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研究

不作为犯罪是以不作为的手段实现作为犯罪的后果,但其与作为犯罪具有不同的法律构造。最显著区别便是不作为犯罪的成立必须负有特定的作为义务。特定作为义务的研究具有深刻意义,因为它既是探究不作为违法的前提条件,也是不作为违法构成要件的承担责任要素,但是如何界定此特定作为义务尤其关于道德义务入律的问题在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本文重在探讨不作为义务来源的实质性根据的同时,致力于研究道德义务是否能够成为不作为义务来源。     

从个案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

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在客观方面应该表现为不作为,而不作为构成犯罪必须具备相应的要件,从案例反映出来的主要是在作为义务来源上,本文针对案例对作为义务来源进行阐述,并就作为义务来源是否扩大进道德义务进行理论分析.     

论不作为犯罪中的作为义务

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是不作为犯罪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认定不作为犯罪的前提和基础.作为义务有:法律规定的义务,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深入研究这三项义务对司法实战大有裨益.     

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研究

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理论的核心问题 ,其义务来源有三项 :法律规定的义务 ,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 ,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除此之外 ,扩大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合适的。合同行为和自愿行为引起的义务 ,道德义务等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特定道德义务可以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探析

在当今社会,见义不为的行为屡见不鲜。见义勇为还是见义不为,拷问着每一位公民内心的良知,也关系到是否应该将违反道德义务的行为纳入犯罪的体系之内。本文将结合热点案例,重点论述一般性的道德义务属于公民自由的范畴,不宜上升为法律义务,而在一定的封闭空间内的重大道德义务则有可能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理论的核心问题,现行刑法规定其义务来源有三项:法律规定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除此之外,合同行为和自愿行为引起的义务虽与先前三种行为不同,但性质是相同的,即都是由一定的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重大道德义务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论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范围的认定

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是不作为犯罪理论的核心问题,我国刑法对不作为犯罪及其义务来源没有明确界定,深入研究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对我国司法理论与实践有重大意义。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在刑法理论上经历了从形式的作为义务理论,到实质的作为义务理论,再到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作为义务理论等三个演变历程。探讨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应该把形式的作为义务和实质的作为义务综合起来。不作为犯罪的实质的义务来源应从紧迫危险性、现实依赖性、排他支配性三方面来认定。     

不作为犯罪的特定义务

特定的作为义务是法律要求行为人必须实施一定行为的义务，是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前提条件，是不作为犯罪犯罪的核心和基础。本从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入手，阐述了不作为犯的四类义务来源，同时提出了有必要将公序良俗列为特定义务的来源之一。     

不真正不作为犯作为义务新探

随着刑法学研究的深入，关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研究也在不断的进步，各种理论纷陈争鸣，笔者在此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予以探讨，将道德义务排除在作为义务之外，而法律行为应分别不同情况论述。     

论不真正不作为犯之"作为义务"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问题，历来就有“未解之题”和“最难且未令人满意地解决的难题”之称。不真正不作为犯是开放的构成要件，它的构成要件的行为是违反作为义务的不作为，但是该作为义务的内容及范围并不明确，在认定时需要法官予以补充，在实际应用时有许多疑问。作为义务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反映了不作为犯罪的基本犯罪事实和构成要素之本质特征。随着社会不作为事件的不断发生，迫切需要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进行统一正确的界定。     

不纯正不作为犯之作为义务来源探析

在刑法理论上,可以将犯罪形态分为作为犯和不作为犯,而不作为犯又可分为纯正的不作为犯与不纯正不作为犯。就纯正不作为犯而言,刑法往往明确规定了作为义务的主体与内容;就不纯正不作为犯而言,刑法则对此未加以明确的规定。本文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形式作为义务的来源、实质作为义务的来源以及作为义务来源之重构几个方面对不纯正不作为犯之作为义务进行探究,以期有裨于理论与实践。     

论安全保障义务的判断标准

判断过失的客观说主要是以＂第三人＂的标准来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违反安全注意义务。该＂第三人＂为法律虚拟的理性人。我国司法实践中在判断过失上采用客观标准可按照以下步骤：存在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等法定标准时,先依据法定标准判断;在某些行业规范中规定了特定行业和执业人员行为标准时,这样的行业标准可以补充法定标准作为判断过失的依据;在寻尽以上方法后,才能运用＂理性人＂的标准,结合具体案件中主体行为能力、社会专业角色、有无突发情形这三种常见特殊情况判断。     

领导干部更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

领导干部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修养至关重要。领导干部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应着重在改造世界观上下功夫,同时,还应该加强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加大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力度,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     

不作为犯作为义务来源之学说的述评

笔者认为，对于不作为犯作为义务来源仍应当从“实质说”角度进行挖掘，主张确定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应具备以下要素：须行为人基于法律关系负有保护法益的义务，从而可能最大限度的保护法益；须法益面临紧迫的危险性；须行为人对法益具有排他的支配性。     

义利之辩视阈下的道德义务与幸福

道德义务与幸福之关系是一个古老的伦理学话题,不同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观点甚至大相径庭。从义利之辩的视角,可以得出道德义务与幸福的功利型、义务型、双弃型和兼顾型等四种关系。和谐社会建设赋予我们用全新的观念去理解道德义务、幸福及其相互关系。道德义务与幸福相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自律与义务概念

自律和义务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通过自律概念,康德一方面批判了受控于自身欲望的非理性行为,强调了理性在道德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拒斥了那种出于外在权威和规范的他律,强调道德本质上是一种自律行为,道德法则是理性的自我立法,道德的根据既不在于自然情感的倾向也不在于外在权威的约束。而义务概念凸显了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者自身的二重性,真正有德性的人不仅是有理性的、自我立法的人,更是能够在理性与欲望的冲突中坚持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尽到自己义务的人。     

品德的层次与德育的精英主义倾向

品德是有层次的,对道德规范的履行状况和内在的情感状态决定了品德层次。传统文化道德追求的精英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为对高层次道德的过度追求,现实德育也有类似的倾向。过度追求高层次品德的道德精英主义倾向对整个社会道德状况具有一定的不利影响,道德教育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高层次的品德固然值得推崇和仿效,但低层次的品德也必不可少,教育应该对此予以理性的对待。     

中小学校应该强化德育主体意识

德育是中小学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形势下学校德育工作肩负重要任务和使命.要增强德育实效,就要明确和强化德育主体并通过开展主体性德育教育活动,使德育工作更加卓有成效.     

法律责任分类与经济法责任独立性判断

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对于经济法的发展与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现有法律责任的分类这一视角出发,论证了经济法责任独立存在的法理依据及其客观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