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贽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

李贽历来都是作为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被学界所重视,较少关注其在明代诗歌史上的作用与地位.本文认为,李贽的诗学思想不仅坚持了性灵诗学的主体性与境界论原则,同时还直接提出了对格调说的质疑与真情表达的诗学观念.他的诗歌创作实现了其诗学主张,主要表现为:一是其具体人格性情的真实写照,二是其超然自得人生境界的吟咏,三是其晚年凄凉心境的真情流露与对亲情、友情的渴望.这些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李贽真实自然的性情诗学观念,从而使其不仅成为公安派的先声,同时也显示了其晚明性灵诗派过渡人物的鲜明特征.     

嘉道间诗学对袁枚性灵说的反思

嘉道诗学以反思袁枚性灵诗学的流弊为逻辑起点,针对“性灵”概念流行和泛滥,诗坛重新祭出“性情”这一古典诗学核心概念,并就性与情、性情与道德、性情与学问的关系展开讨论,将“性情”概念放在诗学史的演进、发展中加以锤炼,终于完成了对这一传统概念的周密诠释,为嘉道诗学的平衡发展以及此后诗学观念的转型并融入近代化的潮流奠定了基础。     

天真自是一家言——袁枚“性灵“说简论

袁枚论诗主“性灵”,他强调写诗抒发性情是“性灵”说的核心内容;他主张写诗要独创、争新,“自把新诗写性情”;他认为写诗需要一定的天分。     

以真达情——袁枚抒情诗的特色

袁枚是清代著名的诗人和诗论家,其主张的性灵说在清代诗坛影响巨大。可贵的是,袁枚自觉地在诗歌创作中实践了他的主张,他的抒情诗创作“以真达情”的特色,就是性灵说的一个表现。“诗的本职专在抒情。”袁枚《答曾南村论诗》中有句云:“提笔先须问性情”。在袁枚的诗文论述中,“性情”与“情”是基本同义的。“提笔先须问性情”,首先肯定的是做诗要有情,情之有无是诗之先决条件。在袁枚眼中,抒情是创作的根本目的,真情是诗歌表现的主要内容。诗是情的产物,情的表现,要“自把新诗写性情”。所以他坚决反对有意识地为政治需要,为炫耀学问或为…     

性情论:文章必根乎性情

“性情论”是中国古典写作理论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变轨迹是：性情（秦汉）→情性（魏晋南北朝）→性情（明清至近代）。长期以来，论及“性情”，学界多言袁枚的“性灵说”，不谈桐城派的“性情论”，这是不公允的。虽然桐城派的“性情论”有些粗疏，但它毕竟总结了一条不易的写作法则，即“文章必根乎性情”。     

钟惺诗学概念辨析

钟惺诗学个性特征非常突出,主要体现在诗学概念的设置与表述上,因此要理解钟惺诗学必须辨清钟惺诗学概念。本文试着对与钟惺诗学紧密相关的两组概念“性情”与“性灵”、“性情”与“幽情”进行解析,探讨它们之间的区别与相互联系,以期对建构钟惺诗学体系提供一些帮助。     

“性灵说”溯源

作为一种诗学观念,“性灵说”虽然迟至明代才为诗人如袁宏道大力标举,但其诗学意涵的萌发和发展则要早得多。庄子的“法天贵真”等观念为其说奠定了思想基础;阮籍诗作及魏晋人士的相关论述实际上已经开创了诗写性灵的先河和理论;唐宋时代的皎然、杨万里等人的诗学主张大大推进了“性灵说”的发展。     

唐湜诗论对新诗发展的贡献

论述唐湜诗论以“统一”说为基石,以“意象”说、“经验”说、“新古典”说为理论支柱,以诗人论为诗论的内部材料支撑起风格论,从而构建起中国式的现代主义的诗学体系;为诗论的民族化,推进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声情":汉语诗学基本范畴的新发现及理论启示

“声情”是汉语诗学中一个重要的基本的理论范畴，在汉语古典诗学的理论体系中，“声情”堪与另一重要基本范畴“意象”相提并论。“声情”论的理论价值具有现代性，它是我们分析汉语白话新诗及其理论不足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声情”论的理论价值具有国际性，它是我们分析、综融、整合西方现代诗学形式理论与意义理论的重要基点。“声情”论是汉语古代诗论研究新的增长点，是汉语诗学思想现代生成的又一重要原点。     

重解废名的新诗观

废名的诗和诗论的独特性已为研究界所公认,且近年来获得了较为充分的论述。本文从废名的诗与诗论的文本出发,着眼于废名诗学观念对新诗本质理解的可能意义,结合废名的诗作及三十年代的诗学氛围,对废名的新诗观重新作出了申说。本文认为,废名关于新诗诗质的要求体现为两点:一是诗的“当下”性,一是诗的“完全”性,他的讲稿和诗作印证了这两个特点;而废名更为可贵的贡献在于,他充分地觉识到了新诗语言的“散文化”特性,指出应该依据这种语言的特性来建构新诗的形式,这对新诗本质的理解与未来发展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袁枚对《诗经》的文学诠释

袁枚对《诗经》的文学诠释围绕其诗学核心范畴性灵而展开。他认为《诗经》都是“直写怀抱”的性灵之作,肯定其中描写男女情爱的诗篇;指出《诗经》风格多样乃是因为诗人性情多样,否定《诗经》皆“关系人伦日用”之说;反对多附会、以琐屑为功的考据说《诗》与脱离文本说《诗》,发展孟子“以意逆志”和提出“歌”以悟《诗》的接受原则与方法。     

九叶诗派对英美新批评理论的接受与扬弃——以袁可嘉为中心的讨论

英美新批评理论对袁可嘉的诗学理论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袁可嘉不仅借鉴英美新批评的诗学观念,提出了一整套“新诗现代化”理论,而且还在批评实践层面对英美新批评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使自己的新诗创作既不脱离时代又达到了个人经验与社会经验、个人情感与普遍情绪之间的和谐统一。其独特的诗论对中国新诗之现代性建构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新诗的本体论问题”、“新诗的现代化”及“新诗戏剧化理论”三个层面。     

新诗的求“真”与求“诚”——废名新诗理论阐释

在废名的诗论中,新诗质体现为“当下性”和“诗的情绪”,由此衍生出新诗的“切实”、“质直”以及见之“性情”。这与废名所倡导的“文艺复兴”有着内在一致性。而这些正暗合了新诗的“真”、“诚”要求,并且这一要求逐渐鲜明地呈现出来。     

新诗的求"真"与求"诚"——废名新诗理论阐释

在废名的诗论中,新诗质体现为“当下性”和“诗的情绪”,由此衍生出新诗的“切实”、“质直”以及见之“性情”。这与废名所倡导的“文艺复兴”有着内在一致性。而这些正暗合了新诗的“真”、“诚”要求,并且这一要求逐渐鲜明地呈现出来。     

黄宗羲诗学中的"情"、"性"之辨

诗道性情是黄宗羲基本的诗学观念。黄宗羲充分肯定“情”在诗学中的价值,并进一步提出形而上的“性”,力求以性统情。黄宗羲的诗学性情论是其学术思想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延伸,与其师承的刘宗周之学有着密切关系。黄宗羲主张“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但“情”、“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     

万化无非一味真－论张问陶之“天真”说

作为清代“性灵”诗派主将的张问陶,在对前辈诗学理论扬弃的基础上,既“专主性灵”,又“独出新意”,标举“天真”之说,倡导从“天真”处抒写“性灵”。艺术本体的“天真”审美本质,由创作主体的性情气质与表现对象的风神韵味“天然”凝结而成。要写“天真”,诗人的心要“空”,要“闲”;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生活知识;还要仰仗“灵感”的“神助”。张问陶对其“天真”说毕其一生躬行实践,创作的大量“性灵”诗作,充满了诗人悯民忧国的风雅情怀。     

论张问陶的性灵说

张问陶接受并发展了明清诗坛的性灵说 ,坚持诗歌的审美内涵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的感性显现 ,强调自我 ,张扬个性 ;以为诗中的性灵来自创作主体、表现对象和二者的天然妙合 ;要写出表现性灵的真诗 ,必须有天才和灵感 ;标举性灵固然是针对“格调说”和“肌理说”而发 ,但其理论旨归是要求文学的个性表现和独创精神 ,来冲决当时儒家正统思想对诗歌的束缚和扭转文坛复古模拟的诗风     

刍议袁枚的诗才论

袁枚是性灵理论的集大成者.其"性灵说"的内涵包括诗人的真情论、个性论和诗才论.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其诗才论:笔性灵与笔性笨,天籁与人巧,学古与创新.     

林语堂的“性灵说”

本文揭示林语堂“性灵说”的基本内涵，并将它放到中国古代“性灵说”理论发展史和林语堂所接受与改造的浪漫主义、表现派理论坐标中进行综合考察，揭示林语堂以自己的个性爱好和对东西方文化的独特理解，对传统的“性灵说”理论所作出的创造性的综合与改造。并从文体论的层面，对林语堂的“性灵说”理论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新诗批评理论及其外来影响——以袁可嘉、王佐良为中心的探讨

西南联大学生诗人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新的综合传统”、“新诗戏剧化”的主张,同时学生诗人王佐良把诗友穆旦介绍给世界,他们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新诗创作实际,概括出自己的诗学理论,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的研究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主要是T．S．艾略特的“有机综合论”、“艺术转化论”等理论和W．H.奥登的机智、反讽等才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