以兴”回归到“兴”在宗教祭祀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从“诗之兴”向“思之兴”延伸的路线。借助于“兴”这个概念,可以从原始的巫术祭祀文化中剥离出乐舞仪式时空中迷醉的状态,这是远古遗留而来的诗性力量。汉代,这种诗性力量又有其独特性。在汉乐府《郊祀歌》与汉画像互文性的阐释中,通过生死之境的构筑,汉代开拓出独特的诗性空间,它存在于汉乐府诗歌的兴发之中,也印证在汉画像的视觉叙述中。通过这种阐释,可以看到汉代鼓舞乐可以养兴,宴飨饮酒可以养兴,祥禽异兽也可以养兴,这种兴发的状态是为了突破汉代个体生命的有限,而向外去寻找仙境的虚幻,借助于生命总体的永恒性来突破现实的桎梏,彰显汉代人独特的诗性力量,同时也体现出了一种超神御魔的大汉浪漫。     

汉阳陵南区从葬坑出土武士俑和兵器浅议

汉阳陵南区从葬坑中出土的武士俑和兵器,与秦代相比既有继承也有创新,不但在形体上有较大的差别,而且在施彩工艺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和技术进步.兵器制作方面以弩机为代表的汉代兵器制作和管理更为精细化和科学化,为研究汉代手工业、军事史提供了难得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