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文选注》征引郑玄《论语注》及其学术史意义考述

李善《文选注》征引郑玄《论语注》35次,去其重复,共有28则,分布在《论语》20篇的14(或15)篇中,其中17则见于何晏《论语集解》。至少可以判断不见于何晏《集解》的11则郑玄注系采自单注本郑玄《论语注》。此11则郑玄注,有4则见于唐写本郑玄《论语注》残卷,另7则因其残缺无法直接验证。除注释《文选》本文外,李善所引郑玄《论语注》还具有多方面的学术史意义,一是辑佚、校勘价值;二是能够加深我们对李善《文选注》引书体例的认识;三是通过对唐写本郑玄《论语注》残卷、李善《文选注》与何晏《论语集解》的比勘,能够看出,郑玄注《论语》,除自注外,又兼采诸家,同时尤可加深我们对何晏《论语集解》编撰原则与体例的认识。另外,李善所引《鲁论语》,或直接、或间接采自单注本郑玄《论语注》之校语。     

唐初《礼记》地位的提升与北朝礼学传统

从全部的中国礼学史着眼,隋唐礼学正处于对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礼学进行整合的重要时期,<礼记正义>正是其时礼学风貌的代表作.孔颍达等人选取<礼记>及郑玄注为权威经注本,并为之撰作<正义>.在这当中,以孔颖达为典型的唐初官方学者,颇为重视北方礼学传统,强调<礼记>为三<礼>学的重心所在,并在这一基础上整合南北礼学.而融合的结果,是使得郑玄礼学体系更具义理色彩.这对唐、宋以来的官方礼学具有深刻的影响,也改变了中古礼学的面貌.     

"方"义新解

<论语·先进>"可使有勇,且知方也"中"方"字的训释古今分歧很大,其意义类别主要有道义、礼法、谋略等,具体训释在十种以上.从<论语>关于"义"的内涵体系、子路在<论语>中表现出的对"义"的认识和行为、文章语境、"方"的词义发展四个方面看,"方"应解为"侠义".     

"行"与"学文"

<论语·学而>:"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后世大多数学者看来,这句话反映了孔子注重"德行",认为"行"比"学"更重要,"行"在"学"先.但<论语·述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为何本主崇奉历久不衰

仁里邑是喜洲北边的大村子.南诏时喜洲称"大利",唐樊绰<蛮书>说"大利流波涤彩",是说那时喜洲栽桑养蚕,丝绸纺织业很发达,整个喜洲沉浸在涤彩流波中.而仁里邑本主庙<三堂庙碑>开头第一句就是"三堂庙,三利森木之祠也.……     

冬日抒情

冬意为"四是尽也",释"冬"作"终",唐韩愈<关孟冬野序>说:"以虫鸣秋,以风鸣冬".     

汉语词汇学训诂学研究的新创获——评胡继明教授新著《《广雅》研究》

<尔雅>的一部训诂学词汇学著作,在"雅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自隋朝曹宪为之作音以后,历来受到训诂学家的重视.     

中外礼貌惯用语与和谐文化

<正> 和谐一词较早出现于汉代郑玄给《诗经》作的笺注。《后汉书》和《晋书》中也出现过。在《论语·学而》中提到"礼之用,和为贵",《国语·郑语》、《论语·子路》、《中庸》等体现了古人对于和谐的重视。《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反映出和谐思想允许有不同的见解,最终做到求同存异,实现和谐。和谐文化建设的思想是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它是指一种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以倡导、研究、阐释、传播、实     

博望与定远:丝绸之路上的双子星座——立足于唐宋诗词的考察

漫漫丝路,悠悠文明,博望张骞,定远班超,名标史册,泽被后世。汉唐帝国向西开放,以张骞与班超为榜样。中唐以后,国力衰弱,但诗人的报国之志丝毫未减,对博望与定远更加崇敬。北宋和南宋先后被少数民族政权灭亡,宋人希望有张骞那样的民族英雄。宋人虽重视经济文化交流的张骞,但似乎更喜欢"投笔从戎"的班超。呼唤张骞与班超精神的回归,是1840年之后中华仁人志士的共同心愿。     

朱熹《论语集注》探研

《论语集注》是《四书章句集注》的一部分，是朱熹经过40多年的用心“理会”，并“逐字称等”后，才最终写定的经典之作。其注释特点有三：第一，以程氏之学为主，兼采时人之说；第二，承袭、增损改易汉唐古注；第三，通经以求理。《论语集注》既注重探求经文之本义，又注重义理阐发，从而将训诂学与义理学熔为一炉，避免了对经文的穿凿附会，使其阐发之义理建立在对经义的解释之上，因此成为《论语》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     

"坐帨手"还是"坐捝手"——对《仪礼·乡饮酒》一处异文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对今本<仪礼·乡饮酒>"坐捝手,遂祭酒"中"捝"字的解释,历来注释家分歧颇多.文章认为,汉代的<仪礼>写本中有"捝"和"帨"两种写法;郑玄训"捝"为"拭也"乃其假借义.郑注中作为"捝"字古文的"说"应读"始锐反",训"擦拭"义.由于"说"字的这种用法太过稀少,所以大型辞书皆未予收录,而研究者却不能不辨.     

明清之際的女性詞人

一 序論 "詞衰於明",這幾乎是研究詞與詞史之人的一個普遍共識.即如劉毓盤之<詞史>,就曾寫有專章,題曰"論明人詞之不振"①.吴梅之<詞學通論>亦以為"詞至明代可謂中衰之期"②,至於王易之<詞曲史>,則直指明詞為"入病"③.     

《数书九章·序》今译

秦九韶为<数书九章>所作之"序",是一篇数学与语文高水平整合的杰作.我们要理解<数书九章>,必须认真研读这篇"序",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把握秦九韶的数学观及方法论.本文先按文的形式,后照诗的形式,意译这篇杰作,以助于理解秦九韶的原序.     

《论语·公冶长》“我不欲人之加诸我”章的两种诠释

<正>《论语·公冶长》"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这一章历来注家多有所看法。对于这个问题,张靖人在《〈论语〉"我不欲人之加诸我"章阐释史述评》中,有所辨析,但作者认为程朱是强分仁恕,并且将朱熹的观点认作是为专制服务的,忽略了程朱解释《论语》的积极意义(见《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另外,杨逢彬先生认为,"加"字中没有"陵"的含义。(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6页)程蒂认为,"‘加’解释为‘施加、强加’为宜"(《〈论语·公冶长〉篇疑难词语札记》,《湖北师     

《论语》文体渊源考

孔门整理孔子遗说而编纂《论语》,主要是基于学派建设的考虑。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此目的,孔门充分利用传统资源以加强其权威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继承史官语类文献及简册载录的神圣传统,使孔子话语在"书"这样的形态下生成为经典文献;二是沿承"王若曰"、"君子曰"以来的立言传统,借此赋予孔子话语以神圣性;三是继承大夫"家语"传统,这些方面构成《论语》编纂的先在文体来源。孔门正是在这些文体资源之基础上建构《论语》这部儒家学派的经典文献,它同时也奠定了诸子"家语"文献的新传统。     

柳宗无佚文《谱牒论》系伪作

<寻根>2006年第一期<柳宗元佚文<谱牒论>>说<谱牒论>"对于研究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以及思想等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该文是伪作,今举两个明显的、无法解释的错误:     

庄子"无用之用":"偷活苟全之大幸"话语下的生命境界追求

学者曾指出庄子的"无用之用"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庄子>外杂篇为庄子后学之作,应该说,庄子真正提到的只是"偷活苟全之大幸"这种类型的"无用之用".庄子的"无用之用"是"籍外论之"的"寓言",欣赏以"无用"求苟活只是它的表层含义,其背后的"意"乃是要求个我去除形限之私,获得广阔的心灵天地.在话语层面,庄子"无用之用"话题所谈论到的价值主体与客体是同一的;在其揭示的"意"上,庄子以"无用之用"话语传达出来的"道"乃指一种心灵境界,与老子的"无用之用"有所不同.     

江湖三章

江湖之善 网站上有人评出了"十大哭片",有<红楼梦>、<妈妈再爱我一次>、<搭错车>、<卖花姑娘>等等.     

論中國歷史上的年號

一論年號 "年號"是中國歷史上紀述年代的一種特有標識.它經常隨着新的元年而變换,所以也稱"元號".於是把建立年號稱爲"建元",改换年號稱爲"改元",而記述年號的書也多以紀元爲名,如<紀元編>、<紀元通考>、<紀元要略>等. "元"在古代典籍和傳統認識上都有重要的地位.<易·乾文言>和<春秋>中都很重視"元".因此建元也就成爲中國歷史上的大事,而在史籍中多有此一筆.     

《清代經世文選編》(初稿)前言

一論年號 "年號"是中國歷史上紀述年代的一種特有標識.它經常隨着新的元年而變换,所以也稱"元號".於是把建立年號稱爲"建元",改换年號稱爲"改元",而記述年號的書也多以紀元爲名,如<紀元編>、<紀元通考>、<紀元要略>等. "元"在古代典籍和傳統認識上都有重要的地位.<易·乾文言>和<春秋>中都很重視"元".因此建元也就成爲中國歷史上的大事,而在史籍中多有此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