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支教活动的组织与动员:共意建构与行动策略——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梦想教练计划”为例

本文通过研究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梦想教练计划"来阐述,在下乡支教活动中,志愿者是如何进行组织动员的,为了传播基金会价值理念,与受训老师建构共意,是如何采取行动和策略的。     

网络时代公益慈善动员模式探析——以“免费午餐”为例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借助网络平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号召网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可以说,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的赋权功能激发了网民的公民热忱,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个体权利自觉,促使网民积极投入公民社会的建设中去。其中,公益慈善组织是公民社会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有益力量。而网络赋予了民间慈善机构一种新的发展空间与动员平台。本文以"免费午餐"为例,探讨公益慈善中媒体动员、公益动员及情感动员三种动员模式。     

短视频中的公益项目——以“快手行动”为例

媒体除自有的媒介属性之外,还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短视频APP快手作为2017年互联网行业独角兽,不仅仅是一个记录世界的"镜子",也通过技术赋能个体,开展一系列公益活动。本文选取快手的社会责任及公益活动部门"快手行动"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快手的公益项目进行介绍,分析快手公益传播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受众及传播效果,以期探究快手公益传播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     

新闻公益行动:媒体践行群众路线的新常态——以大连新闻广播“公益梦想秀”为例

新闻公益行动体现了宣传思想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媒体践行群众路线的新常态。公益行动如何积聚媒体温度?如何形成新闻延伸?怎样聚合公益资源,坚守主流舆论场,对接新媒体舆论场?本文以大连新闻广播"公益梦想秀"为例,探讨广播媒体在新闻公益行动中践行群众路线的具体操作路径,提出如何避免公益行动煽情化与物质化的倾向、如何保持公益行动的连续性与品牌性等思考。     

强制、交换与认同:组织传播策略探析 ——以组织社会化为例

通过对组织社会化的分析可以看到,组织传播可以分为强制、交换和认同三种不同的策略,它们分别面向不同的组织成员、针对不同的社会化内容、对应于组织社会化的不同阶段.基于强制的组织传播往往面向新进成员,针对的社会化内容往往是基本的、严格的组织角色规范和流程,通常发生于组织社会化的初期阶段;基于交换的组织传播往往面向的角色形成阶段的成员,其社会化内容往往有关员工绩效和组织效能的提升,通常发生于社会化的中期和后期阶段;基于认同的组织传播往往面向组织的资深成员,其社会化内容主要涉及组织目标和组织价值观,通常发生于社会化的后期.     

健康传播视域下公益组织的媒体策略与空间拓展探析——以大爱清尘公益组织为例

本文从健康传播角度出发,着重研究健康传播中的大众传播,以公益组织大爱清尘和媒体的互动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以田野调查、问卷、访谈、内容分析等方法为研究路径,在此基础上发现了媒体在大爱清尘公益组织扮演的三重角色,通过梳理大爱清尘公益组织的媒体策略,分析其现状,尝试寻找出几条公益组织获得媒体近用和媒体协同互动的策略,最终使民间公益组织的诉求充分借助表达的力量,形成一种基于媒体平台的公众表达,对公共政策和政府行为产生影响,媒体也借助公益信息增强自身美誉度和公信力,实现公益组织和媒体的双赢。     

公益传播对职业病救助的作用——以“大爱清尘”公益组织为例

本文从传播学五要素：传播者、媒介、信息、受者和效果出发,以关注尘肺病的“大爱清尘”公益组织为例,探究社会化媒体时期公益传播对职业病救助的作用,以期实现公益传播的最佳效果。     

民间公益组织和媒体如何协同共舞——以大爱清尘公益组织为例

大爱清尘公益组织是由记者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发起的救助农民工尘肺病患者的民间公益组织。该公益组织对尘肺病患者的救助形式包括患者救治、生活救治、医疗器械捐赠、子女助学等。自2011年6月15日启动以来,截至2013年6月底,大爱清尘已累计救治患者700多人。本文将在健康传播的视域下,研究公益组织和媒体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探讨大爱清尘公益组织的媒体策略,寻找一种公益组织和媒体共赢的协同互动模式。     

媒介素养教育行动的动员与组织——以复旦大学"媒介素养行动小组"为例

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首先提出媒介素养教育问题,70余年来,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在许多国家普及.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挪威、芬兰、瑞典等国,已将媒介素养教育列为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中、小学的正规教育内容;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阿根廷、墨西哥等,也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媒介素养教育活动.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90年代开始推广媒介素养教育计划,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就中国大陆的媒介素养教育而言,从学者卜卫1997年发表<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①第一次引入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至今不过10年历史.     

大型公益电视节目的情感传播与共同体价值建构——以大型公益电视节目《等着我》为例

情感在人类社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大型电视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以情感传播为其主要定位和诉求,为百姓提供切实的情感帮助和情感支持,尤其是通过电视媒介的仪式传播和放大,形成一种情感能量、情感关怀和情感信任,从而对共同体的价值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共同体的实质就是共同情感的建构,节目通过亲情、友情、恩情、爱情的寻找,培养观众的公共情感,建构一种共享的情感纽带和价值共同体,从而有效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让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与美好。     

多元框架整合”:传统媒体都市集体行动报道方式探究——以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为例

本文考察的是中国不同类型的媒体对日益兴起的都市集体行动的报道策略.文章对传统框架理论(Frame theory)“符号争夺战场”论调有所突破,强调了媒体在报道集体行动议题时自身的利益考虑,并提出“媒介框架整合”概念以描述这一符号再加工过程.经由“媒介框架整合”,一方面媒体再现了事件意义;另一方面,也将集体行动纳入“合法争议领域”.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为例,我们总结了媒体在面对不同议题倡导者提出的框架时,所进行的三种媒介框架整合方式:框架延伸、框架对立和框架独白.以此,本文考察了不同政经坐标下——特定媒体市场竞争环境、特定媒体的政治环境与特定媒体的媒介角色——媒体会如何采用不同的媒介框架整合策略来建构集体行动事件的意义.     

想象的共同体:奥运传播与民族空间建构——以《人民日报》海外版为例

《人民日报》海外版对伦敦奥运的报道体现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媒介空间,此种空间的建构既与民族复兴的话语相组接,又与国际传播话语相对接。研究发现,奥运传播与中国建设成就的互文式表述、与十八大报道的语境衔接不仅纵向构筑了民族国家一体化的历史血缘,也在横向层面搭建了民族国家的全球坐标。值得注意的是,以海外版为代表的党报对外传播话语强调了民族认同的同一性而淡化了身份及认同的差异性。     

公益组织微信公众号传播策略浅析——以“格桑花西部助学”为例

移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丰富了公益组织的活动平台及筹款渠道,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出现重塑了公益组织的传播形态。本文以"格桑花西部助学"公众号为研究对象,使用内容分析法对格桑花公众号的平台设置、内容推送、受众互动进行分析,继而探讨公益组织的传播策略,提升传播能力。     

短视频“讲好中国故事”的共情传播策略研究——以《逃出大英博物馆》为例

本研究旨在探讨短视频如何运用共情传播策略来加强信息的情感传递和观众的情感共鸣,以期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研究选取《逃出大英博物馆》这一短视频作为案例,通过文本分析法对其进行共情传播策略解读,总结以下四个触发共情的策略：拟人化叙事、“文化自信”话语、二元叙事话语和价值观念话语。借助这些共情传播策略的应用,视频激发了观众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欲,增强了观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使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文物的“思乡之情”和“归家之愿”。     

“微博事件”的微观话语公共性建构策略探究——以“罗永浩砸西门子牌电冰箱”维权事件为例

本文从话语的微观层面,来分析作为自媒体的微博是通过何种话语建构策略,将个体话语推向网络公共空间,并且形成公众广泛讨论的"微博事件"的。以"罗永浩砸西门子牌电冰箱"事件为案例,运用话语及物性分析、互文性分析、元话语建构分析方法,探讨罗永浩微博文本的话语特征,及其在推动"微博事件"进入公共话语讨论空间中所发挥的作用。     

共情与共意:新型主流媒体在舆论场中的话语机制研究——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面对国外频频污蔑、国内人心惶惶的舆论环境,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新型主流媒体在为民发声的话语体系基础上,增添在线服务共战疫情等新语境,舆论引导作用显著.为探究其作用机制,现基于扎根理论,结合文本分析与内容分析法,发现《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的报道背后蕴藏着共情与共意两种话语框架,并在...     

都市报行业主题报道共情传播策略——以南国早报“最美建设者”主题宣传报道为例

行业主题宣传,一直是都市报报道的主阵地之一。2020年以来,南国早报连续三年推出广西建筑业“最美建设者”大型主题宣传报道,报、网、微、端、屏立体化传播,特刊出街,积厚成势,“以都市报视角、以智媒化视野、以建设者姿态和大民生情怀”,用心用情讲好八桂大地建设者故事。基于媒介特性,南国早报精心策划,通过主题切入、构筑平台、立体传播,再到与受众形成共识等策略,在守正创新中,实现共情传播效果。     

政务微博和微信传播策略的对比分析--以“上海发布”为例

微博和微信作为社会化媒体的主流代表,已成为各行各业打通信息传播渠道、提高自身影响力的重要选择。政府机构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主体,依据微博强大的受众粘性,在政务传播和民生服务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微信作为后起之秀,因与微博的传播模式存在着极大差异,使得政务传播在这两个平台的传播策略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本文以"上海发布"在微博和微信这两个平台发布的所有政务信息为例,分析其在两个平台上传播策略的异同及其背后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出政府机构在进行自媒体建设时的策略技巧,以期为其他地区政府的自媒体建设提供参考。     

纪实短视频中的共情传播——以新京报“我们视频”为例

短视频已成为当今互联网传播的主要内容形态之一,截止2020年11月,中国的短视频用户规模已突破8亿.纪实短视频作为以非虚构类为创作手法的短视频类别,在近年来纪卖内容生态与媒体融合的背景下逐步成为传统媒体转型的关键.而传播平台的多样性使得纪实短视频在传播方式上也具有多元化的表达,本文主要以共情为理论基础,探究纪实短视频中...     

探索“五大传播”,让正能量澎湃大流量——以山东广播电视台“走在前、开新局”采访活动为例

本文以山东广播电视台“走在前、开新局”大型融媒立体行进式主题采访活动为例,探讨其通过下沉传播、共情传播、沉浸传播、圈层传播、矩阵传播等“五大传播”模式助力山东“正能量出圈”的实践,并对主流媒体如何让正能量澎湃大流量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