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与美”的寻绎——方敬诗歌世界精神透视

“真与美”是方敬作为一位现代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教育家一生的人生追求目标与价值取向原则,更是他诗歌创作一以贯之的“诗之思”的集中体现。他是“凭着爱的名义写诗”的,因爱而求“真与美”,为求“真与美”而担当而奉献。方敬诗歌创作生涯,呈现“真与美”寻绎过程。透视方敬诗歌精神之旅,不仅易于贴近方敬诗歌意义世界,同时也对于把握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与20世纪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脉络,不无裨益。     

韵律不是拯救新诗的灵丹妙药--《韵律与中国诗歌繁荣的相关度分析》引出的断想

当下新诗已被读冷落，但要挽救新诗不能只依赖韵律，因为韵律只是诗的重要而非本质的特征。诗首先必须言志抒情，其次它应用形象和图画说话。全方位提升诗人素质，也是提高诗人艺术水平和繁荣时代诗创作的重要途径。     

艾青诗歌美学初探

艾青既是优秀的诗人,又是杰出的诗论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又在新诗美学园地里辛勤地耕耘着。1938年至1939年间,他在衡山、桂林先后写下了《诗论》、《诗人论》、《诗的散文美》、《诗与宣传》、《诗与时代》等精湛的诗论篇章。不久,诗人将这些篇章集成《诗论》一书于1941年9月由桂林三户图书社出版。此后,此书多次再版。被文学史家誉之为“新文学诞生以来,最具创见的一部诗论,直接展示了诗人心灵的深度与广度,特别值得珍贵。”     

论卞之琳诗歌的智性之美

中国新诗现代主义诗潮曾一度致力于诗情智性化的审美探索。这是30年代诗潮的一个主流趋向,它因深刻地开拓了“五四”时期的说理诗和警句诗而被金克木命名为“新智慧诗”,其特点是: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极力避免感情的渲泄而追求智慧的凝练,情智合一。卞之琳先生是中国新诗坛20世纪30年代奠定这一审美趋向的重要诗人。     

方敬：创作轨迹与艺术风格

方敬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三次时代大转换：他的早期作品是柔弱的歌吟;抗战时期,他的诗风“脱帽誌变”,由柔弱变为洪亮与开阔;在新时期,他的诗歌掀起了第二次高潮,保持了诗的青春。在长期的创作活动中,方敬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精巧、委婉、朴素是诗人方敬的艺术个性。     

“一体”、“两象”、“三关”和“四要”——新诗“标准”的现实构建策略

目前新诗标准建设已成当务之急,一定要重视诗体、想象与意象。新诗标准应该分为“写什么”的标准与“怎么写”的标准两大部分,但是后者远比前者重要。好的新诗应该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新诗应该在内容（写什么）上放开,实现真正的多元,形式（怎么写）上做适度限制,必须重视诗家语和诗体等诗的基本文体特征,重视诗的艺术性。没有好诗人就没有好诗,与其对新诗提出标准不如对新诗诗人提出标准,应该适度提高新诗行业的“准入”难度,新诗诗人应该过语言关、诗的知识关和诗的技巧关,诗人要重视学养、技巧、难度和高度。诗人写作需要重视“想象”和“意象”。     

“放不下形式的问题”：新诗的重要“传统”

新诗其实有“自己的传统”,这一传统即20世纪四十年代朱自清先生说的：“二十多年来写新诗的和谈新诗的都放不下形式的问题”,这个“传统”序列上的诗人是陆志韦、徐志摩、闻一多、梁宗岱、卞之琳：冯至、何其芳、吴兴华、林庚等,这些诗人重视新诗的“诗形”建设,不懈地寻求现代汉语诗歌的形式秩序。新诗的这一“传统”对于目前当下中国写诗忽视诗歌形式问题、过于“自由”的风气,应有警示与纠偏之用。     

新诗应该加强诗形建设

诗形是诗的重要文体标志,是诗体的主要成分。好的诗形不仅自身具备诗美,还能帮助诗人更好地表情达意,增加诗美。新诗的形体美是新诗重要的文体特征,在20世纪前半期受到新诗人的一定重视。但是在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在当代,由于新诗的历史,特别是形体建设及唯美写作的历史没有发生断裂,又受到西方诗歌重视诗的形体的观念甚至具象诗的影响,台湾比大陆更重视诗形建设。大陆的网络诗歌没有像台湾那样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手段进行创作,只是基本实现了网络诗的发行功能。大陆诗形建设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很多诗人学者既不承认新诗应该有诗体,更不承认新诗应该有诗形。     

杨万里诗学本质论

杨万里既强调诗为“矫天下之具”,又以“味”论诗。前者是理学家杨万里重功用教化思想的反映,后者则表明诗人杨万里对当时充斥诗坛的以史为诗、以理为诗的一种理性拒绝。二者相较,重情重性才是杨万里对诗歌本质的诠释。     

20世纪初中国新诗的三大流派

在20世纪初期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三种流派的新诗：自由诗派以创造完全解放的新诗体奠定了中国新诗的基础;格律诗派总结新诗运动的经验,对白话诗进行了反思与重构;象征主义诗人作为一支崛起的“异军”,为中国新诗开刨了新的诗风。“三大流派”诗人们的共同努力,促进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新诗的大繁荣。     

略论梁宗岱的诗歌批评

梁宗岱以诗人气质和诗人身份参与批评,形成诗化的批评文体。他引进西方象征主义的同时融会中国古典诗学,形成了自己的批评观点。他针对新诗发展流弊,以“纯诗”为中心,为新诗朝着“现代化纯正方向”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实际意义的思路。     

于赓虞：中国“纯诗”的先锋诗人

于赓虞是20世纪20年代天津“绿波社”的诗人,1923年开始与同人合出新诗集。他的诗多写绝望的,厌世的,烦乱的,病废的情感。在中国新诗发展的较早时期,诗人们还忙于用白话寻找“诗”的时候,于赓虞已率先去诗中寻找生命的感觉,用诗描画生命各样的色泽,在诗中聆听灵魂的声音。他所坚守的“为诗而诗”的艺术观,使他的诗在20世纪20年代就进入了纯粹的诗歌世界,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纯诗”的先锋诗人。     

论“纯诗化写作“与中国新诗

尽管“纯诗”作为一种诗歌理想一直是诗人所难以企及的,而且,由于文化传统、中外文化的差异,“纯诗”理论在进入中国之后就势必要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必须承认的是,现代诗人对“纯诗化写作”的追求还是为中国新诗艺术的不断精进与提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而,梳理“纯诗化写作”在中国的介入、生成、本土化以及其显隐的发展过程,不但可以揭示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也肯定会为反思新诗的历史以及新诗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的依据。     

于赓虞:中国"纯诗"的先锋诗人

于赓虞是20世纪20年代天津“绿波社”的诗人,1923年开始与同人合出新诗集。他的诗多写绝望的,厌世的,烦乱的,病废的情感。在中国新诗发展的较早时期,诗人们还忙于用白话寻找“诗”的时候,于赓虞已率先去诗中寻找生命的感觉,用诗描画生命各样的色泽,在诗中聆听灵魂的声音。他所坚守的“为诗而诗”的艺术观,使他的诗在20世纪20年代就进入了纯粹的诗歌世界,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纯诗”的先锋诗人。     

海天波浪翻银屋 一缕焉能掣巨鳌——读兰茂的论诗诗

兰茂，是明代前期云南嵩明县杨林人。他不仅是明代药物学和音韵学的奠基人，而且还是一个才力华赡的诗人。他流传下来不多几首论诗诗，是他诗歌创作的结晶，强调诗须有为而作，反对造空强作；提出要注意诗的整体建构，主张诗的气势要像“海天波浪翻银屋”那样雄健有力；提出“采诗人胜作诗人”的观点，告诫人们评诗不能“忍将公论作人情”等。在“台阁体”占统治地位的明初，兰茂的诗歌理论可谓独树一帜。     

闻一多的诗论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线索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湖北浠水县人。现代名诗人、卓有成就的学、勇敢的民主斗士，他是一个贯穿30余年现代学发展的人物。作为诗人，他自具诗心，自知创作甘苦，论诗自然地道；作为学，他自具理性的目光，冷静的思索，论诗自然在理；作为斗士，他自有前驱的孤寂，论诗自然不乏独见。从他的诗论及创作可发现现代新诗潜在的轨迹。     

闻一多的诗论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线索

闻一多（１８９９－１９４６）原名闻家骅,湖北浠水县人。现代著名诗人、卓有成就的学者、勇敢的民主斗士,他是一个贯穿３０余年现代文学发展的人物。作为诗人,他自具诗心,自知创作甘苦,论诗自然地道;作为学者,他自具理性的目光,冷静的思索,论诗自然在理;作为斗士,他自有前驱者的孤寂,论诗自然不乏独见。从他的诗论及创作可发现现代新诗潜在的轨迹。 一、新诗发轫期 发难者们明智地认识到新诗的成功在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的重要性,在理论上大力提倡的同时,几乎人人都进行了创作的尝试。这使新诗在短短两三年便蔚然成风,至１…     

现代汉诗败坏了汉语言的美？——关于《“新”其形式须是“诗”》一文的批评与响应

自《中华读书报》整版刊出新学院网站关于新诗形式的讨论稿《“新”其形式须是“诗”》一文后,在文学界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中国作家网、新华网、光明网、无名指文学网等网站均全文转载了这篇讨论稿,诗生活网、故乡等著名文学网站也都出现了与此相关的评论文字,有赞之为“振奋人心”,有贬之为“危险倾向”.新学院的网友对此作了回应.现刊出对该讨论稿的两则反馈意见,并选录新学院网友对这一话题的进一步讨论,以期深化对新诗形式的认识: 附原讨论稿主要观点:观点一,欲新中国之诗,必新诗歌之形式;欲新诗歌之形式,必从音韵节奏入手。观点二,汉语之有平仄,是一个现实,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优势,使我们的诗歌更加接近于音乐。所以,训练诗人对平仄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观点三,民国时候的诗人是有国学功底的,他们谈“断裂”,实际上是难以断裂.而今天,很多诗人没有古诗文功底,想不断裂也不行。观点四,所谓“内在节奏”实际上是一个比喻,指的是谋篇布局方面的东西。这并不是我要说的原始意义的节奏本身。如果过分地强调它,则它就会成为我们不讲究外在节奏的一个借口。     

论西方现代诗歌运动对新诗革命的影响

中国的新诗革命是世界现代诗歌运动的一部分,深受西方现代诗歌运动的影响.由于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激进时代,西方现代诗歌运动中的自由诗革命得到了中国新诗人的极端重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英、法等国的诗的自由化、散文化的诗体解放倾向被中国新诗人故意夸大,助长了新诗诗人对古代汉诗诗体的极端否定,使新诗革命由本应是纯粹的文体革命变味为政治性的文体革命,其破坏性不仅超出了汉语诗歌当时的承受能力,而且影响了新诗初期及以后百年的诗体建设.     

接续新诗传统的努力：《新九叶集》初论

2019年《新九叶集》出版标志着“北外诗群”的亮相。这群诗人以接续“九叶诗人”和“作者兼译者”的新诗传统为目标,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朦胧诗”“第三代诗歌”潮流同声相应。其创作感受敏锐、诗思冷静,善于抒写日常生活的平凡性及发掘点滴颖悟;对于中外语言文化“交叉地带”的描述,自信从容的气度折射出时代的进步,也是这一诗群化解近代“悲情史观”的极大特色。他们致力于外国当代诗歌、超越英法俄的多语种译介,拓宽了中国诗歌发展的眼界,业已融入中国新诗传统。《新九叶集》及“新九叶”诗人的出现,重新提出了学校教育与诗歌教育的严肃话题,值得引起关注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