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大地最后一个乡绅的消失——评张浩文的《绝秦书》

张浩文长篇小说《绝秦书》以诗意的笔调描绘出一幅关中文化生活全景,堪称关中生活“清明上河图”。作品记载民国十八年年馑的笔调是冷静内敛的,同时又饱含深情,成功地为灾难立碑,为天地立心。《绝秦书》用先抑后扬的的叙述方式全面记录了这场灾难发生和恶化的历史原因、文化原因和人文原因,塑造的主人公乡绅周克文这一形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最真实最丰满的人物之一。论文旨在从灾难前、灾难中以及父子之争三个角度分析这一文学形象。     

张浩文《绝秦书》研讨会综述

近期,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学科就张浩文的长篇小说《绝秦书》举办了研讨会。单正平教授别开生面,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千古名训为切入路径和尺度来评议《绝秦书》;周泉根教授主要从历史文化角度来阐发《绝秦书》的奥义;王学振教授认为该长篇是中国自然灾害书写当之无愧的扛鼎之作;廖述务副教授认为:《绝秦书》呈现出历史的未完成性与开放性;学科的研究生们分别从小说史质地、小人物之死、灾难下的反思、爱情悲剧等角度,对《绝秦书》进行了多元分析与批评。     

灾难下的反思——《绝秦书》之“道”

《绝秦书》以真实笔触将民国十八年关中大旱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图景再现眼前,同时揭示了导致灾难的多重因素。该长篇小说对灾难的反思实现了文学抵制遗忘这一社会历史功用。灾难下的反思,以故事情节和历史资料互相佐证的方式突显大灾背后的原因,是小说的关键所在。     

浅论《绝秦书》中小人物之“死”

《绝秦书》描写了民国十八年(1929年)前后发生的陕甘旱灾引起的大饥荒。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小说中人物大都走向"死亡",但同样的"死"却蕴含着不同意义。小说中描绘的许多小人物:或为一厢情愿的爱情;或为不值一文的尊严;或为牵挂在心的亲人,最终都难逃"死"的结局。从这些小人物身上,发掘出大灾难下人性中难以磨灭的温存是十分必要的。     

《绝秦书》中爱情悲剧成因浅析

《绝秦书》中民国十八年的饥荒让人触目惊心,灾难之下的爱情更让人黯然神伤。引娃和周立功的爱情是可悲的也是可解的。人生经历反差强烈、生活追求迥然不同、人性本质南辕北辙导致他俩的爱情注定是一场悲剧。     

大地的情绪——品读《绝秦书》的诗意笔触

《绝秦书》展现浓郁的陕西乡土风情、厚重的历史感与纷杂的社会现实,可谓一部沉甸甸的乡土小说。不对其思想内涵进一步挖掘探讨,而从《绝秦书》笔法出发,对小说语言风格、譬喻修辞进行一番品读。旨在小说现实与苦难沉重基调之外,呈现出作者诗意的笔触与其所表现出的快意与盎然。     

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思想的形成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思想是司马迁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深入考察这一思想的形成,不仅对全面理解司马迁的思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澄清某些疑难问题也有裨益,这是司马迁和《史记》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由于历史环境和个人思想的局限，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的重大命题，却未能作出科学的阐释。但这一问题的提出，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史记》的“相人术”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

《史记》的"相人术"描写,主要见于西汉人的传记中,属于典型的非理性"预叙"。与汉代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王符等人一样,司马迁也未能摆脱自然命定论的束缚。司马迁"究天人之际"之所谓"天",乃是指"命运之天",其实质依然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命观"。     

文学的职责在于抵制遗忘——《绝秦书》后记

<正>写《绝秦书》是蓄谋已久的事了。作为50后的笔者是在饥饿的恐惧中长大的。小时候稍不留神洒漏了粮食,老人就会声色俱厉地告诫笔者:搁在民国十八年,看不饿死你崽娃子!从那时候起笔者就记住了民国十八年。后来长大了,查了资料,得知那是陕西近代史上最惨烈的大旱灾,当时陕西人口不到千万,饿死300多万,逃亡300多万,人口折损超过半数,真正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而这仅仅是陕西一地,其实那场灾难席卷整个西北,死亡总人口     

怎一个“绝”字了得——《伯牙绝弦》备课历程

人生苦短,知音难求;伯牙子期,佳话流传。《伯牙绝弦》选自《列子·汤问》,全文虽不足百字,但故事荡气回肠、耐人寻味。在反复研读文本之后,我确定教学目标为引导学生体会“三美”：一是文言文的简洁、流畅,朗诵时的节奏之韵美：二是伯牙和子期被夸大到极致的友情之凄美;三是《高山流水》乐曲之幽美。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读《史记》札记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短     

《史记》“究天人之际”与史官传统

司马迁《报仁安书》所强调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揭示出《史记》主要创作动机,而"欲以究天人之际"的创作意图,尤其值得再加以深入探讨。通观《史记》创作的意旨:实际体现了他三种不同的职责使命与人生追求。"究天人之际",意欲承继家族传统,以沟通天地为本职,重视天地沟通,履行史官原始职责,承继巫史同源时期的神圣使命;"通古今之变"意欲承继史官的职责传统,尽心史职,"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成一家之言"意欲承继孔子私家著述的传统,立言以不朽,发愤而著书。三者实际上囊括了巫、史、士三代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使命。独特的家世、独特的时代、独特的个性,司马迁成为身兼巫、史、士三代知识分子缩影的唯一幸运者。     

也评《民国思想史论》

郑大华先生的《民国思想史论》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民国时期的思想史的著作。该书对民国思想史的特点和各种思想流派进行了整体研究,对民国思想界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准确定位,对民国时期的一些思潮进行了深刻分析,是一部既具有整体性,又不乏准确性和深刻性的思想史著作。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部新作——评《中国历史》之《晚清民国卷》

由张岂之先生任主编，一些著名高校专家、学者担任分卷主编和编者的《中国历史》(六卷本)，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全书六卷约240万字，分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宋卷、元明清卷、晚清民国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读为主线 “文”“言”共生——《伯牙绝弦》课堂实录

[课前交流] 师：你们班谁最会画画？ 生：×××。 师：会简笔画吗？ 生：没问题。 师：请你在黑板上按老师的要求来画山,有困难吗？．     

扣住“绝”字赏《绝句》

新语文课程标准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极为重视,这就要求我们要努力把语文学习营造成创造的土壤,把语文课堂酝酿成一片由学生积极探索、自由表达的新天地。笔者借助《绝句》(苏教版小语第十册)一课,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一)变学为考,激发探究欲望师:志南的《绝句》我们就快学完了,请同学们再把课题读一读,看看你们能不能提几个问题来考考老师。生:什么叫绝句?生:这首诗为什么叫绝句?生:这首诗绝在什么地方?(二)变学为帮,营造自由创新的天地师:第一个问题大家查查资料就可以知道了,后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大家再读读这首诗,帮助老师想想看…     

张爱玲如何改写？——从《普汉先生》到《十八春》

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十八春》,通过对美国小说《普汉先生》的仿照而写成。但她从改造后者的叙事“时空”框架起步,继而加入独具特色的人物、情节,并在深层统之以自身的创作原则和理性思考,将“仿写”发展为突破,并最终超越而成为一部新作。《十八春》这部在困境中写就的长篇小说,尽管有诸多不足,仍能满足“通俗”的表里,而又突破其局限,从而具备“社会风俗小说”的理性深度和讽刺色彩。     

日文版民国方志与中国方志“概述”体例——以民国日文版《山西省志》为例

当代中国方志研究的专家都认为,1937年出版的由黄炎培主纂的《川沙县志》首先在民国方志中使用了"概述"的概念,而新编地方志的"概述"体例就是借鉴黄氏的局部"概述"理论而发展和完善的。其实,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和进一步探讨。早于黄氏方志17年,即1920年由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出版的日文版《中国省别全志》不仅在每个省志中都设有专门的总论即概述编,而且在有关章节目中也设有概述及无题小序,对方志概述在志书中的运用作过系统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该省志系列的第十七卷《山西省志》即为可靠例证,应该说,日文版民国方志最早使用了"概述"的概念,民国方志的"概述"体例也是由日本方志界探索和创造的,目前所有权威著述中关于"概述"篇设立是新编地方志的重要发明创造的说法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     

《系年》“故志”说——清华简《系年》性质及撰作背景刍议

新近发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2辑内容为《系年》,系一篇完整的先秦史书。综观全篇,似乎很难说是编年体,而是前所未见的一类先秦史籍。《系年》以记事为主,作者有意将历史上的治乱兴衰结合现实,有以史为鉴的意味。《系年》作者的视野不局限于楚国,目前来说它还不能被肯定为楚人作品。通过对《系年》虚词的初步分析,尤其是连词“及”的用法,可以看出其用词风格不同于一般的楚地文献,而且《系年》的素材来源当是复杂的。鉴于《系年》这一体例独特的佚籍与失传的“志”类文献存在诸多吻合,认为它很可能正是“志”类文献至少是类似于“志”的文献,可能还具有教材的品格。《系年》的体例与“志”最为接近,将其归入“故志”的大范畴是适宜的。《楚居》可视作一部“邦国之志”,而记载列国史事的《系年》则有“四方之志”的性质。《系年》虽非《春秋》类的编年体史书,但其写作的时代背景,与“诗亡然后《春秋》作”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