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故事在明清秘密宗教中的解读

明清民间宗教宝卷中保留了大量西游故事片段,反映了民间宗教家们接受和解读西游故事的特点。首先,他们把西游故事作为宗教宣传的工具,教育信徒;其次,他们利用西游记中的故事和人物进行宗教譬喻,阐发教理;复次,他们根据《西游记》中的有关描写,描绘宗教理想。     

元氏县开化寺元代空间布局及相关问题探析——以石刻为中心

开化寺是元氏县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寺院。开化寺兴盛于金元,这一时期寺院多次修缮,存留石刻众多。这些石刻清楚记载了寺院的历史沿革、建筑维修记录以及整体的空间布局。元代开化寺以山门、佛殿、法堂、丈室为中轴线,“宗派之院”分列左右,寺院布局规整,生活服务设施完备,为探讨汉传佛教寺院金元时期空间布局的特征和演变提供了详实而精确的资料。     

广安冲相寺“唐代石刻导游图”辨误

广安冲相寺现存有大量珍贵的古代石刻,其中一幅石刻因被认定为“唐代石刻导游图”而流播深远.但根据地方志的记载,该石刻实际上是冲相寺的“田业界址图”,凿刻时间也并非唐代,而是五代前蜀乾德元年（公元919年）.     

巩义石窟寺及其石刻价值

创建于北魏年间的巩义石窟寺,经历了千年的历史变迁,保存了许多碑石资料,记录了活动在巩义的各色人物。上至皇室下至平民,都在这个寺院里留下了不灭的足迹。因此,考察巩义石窟寺的石刻材料对石窟寺以及巩义的历史都有重要意义。     

孔望山摩崖石刻新考

孔望山摩崖石刻造像被认定为东汉晚期佛教造像,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但实际上和东海庙同是祠祀东海王刘的建筑群,和佛道没有关系。因此,对于这样一处大型历史文化遗址,应当重新认识和定位。     

避风崖诸人题名石刻考

泰山天街石厂南,有避风崖,多宋人题名石刻,偶于天街角落发现宋宣和年间题刻数条,对比传世文献,有一条未见记载。此外,传世文献中对“补之”此人说法有异,一为晁补之,一为杨补之,却未曾有人对此进行过对比探究。通过实地考察以及文献查找,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传世文献未有之文加以补充,二是考证此处“补之”实为杨补之,这对研究宋代历史文化以及完善泰山石刻文献具有一定的意义。     

乐山东汉崖墓石刻文字考

乐山在两汉时期由于墓葬制度和厚葬之风的影响 ,出现了凿造崖墓的高潮 ,不到二百年时间内造墓多达数万座。其规模之大 ,雕刻之精美 ,是四川乃至全国之最。其中崖墓石刻文字题记 ,以丰富的内容、多种多样的字体和不同的书刻排列形式 ,体现了我国汉代民间文字面貌特色 ,反映了汉代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和墓葬文的应用 ,是研究我国文字发展完善的重要文化遗产     

藏梅寺建寺时间考

焦作市郊墙南村的几位农民,在公元1839年的一次耕作中,挖掘出一通《山阳令苟祖欢造像碑》,使藏梅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1840年出版的《修武县志》上。经该志编纂者的考证,认为藏梅寺创建于后魏(也称北魏)年间。但后魏王朝享国149年,藏梅寺究竟建于何时,仍是未解之谜。笔者通过对后魏王朝各个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官制、宗教的研究分析,认为藏梅寺建于后魏后期的延昌年间(512-515年)前后,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     

四川甘孜遗存格萨尔石刻现状考

格萨尔石刻以最为直观的表现形式将英雄格萨尔王的传说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在文化传承、社会教化、艺术和经济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是藏族传统民族文化的一大亮点。文中记述了四川甘孜遗存格萨尔石刻的当下分布状况,对它们的存放情况进行了分类,主要分为露天堆放、室内存放、龛窟存放和镶嵌四种,并对遗存格萨尔石刻存放遭受自然和人为的损害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以挽救格萨尔石刻岌岌可危的处境。     

汉中现存三处唐代石刻新考

本文分别就现存陕西汉中地区略阳、勉县的三处唐代石刻《药水窟画图记摩崖刻石》、《宴游记摩崖刻石》、《蜀丞相诸葛忠武侯新庙碑》形成年代与所涉人物作了考索,认为《药水窟画图记摩崖刻石》形成年代并非《汉中碑石》一书所说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而是在唐宪宗、穆宗时期,并对该摩崖石刻中存在的＂顺政郡＂与＂兴州刺史＂名称上的矛盾现象进行了考辨与解释;此外对《宴游记摩崖刻石》、《蜀丞相诸葛忠武侯新庙碑》中的房涣、沈、元锡、严震等人物生平事迹及其此碑的唐史研究价值作了考察。     

北朝政区“柏人”改“柏以石刻资料为线索”考——以石刻资料为线索

汉晋以来一直存在的柏人县,在《魏书·地形志》中仍作“柏人”,而在《隋书·地理志》中被记作“柏仁”,《元和郡县图志》及《太平寰宇记》记载改名的具体时间为后魏,又有不少学者依据《魏书·地形志》认为改名当在更晚的周齐之世。结合出土石刻文献材料,改名时间应当在后魏之世。     

周敦颐《万安香城寺别虔守赵公》之诗题考

《全宋诗·周敦颐诗》中《万安香城寺别虔守赵公》之诗题中的“香城寺”为“香林寺”之讹误,因为“香城寺”在新建县,“香林寺”才在万安县。另《四库全书·周元公集》中该诗题作《香林别赵清献》,其中的“清献”为“虔守赵公”(赵抃)之谥号,而周敦颐又卒于赵抃前,因而此一称谓是该诗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又一讹误。     

李白《宿寺》诗与九华山无相寺关系考

九华山在上世纪中叶文物普查时发现了一首极为珍贵的李白逸诗《唐李太白宿寺.五言古风》。文章根据相关文献材料及田野调查证明：李白的《宿寺》之＂寺＂即是九华山之无相寺。     

南京麒麟铺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墓主新考

南京麒麟铺一对南朝陵墓神道石兽过去一般认为是宋武帝初宁陵神道前列置。但据文献记载,初宁陵应该在蒋陵东南蒋庙附近,陵前仅设简易的竹木制的“标”,推测位于今马群一带。长宁陵与初宁陵同属钟山陵区,但比后者远,神道石刻又经南齐搬移,与麒麟铺石刻的位置及特征完全吻合。因此,麒麟铺南朝陵墓石刻更有可能属于宋文帝长宁陵。     

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画卷——石城山岩墓艺术石刻考

石城山岩墓石刻浮雕多达300余幅,跨越历史时空近800年。丰富的石刻艺术画面真实地再现了僰僚人、彝人和汉人多民族和谐发展、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其写实造像风格与独具特色的装饰图案相结合,充满了艺术魅力。研究石城山岩墓艺术石刻,旨在为民族和谐与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历史资料。     

兖州兴隆寺、塔建置沿革及名称演变考

兖州兴隆寺之名最早见于隋代仁寿二年（602）,名为“普乐寺”,是隋文帝诏令第二批在全国建塔安置佛舍利的五十三（一说“五十一”）个州寺之一。该寺院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二月改名为“中兴寺”。于神龙三年（707）二月复改名为“龙兴寺”,是该寺院沿用时间最长的寺名。自此,该寺与全国八十一州所置“龙兴寺”一道,成为该州地方官府于国忌日举行行道散斋等宗教活动的场所。该寺院在元代初年曾经因兵乱被焚毁。明代初年该寺院重建之时,因政治原因改名为“兴隆寺”。在明代,该寺院仍然是当地寺院和僧侣管理机构“僧纲司”所在的重要寺院。该寺寺塔首度修建于隋代仁寿二年,以安置朝廷颁送的佛舍利。现存之塔基与唐代成通十一年（870）十月所造立之“朱常庆等《陀罗尼经》幢”之间有一定关系,故其基座甚至基座之上的若干层塔身,也可能是唐代甚至更早的遗物。现仍保存在兖州市博物馆的五代后梁乾化二年（912）正月龙兴寺残碑中亦提及寺塔,故可以推断,唐至五代时期,该寺院始终存在着寺塔。宋代嘉祜八年（1063）再次建塔。该寺塔于清康熙年间因地震被毁,在对基本保持完好的下部七层稍作修整后,再于其上修建石栏和六层子塔,形成现在所见寺塔之形制。     

明道寺造像佛传经变故事与双身像

明道寺造像中,部分造像的主尊与两胁侍之间、背光上部八字形飞天之间或圆雕造像的袈裟上浮雕佛传故事、经变故事等。本文选取了其中的七件造像分别进行了描述,并参考相关佛教文献,对部分造像的浮雕内容进行了阐释。雕塑艺术与题材同南朝、河北地区及古青州地区出土造像中的类似浮雕内容进行了比对,从中可以看出其受南朝与河北地区的影响,但其自身的地域性风格特点也十分显著。     

道光《褒城县志》所载苏轼牛头寺诗考

道光《褒城县志》所载苏轼牛头寺诗,各种苏轼诗集皆未收录,但这一记载渊源有自,明清相关方志可为佐证,此诗题目当为《赠牛头寺明上人》。苏轼至少两次经过褒城,具备创作此诗的条件和可能,且此诗深层意蕴与熙宁元年苏轼除父丧还朝时心境若合符契。牛头寺诗存在并未收入苏轼诗集、仅在褒城地区长期流传的可能,诗作本身也没有任何有意作伪痕迹,因此,我们认为这首牛头寺诗为苏轼佚诗当无可疑,应当据以补遗。     

巴山·巴江·夜雨寺——《夜雨寄北》写作地点考

《夜雨寄北》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一首著名思乡诗。诗中的"巴山夜雨",既描写了四川盆地的自然风光和自然现象,又包含着诗人细腻的感情和高超的写作艺术。该诗写作于李商隐任职梓州幕府时期,写作地点为唐代东川节度使辖区,即今天四川省三台县及其附近的嘉陵江、涪江流域地区。     

鹤林寺常安民“读书之庵”讹变考

邛崃白鹤山鹤林寺有邛崃八景之“书台桂影”,此“书台”是常安民“读书之庵”旧迹还是魏了翁“故读书台”之“鹤山书台”,历来争讼不断。遍考文史诸籍,宋代魏了翁在蒲江白鹤山而非邛崃白鹤山营造“鹤山书院”,而明代邛州知州汪中又在邛崃白鹤山幽居寺修建“魏文靖公书台”,《(正德)四川志》误为“蒲江鹤山书台”。杨廷仪曾记载蒲江“鹤山书院”迁址至邛崃威显庙,其后安磐始误幽居寺“魏文靖公书台”为魏了翁亲建之鹤山书院故地,并借用《(正德)四川志》“鹤山书台”之名指称“魏文靖公书台”。王圻又混淆幽居寺“鹤山书台”为魏了翁读书新台,而误白鹤山鹤林寺常安民“读书之庵”为魏了翁“故读书台”。万历《四川总志》承袭王圻之误,影响了明、清各地方志的撰写,沿误至今。实际上,魏了翁《卭州白鹤山营造记》明确记载邛崃白鹤山鹤林寺有常安民“读书之庵”,并非魏了翁讲学旧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