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方言

<正>1992年,我奉调到湖北西部一个山区县工作。趁到省里开会的机会,顺便到县里驻武汉办事处看望工作人员。坐定寒暄,我客气地对汉办主任说:“我来看看你们,你们长期远离家乡,接待和协调任务又重,辛苦了啊!”“您瞎说,我们不辛苦,都是应该做的!”主任回了我一句。我瞎说?见面就“骂”我了?心中顿生不悦,但碍于初次见面,我忍住了。     

通讯员为什么怕记者?

“过去我们盼记者来,现在我们怕记者来。”这是一位县里的通讯员最近说的话,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些通讯员为什么怕记者到他们单位或地区采访呢?这要从记者方面找原因。一些记者和通讯员争抢新闻,把通讯员的稿子据为己有,这类问题《新闻战线》杂志上已揭过不止一次了,尚未提到的还有下述一     

毛主席纪念堂设计内幕

从1977年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起,这座肃穆而明朗的方形建筑已在天安门广场矗立了26个春秋。也许,很多的人都想知道:毛泽东纪念堂为什么建成方形?为什么安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南?正门为什么朝北?为什么要在纪念堂北门到瞻仰厅之间安排一段较长的过厅和走道?……选址:非天安门广场莫属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全国哀思如潮。9月中旬,已有意向要为毛主席建一座庄严的纪念堂,用来保存遗体,供人们瞻仰遗容。按照中央指示,由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陕西、辽宁、黑龙江等8省市的建筑师、美术工作者、工人技师等组成了选址设计工作组。他们…     

记者素养三人谈

记者该是什么样?三个做了十来年记者的记者,就记者的外在和内在的素养扯了一番。形象问题李鹏飞:先说个故事:陕西省有个县的县委书记,到苏南考察,中途掉了队,—个人在路边苦等。正巧公路上驶来一辆拖拉机,县委书记就和开拖拉机的农民商量,要求把他带回县里,那农民打量了一回,摇头说:“你不是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哪会坐拖拉机?”扬长而去。再说陪同的人回到县里后,才发现把书记给丢了,就马上派人开警车回去找。书记命警车赶上拖拉机,警察下车就把开拖拉机的农民擒住     

为誰索取自由?

大約有些人感到现在發表某些言論受到了限制和約束吧,最近,居然向人民伸手要求新聞自由了。但他們却沒有說明,是在为誰索取自由,索取什么样的自由。自由向来就是有阶級性的。馬克思在“德意志思想体系”一书中曾經講到这么一件事:一个到来英国的美国人,由于調解法庭不許他毆打自己的奴隶,这位美国人就勃然大怒,叫道:連鞭打自己的奴隶都不能,这叫什么自由国土? 右派分子中那些伸手向人民要求自由的人,不是和这个奴隶主一样嗎?不过他們已不能再鞭打奴隶了,因为統治阶級的基础已被人民所推翻。即使这样,这些人还大言不慚地冒充百家中的一家,在那里伸着脖子叫喊哩:“连發表反对共产党的言淪都不能,这叫什么新聞自由?”     

通讯员为什么怕记者?

“过去我们盼记者来,现在我们怕记者来。”这是一位县里的通讯员最近说的话,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些通讯员为什么怕记者到他们单位或地区采访呢?这要从记者方面找原因。一些记者和通讯员争抢新闻,把通讯员的稿子据为己有,这类问题《新闻战线》杂志上已揭过不止一次了,尚未提到的还有下述一些情况: 名利记者得,错误推给通讯员。有些记者从通讯员那里要来了情况和书面材料,既不作进一步采访,也不核实,马上挥笔直书,照摘照抄,快速见报。报道失实了,记者不作自我批评,反怪通讯员“提供材料有误”。     

共构明天话传奇——访《人民公安》杂志主编徐翼

正近年来,在纸媒一片萧条的大环境下,《人民公安》杂志则在一年的时间内实现发行量创历史新高,期发量从一年前的10多万份到现在的20万份。在当下期刊发行量严重下滑的恶劣环境下,《人民公安》是如何实现逆势增长的?进行了哪些改革?实行了哪些创新?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得从一年前刚调任到《人民公安》杂志担任主编的徐翼身上"挖掘"。风雨历程铸辉煌《传媒》:《人民公安》杂志已经走过了60多年不平凡历程,更是     

挑战与选择

一、强劲的对手 目前,县市报面临的强劲对手:一是市场类报纸,如楚天都市报,现在每天销量达8000多份,且发行已延伸到部分中心乡镇。二是网络,当县里电脑普及,家家上网之时,报纸如不改革,就会被读者抛弃。三是世贸规则的实施,我国媒体将面临思想文化之争、读者市场之争、资本之争、人才之争。     

沿雅鲁藏布江采访记事

初探江源我们乘坐的“丰田”吉普离开拉萨,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向雅鲁藏布江上游疾驰。车斗里放着两辆拆开的自行车,用几层旧棉被包裹着,紧紧地捆在车架上。我和另一名记者汪延制定了一个全程采访雅鲁藏布江的计划:先乘车到源头,然后骑自行车沿江而下,采访两岸的农家牧户、城镇乡村,搞一套系列报道。愈往西行,景色愈显荒凉,很难看到一顶帐篷。到了上游的仲巴县实在不想再走了,停车住宿,听县里的人说,源头已     

档案作证 千名三峡移民退休手续圆满解决

正4月中旬,两位查档者为千名移民工人退休手续事由到夷陵区档案馆查阅上世纪90年代宜昌县三峡大坝移民招工档案。20世纪90年代初,宜昌县(夷陵区前身)提出"大坝建在宜昌县,全县人民做贡献"的口号,坝区人民为了支持国家建设,"舍小家顾大家",离开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土地,到县里的企业上班。现在,近千人到了退     

陈佩斯:我是一个干净的人

正谈当下:我的作品没有过时陈佩斯:冯小刚的喜剧电影我一部没看易立竞:现在好像电视上有一个节目叫《笑傲江湖》,好像这类型的节目也邀请过您做评委?陈佩斯:可能吧,但是没时间,那个时候我们正好给年轻人们排戏呢,我们的工作也都安排好了。我要是自己去参加这个秀那个秀,把这些孩子就闪到这儿了。我要把他们推上舞台,每周末演出两场,然后让他们自食其力,能自己养自己,这很重要。     

来一个突破

不少同志提出:报纸的经济宣传要有个突破。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面对我们报纸经济宣传的现状,这确是急待解决的问题。怎样才算突破?这不是光靠增加经济宣传的版面,或只是在版面上突出安排经济报道所能解决的。这主要取决于报道的思想性、指导性,要使报道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我们当前经济报道中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问     

颍上灾区采访记

1991年,对颖淮地区的人民来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岁月。百年不见的洪灾过后,就是持续了三个多月的大旱,接着暴风雪,又带来了零下15℃度的大寒。涝、旱、雪、寒四大灾害接连不断地向颍淮人民袭来,他们能顶得住吗?灾后的生产和生活恢复得怎样?能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带着种种疑虑,作为苏鲁豫皖四省边区联合创办的报纸经济新闻报的记者,我们于农历腊月28日启程到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安徽省颖上县采访。“菠兰乃茨”沿徐阜公路南驰。我们勾勒着心中的灾区景象:荒芜的田野,断壁残垣的村舍,饥寒交迫的灾民。一切都是那么凄凉,那么萧条。临行时,家和报社同仁也再三嘱咐:多带些方便面,多带些罐头什么的。然而我们都错了。     

走进去,前面是个天——关于农村报道的思考

作为一个农村记者,我每年都要到农村走几次,以便对每一个时期农村和农民的情况真正地有所了解;但是,深入到农村之后,我又常常感到惭愧。尽管我们有几十万新闻大军,尽管有人说“记者满天飞”。可就是有人想见记者而难以见到。这就是农民! 今年夏天,我们在湖北大别山区采访,当我提出要去农村到农民家里看看时,县委书记显得挺惊讶,对我说:“北京来的记者能下到县里就不错了。”就是在这个县,我听说,一次县委书记深入到山     

内江有个“农民记者沙龙”

1987年12月3日,四川内江县政府会议室——“县太爷的衙门”,被一群青年农民“占领”了。这是县领导利用“农民记者沙龙”活动日召开的对话会。一个壮实的青年汉子开了头炮,他说:“我叫郭联元,是田家镇农民,中共党员。请问县委刘正喜副书记,全县人民关心的县党代会为什么一拖再拖,至今不开?……”紧接着,凤鸣乡女青年高淑辉提问:“县里某些领导和县经委分款一案,下面群众议论纷纷,有的说是改革中的问题,有的说是贪污、以权谋私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对话中,高     

“精品”四说

“多出精品”,早几年已有人陆续提出。到了今年,人民日报、中央两台率先提出了“精品年”的方针,随后整个新闻界都把它作为追求的目标了。为什么提出这个方针? 从一般的意义说,办好节目,为人民群众提供美好     

捷克斯洛伐克广播是怎样联系实际的

去年九月末,我们趁着到布拉格参加国际广播组织理事会的机会,访问了布拉格广播电台。我们在主人妥善的安排之下,在短短的几天里,几乎遍访了布拉格广播和电视委员会的各个主要宣传部门。在交谈中,最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的战斗传统,是他们广播宣传中那些紧紧结合人民生活中的重大运动所举办的一些节目。无线电广播在斯洛伐克人民的起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布拉格起义中,都曾起了重要的作用。“斯洛伐克人民起义的电台”——班斯卡·皮斯特里察广播电台,当时在起义中,对广大人民曾经是一个重大的推动和鼓舞的力量。其后,在全国解放的最初的年月里,无线电广播曾成为中央同各地区进行联系的重要工具,政府的许多重要决议,法令和指示,都通过它传布到广大群众中去,广泛动员人民参加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号召人民组织工作队帮助各经济部门医治战争创伤和建立正常的生活秩序。     

第一篇社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篇社论当属1949年10月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不可战胜的人民国家》.这篇社论针对联合国大会通过诬蔑中国人民的“决议”,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社论写到:“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都将永远记住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他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他宣布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社论强调指出:“在中央人民政府已宣告成立的今天,我们中国人民可以确信:我们已是一个不可能战胜的国家了.”     

通讯干事缘何苦恼?

记者采访,免不了要接触通讯干事,尤其是县委宣传部的通讯干事,因而对他们的苦恼有所了解。现在,各县委宣传部都设有通讯组,少则两人,多则几人。县里头头们对他们的训话常常是:“养着你们干啥?”《新闻战线》1988年第10期刊登的袁建达文《县委宣传部应该干啥?》,实际     

“厕所文章”香在哪里?

几年前,我写过几篇关于公厕建设的报道,夹叙夹议,被作为言论发表在报纸头版。在我们初学新闻写作的阶段,经常遇到这样一种情况,采访到的材料新闻价值不明显,觉得难于下笔,有时勉强成篇,也难于见报。例如近几年的公厕建设,各级领导提高认识,也舍得投资,各地建起了一些高标准的公厕,令人感奋不已。但怎么去报道它就很有学问。一次,有位通讯员带我去看一座他们县新建的高标准公厕,并向我介绍了县里的计划过程、投资数量及施工情况等(这些实际上已成为建设性报道的一种模式)。他说,他写的报道都被退回来了。什么原因呢?我说,这样的公厕各地都有,作为“新事物”的表面新闻价值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就要找一找它“潜在”的新闻价值。我们在这座两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