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笑狂夫老更狂--论"狂"与杜甫文化精神

杜甫作为盛唐时期的重要作家，其“诗圣”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其传播、接受就是后代读依据自身化立场重新阐释之过程，因此，后代读心目中之诗人和历史上的真实存在之诗人并不一致。“狂”就是杜甫自身具备却历来被忽略的一种重要的化精神和可贵的化品质，这种化精神无疑来自于活跃、开放的盛唐时代精神，其丧失始于理学兴起的宋代。     

名封“诗圣”性亦狂

“狂”是中国古代文士的一种特殊的个性气质和文化精神,历代不乏以“狂”闻名的人物。杜甫虽自称“奉官守儒”,又被树立为儒家文士典范,然细察其生平与创作,“诗圣”也有极为狂放的一面。杜甫之狂既不同于魏晋时期的阮籍、嵇康之狂,也不同于盛唐时代的“诗仙”李白之狂。杜甫的“狂”主要表现出对自我人生的自信,对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执著追求,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入世之狂”。     

浅谈李商隐与杜甫诗风的“神似”

本文的拟就唐代诗人杜甫、李商隐的思想、经历、理想及性格等方面进行比较,来探讨两位诗人诗风的“神似”及各自鲜明独特的特点。     

论徐渭与杜甫的“异世同轨”

徐渭称自己与杜甫＂异世同轨＂,这种说法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赞同,人们基本上是从命运的角度看待＂异世同轨＂。然而,＂士不遇＂的表象掩盖了它的核心精神,即由不遇而引发出的＂狂＂。狂性对二人而言,在理想人格的道路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个以＂狂叫＂来克服求圣道路上心灵的压抑,一个在＂狂态＂中走向了否定圣贤人格的道路。＂异世同轨＂需要重新认识。     

论杜甫个性之“狂”及其表现

杜甫由于其诗内容的丰富、形式的多样引起历代学者研究的兴趣,然而其个性中狂傲的一面却很少有人正面触及,本文从狂与诗酒、狂与诗体、狂与诗情三个方面对杜甫的个性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进行再探讨,以期对进一步理解杜诗有所补益。     

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五届年会暨“杜甫与湖南”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2年11月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五届年会暨“杜甫与湖南“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举行，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台湾的12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杜甫与湖南“、“杜甫的思想和性格以及杜诗的艺术风格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讨。为配合“杜甫与湖南“的论题，大会会程采用了颇具新意和特色的流动形式：即在长沙设主会场，而在岳阳、平江、株洲设分会场，让与会代表沿着杜甫当年在湖南的足迹进行实地考察。     

魏晋六朝文学尚“清”成因与特色

魏晋六朝学审美价值取向明显尚清。魏晋以来的谈玄风气盛行促成了魏晋六朝学尚“清”审美价值取向形成;魏晋以来士人们人的觉醒意识表现为对个体仪表风神“清”趣的崇尚,对“清”的理想人格的追求,影响到学领域形成尚“清”的审美价值取向;佛教传入对士人心态情趣的影响亦带来学创作中的清美好尚。建安迄于正始时期学主要表现为清峻、清简;西晋学崇尚清丽、清华;东晋时期学偏向于清淡、清雅,而南朝学最终走向清绮、清丽。     

杜甫的蜀中诗及其旷达性格的美学表达

对于杜甫的诗歌,人们一向认为其主题是忧国忧民,风格是沉郁顿挫,本篇文章在对杜甫蜀中诗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此时的杜诗体现出另外一种风格——欢快清新、自然活泼。文章分析了杜甫这一时期的旷达性格,并对其成因作了细致深入的探讨。     

杜甫性格管窥

杜甫是中国古代诗坛上少有的巨擘,其性格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杜甫一生,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他出身于儒门世家,对于建功立业,他自信满满,然而现实残酷,致使他的仕途之路异常曲折,这与他多样的性格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本文试从杜甫的性格入手,管窥杜甫为何无法长期立足政坛的原因。     

论杜甫参政实践及其文学影响

杜甫入仕之路坎坷,疏救房琯失败,表明其实际政治能力不足。儒家“学而优则仕”为杜甫参政提供了社会基础,“致君尧舜”的儒家政治理想促使杜甫一生积极参政,从而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杜甫参政的失败,与盛唐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有关,而文学的浪漫与现实政治的冷峻功利的天然矛盾是杜甫参政失败的根本原因。杜甫的参政理想和政治理想代表着人类伟大而宝贵的良知。参政的经历乃至参政的失败,激发了杜甫文学创作的激情,并形成其独特的文学面貌。     

李贽“以狂释真”的文学创作观念与实践

出生于泉州的李贽是晚明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以狂释真”的文学创作观念及创作实践对后世影响深远。“狂禅精神”及以“童心说”为代表的崇真文学观念互相交织,形成了李贽文学观的重要特色,即童心是狂禅的内核,狂禅是童心的外显。李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秉承了“以狂释真”的理念：李贽终其一生为崇真的价值观与道学中人进行了激烈辩驳;他为戏曲、小说等民间文学正名,使之登上大雅之堂。在创作中,李贽不拘格套,展现出了极强的个人创作特色。     

传统文学的含蓄美与文人性格解析——对传统男性文学委婉表达之解析

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中特有的几种委婉表达方式,可窥探传统男性心理和性格的嬗变以及对社会传统的影响。男性作者假托女性身份表达某些情感时,也是雄性心理和性格的弱化,延及至今,是当前社会阴盛阳衰的原因之一。同时,在塑造女性角色时,男性作者缺乏足够的揣摩,而是简单地将女性角色物化、道具化,这就使得读者在阅读时受其误导。     

论懦弱性格在戏曲文学中的设置

懦弱作为性格缺陷,在古代戏曲作品中却屡屡出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懦弱性格在戏曲人物关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二,在结构上,懦弱性格又会推动故事的逻辑发展;其三,戏曲创作者通过懦弱性格者来传达思想,而观众在观赏的过程中又会构建自己所认同的主旨。     

略论杜甫的“戏”字诗

杜甫的“戏”字诗,从内容上看,含义深邃,丰富多采;从形式上看,灵活多样,不拘一格;从学意蕴上看,既注重诗歌的社会功能,也重视诗歌的继承和创新。“戏”字诗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体裁,这是杜甫对我国诗歌的一大贡献。     

杜甫带“自”诗研究

杜甫善用"自"字,爱用"自"字,这会不会与他的性格、思想、行为有关呢?杜甫的这些带"自"诗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杜甫的这些带"自"诗在杜甫的诗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大,并且分布比较集中,反应出了杜甫的性格和行为及当时的情感状态。本文就此进行研究。     

论中原儒学精神对杜甫思想性格的影响

杜甫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导,这是为论杜甫者所一致认同的。而他以儒学精神为主导的思想、性格的形成,和他出生并成长于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中原之地是分不开的。杜甫于唐睿宗景云三年（公元712年）出生在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三十五岁之前的生活主要就在以巩县、洛阳、偃师为主的中原之地度过（杜甫天宝五年三十五岁时西入长安）。     

“剑胆琴心”的志士情怀及其文学表达考察

“剑胆琴心”的志士情怀是中国古代优秀士人的优良精神品质之一,具有强调修齐治平的道德修养、体现百折不挠的坚定意志、满怀献身真理的牺牲精神、坚持民族大义的高尚情结等特点。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志士情怀有多种社会行为模式。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大多表现为：悲愤的胸臆——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思;聚焦英雄光环——极力推崇舍生取义;笑傲入世变迁——显示达观进取精神;寓情羁旅景物——寄托志士壮美情思。     

杜甫“熟精《文选》理”“理”字新解

文学接受活动是一个系统的过程,至少包括接受主体、接受客体和接受语境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它是作为主体的接受者在特定语境中对作为客体的文学文本的具体接受.杜甫"熟精<文选>理"亦可作如是观,即"<文选>理"实际上是接受者杜甫在特定语境中对<文选>的理解、消化和运用的表现和结果.此"理"字富有三层要义,且具有很强的理论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