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经音义》中几个俗字术语辨析

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使用的术语主要有俗字、俗用字、俗行用字、时俗共享字、俗通用字、通俗字、俗撰字、变体俗字、转变俗字等，这中间“俗用字”“俗行用字”“时俗共享字”“俗通用字”“通俗字”也都是“俗字”，它们的区别在于流行使用的程度不同，它们代表了俗宇从产生使用到广泛流传到通行于那个时代所处的不同阶段；另外的三个术语“俗撰字”“变体俗字”“转变俗字”主要区别在于俗字产生途径的不同。     

李清照词作的语言特色

在北宋词坛上,能够做到“引俗入雅”、“雅俗共济”的文人作者,首推柳永、周邦彦和李清照。但三人之中,柳永则俗胜于雅,周邦彦则雅胜于俗,真正能做到化俗为雅、以俗为雅的则还应数李清照。“口语化”是李词语言的一个特点。她能“以寻常语度人音律”,“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她的词中采用当时口语中的“时语”、“方言”,增强了词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时语如“熟水”、“龙团”、“铺翠”等,都是宋代市井流行的口语。方言如“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簇带争济楚”等。     

论张爱玲的“俗”

“俗”是张爱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对“俗”寓意的理解 ,直接影响着我们对张爱玲创作的评价及其在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定位。不能否认张爱玲身上的“俗”与其潜意识中的家族自恋情结之间存在的微妙关系 ,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她的“俗”,是日伪政府殖民统治时期的一种生存选择。张爱玲并不是个为“俗”而“俗”的作家 ,在“庸人俗事”的叙事中 ,她寄寓着凌厉的文化批判精神与苍凉的乱世人生体悟。看不到“俗”的这一层意义 ,是没有读懂张爱玲。在“俗”的叙事模式中 ,张爱玲追求一种与喜剧相对衬的悲剧效果 ,通过审丑的方式去审美 ,以此形成一种参差对照的“苍凉”审美意味。     

真俗的人都不媚俗

反“三俗”,我赞成。但是,“三俗”究竟坏在哪里呢？在“俗”吗？未必。就说“媚俗”。一个人,或者一个节目,一部作品,为什么要媚俗呢？是因为喜欢俗,或者本来就俗？显然不是。真心喜欢,那不叫“媚”。媚,是原本不待见,却要装喜欢。何况本来就俗．还用得着“媚”？直截了当表现出来就是。这样的“俗”,就不能叫“媚俗”,得叫“本俗”,甚至“本真”。     

也谈文学的“俗”与“雅”

“俗”与“雅”在哲学上是一对矛盾统一的概念,它们存在于同一发展变化的事物中。人们知道:“雅”出自于“俗”中,如“鹤”立鸡群就是一例,无“鸡”的俗也就无“鹤”的雅可言。“雅”依赖于“俗”而存在。然而,在当今的文坛上却盛行     

切莫唱“白雪歌”—求俗

这第二座桥,就是切莫笔下也唱“白雪歌”——要求俗。这里的“俗”不是“庸俗”的“俗”,这里的“俗”就是易懂,不是只让少数人懂,大多数人不懂,而是让大多数人都能读懂你在说什么。我们时常听到的是“通俗”,其实很多人具体写起来     

从诗歌流变谈“雅”与“俗”之关系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贯穿着“雅”与“俗”的交流碰撞。本文试图通过对诗歌史上“雅”与“俗”衍变的描绘，对“雅”、“俗”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规律作一番探讨。     

学好本手，下出妙手，避免俗手

<正>围棋中的“本手、妙手、俗手”蕴含着无穷的生活智慧。本手是基础,妙手是创造,俗手损全局,故在生活中,我们应学好“本手”,下出“妙手”,避免“俗手”,方能走向成功。学好本手。本手是妙手的基础,正如建房须打牢地基,“本手”便是生活中合乎法理的正规、常规方法,是一切的基础。常言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果不能学好本手,深刻领悟本手,     

真与俗之间——章太炎对桐城派的评价

章太炎对桐城派的评价表现出了“真”与“俗”的两面性。“真”是章太炎以文人等级、文体等级的眼光打量桐城派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这一般是批评性的;而“俗”则是他便俗致用,以文之雅俗观为理论基础,提倡学习桐城文,来应对当时文坛上兴起的盲目学习、摹仿报章文体和小说浪潮而引起文体失范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这一般是赞许性的。     

明代中后期文学世俗化中的民歌因素

明代中后期文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倾向,是它的世俗化.在诗歌和散曲的世俗化中,民歌是起推动作用的关键因素.它不仅从形式上影响了二者的体式和语言,更从内蕴上使其具有了一种“世俗之趣”.这种变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雅→俗”的回归过程,而是映射出在审美趣味世俗化的大背景下,雅、俗两种文化由传统的“俗为雅用”、“化俗为雅”开始转向平等的互动.     

刘向《条灾异封事》用《诗》考论——刘向《诗》学观念再探

刘向《诗》学家法问题自宋至今聚讼纷纭,考各家论述,多有据刘向编撰之《新序》、《说苑》为依据者。然此二书多袭先秦史料,其《诗》学观不能代表刘氏本人。而史传中刘向之奏章、封事引《诗》资料,则少有专门研究者。笔者以元帝时刘向所上之《条灾异封事》引《诗》为研究对象,考察后可知：刘向用《诗》确不守家法,甚至无今古文之别;在不同场合运用相同《诗》典时,取义亦有不同,据此可知刘向＂通经致用＂的汉儒品格。     

论刘再复的鲁迅研究

新时期,刘再复以性格论和主体文学观为学界瞩目,人们对他的研究也多集中于此,对其文论发生、发展缺少整体把握。事实上,鲁迅是其学术生涯的起点,鲁迅对刘再复本人及其文论有着深远影响。刘再复的鲁迅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起步,20世纪80年代走向纵深,20世纪90年代开始反思。刘再复对鲁迅本人及其态度的变化,正体现了他本人学术道路的变迁。     

《文心雕龙》气论探研

《文心雕龙》构筑了一个较为严密的气论体系。《文心雕龙》的气论可用＂气以实志,志以定言＂来概括,即气是志的内涵,言是志的外壳,气充实了志,志发而为言,三者相互关联。刘勰最终是在继承和发扬孟子、王充、曹丕等人关于气的阐释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气论体系的。     

从“六义”到“六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学批评观

刘勰的文学批评观是针对轻浮绮靡的齐梁文风和当时对同部作晶褒贬不一的背景提出的．他的文学批评的客观标准是贯穿于“六义”到“六观”之中的系统批评观。“六义”是宗经的效果．“六观”是考察方法．两者都不能独立成为刘勰的文学批评观。刘勰认为,要正确评价作品。要综合从“六义”“四事”“三准”“六观”这个系统中表现出来的批评方法。“六义”“四事”“三准”“六观”互相联系、互相阐释．它们围绕的核心“情、事、辞”就是刘勰真正的文学标准。刘勰不论是谈文学创作,还是谈文学批评,都是从“情、事、辞”的角度来衡量的。并以其它文学批评元素为补充。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批评体系。     

刘大櫆“神气”内涵研究述论

刘大櫆的“神气”说由“神气”、“音节”、“字句”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构成,对于其中的“神气”有很多的解释。前人对刘大椐“神气”的研究,按照研究角度分为三类：从创作主体角度,从文章客体角度和主客体舍一的角度。而我们还是倡导从刘大櫆理论之中去阐释“神气”的内涵,以求达到将刘大櫆眼中的“神气”涵义的阐释的角度分析出来。     

刘邦废太子事件发微

《史记》中有多处文字涉及汉高祖刘邦废太子事件,从字里行间可以窥见事件的始末和真正原因。刘邦废太子之举,并不是为了江山社稷,而只是纯粹的爱屋及乌,是情感的选择,最终放弃废太子则是看清形势后理智战胜情感的决定。实质上,能够阻止刘邦废太子的主要力量是吕氏家族和以张良等为代表的功臣集团＂,商山四皓＂只是他们为显示实力打出来给刘邦看的招牌。     

“红学”别一境界的开拓——论刘再复“第二人生”的《红楼梦》研究

刘再复“第二人生”的《红楼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独具的特色：源于个体生命需求和灌注主体生命体验的研究;独树一帜的“悟证”研究方法;横跨中西、博古通今的“大观”研究视野;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新性内容和观点.刘再复的《红楼梦》研究开拓了“红学”的别一境界,推动了“红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     

论刘大櫆《论文偶记》“字句者，音节之矩”

刘大櫆的“神气”“音节”“字句”说,继方苞之后开辟了从纯粹形式上谈论散文写作的天地,但是我们对于“字句”和“音节”的研究还很少。通过从“字句”本身理论的分析和“音节”理论内涵的分析,找出“字句”生成“音节”的内在机制,从而以现代人的视域阐释刘大櫆的“字句者,音节之矩”。     

“乡村”之外、“大善”之后及“启蒙”之道——从刘醒龙的三部长篇看其创作之得与失

刘醒龙的小说创作在当代文学中有其鲜明的个性与追求,他在题材上对乡土社会的关注,创作理念上对＂高贵＂与＂大善＂的追求,以及在创作方法上对现实主义的坚守等都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然而,偏执地陷入乡村伦理的陷阱而对都市片面的否定,固执地追求文学的＂高贵＂而回避现实社会的苦难与沉重,以及虽向往于作为知识分子的启蒙之道却缺少坚实的批判力量等问题又构成刘醒龙创作中的软肋,考察并指出这一点对于刘醒龙乃至整个当代文学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追求精神自由的心灵轨迹——论陶渊明诗文意象的象征意蕴

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大多具有一种象征意蕴,并与诗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内在联系。在彻底归隐前及归隐初期,其诗文中的核·讳象征性意象大致为“鸟”、“园田”、“门（窗）”,归隐后期则主要为“鸟”、“桃花源”、“舟”、“宅”、“松”、“菊”、“酒”。象征性意象不仅使陶渊明的诗文呈现出更广阔的审美空间,同时也折射、隐示出诗人追求精神自由的心灵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