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比""兴"说

“比”、“兴”即是创作修辞方法,也是思维形式。“比”具有更多的文学因素,是借外物以明人事,具有更多的伦理功能。“兴”具有更多的艺术因素而超越了出伦理的范畴,它直接连接了万物与人类自我,而在自我与自然之间,也存在着“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两种观照。     

《诗经》六义之"赋":有我之境

如果说“兴”是由“物我之间”、“无我之境”方面突显出了《诗经》中的艺术因素，那么“赋”则是通过大量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以营造“有我之境”，突显出了《诗经》艺术的美感基础。艺术之和谐与生活之淡泊犹如“下学”与“上达”，两相互补。     

将生命溶于对象之中:由"身与竹化"到"无我之境"

“身与竹化”是苏轼艺术创作论的经典之笔。它回答并解决了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创作构思时感情的注入问题和在具体描绘形象时“我”的隐藏和跳出。而“我”的跳出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提出的“无我之境”极相似。所谓“无我”，是“我”从具体的形象中跳了出来，做到“我”与“物”溶为了一体。“身与竹化”，竹中有我在焉。故“无我之境”实乃“有我之境”也。     

人格的三层次与艺术的三境界——论王国维的境界说

王国维唷我之境”可再分为“小我之境”和“大我之境”,而“无我之境”更确切说是“超我之境”。这“三境界”与做学问的“三境界”可统一起来,但顺序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小我之境”,是执着于构成自我结构的一切利益、感受、知识等,这种“自我状态”绝对化必然与痛苦相生,是第一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回头”否定了对“小我”的执着,从而在“那人”身上发现相对的自我,是自我的一次解脱,也是新的觉悟,达到相对的“类我境界”,此第二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代表第三境界,一切障碍消除了,自我延伸到无限,体验到永恒,得到彻底解脱,获得对世界本质的完整认识和大智慧。     

"游"境与"兴"意--《庄子》审美范畴探析

“兴”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审美范畴，自先秦以来就为各个时代的人所关注。《庄子》一书绝大多数篇目写于先秦，全书竟然没有使用一个“兴”及与之相关的“比”。尽管如此，如果仔细考察庄子一书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的影响，将会发现“兴”与庄子塑造的审美境界“游”之间存在着很密切的内在联系。     

"兴"与意境生成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兴”的内涵非常广泛、丰富,它已涵盖了艺术构思和审美鉴赏两大领域。本文试从文学创作论角度来探究“兴”与意境生成的关系。认为“感兴”状态下情景的交感、浑融,必然影响意境美的生成,而“兴”作为修辞手段所具有的“曲包”技巧并由此而产生的“余味”和“味外之重旨”,也足以显现意境的美感特征。     

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和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几点比较

形式主义中的“陌生化”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一些观点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共同的求新目的使得“陌生化”和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始盛终衰”的文体演变观有着相通之处，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隔”与“不隔”之区别全在于境界，而“陌生化”力图通过扭曲变形，让审美感受增强。审美感受过程越长，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就越强。由此而来的“陌生化”与“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也有着质的区别。     

浅析柳永词的抒情格局

词是一种抒情大学。其兴之初，文人多循“以男子而作闺音”①的格局作词，即措闺中女子之情态口吻抒写着愁秋怨、离情别绪，情思纤弱细巧，同境较狭小单一。而柳永作为宋代第一位专业词人，却了此有所变化和发展，其《乐章集》中不仅有“以男子而作闺音”的作品，同时也有以其本色身份即依一个“风流浪子”之情态口吻抒写其羁旅愁思、身世忧愤的作品，故而其词比前人代言体词作有了更阔大的词境和更高的审美价值。本文试就此作一简单分析。（一）晚唐五代和北宋初年．“词为艳科”，“同为村余”，词不过歌妓舞女在酒席筵宴上演唱的艳曲。其…     

论“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与王国维

从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及其创作角度来看他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认为“有我之境”体现了他的悲观思想而反映为忧患与伤感之情，“无我之境”则是王氏渴望超脱“有我”之苦楚，进入一种“无欲”“无我”“天人合一”之境界。这两种境界是王国维集诗人与哲学气质于一身的体现，也正反映了他的两种不同的思索宇宙人生之问题的方法。     

"和雅"说的现代美学解读

“和雅”说的核心是“中和”精神，即中国美学以无人合一的和谐为基本内容的审美意趣和审美理想。“和雅”追求温润和谐的审美之境，要求衰而不想，想而不怒，主张人与人之间自身与心灵之间的和谐，减少人与自由和社会的矛盾冲突，以求得自心平衡。内外平衡，主客一体，而进入一种中和之境。     

"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境界”说,是中国近代学者王国维的著名词学理论,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对推动古典诗词的研究有很大的裨益。王国维说,词以有“境界”为最佳,有“境界”方能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唐五代和北宋词所以能够“独绝”词坛,原因即在此。而境界说中尤以“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提出为佳,这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总结及发展,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一、对“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理解《人间词话》开宗明义便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接着为境界规定了两个基本审美形态:“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     

"感物道情"与"诗言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审美创作旨趣研究

朱熹的“感物道情”是对传统美学理论的两大源头——“交感”理论和“言志”理论的继承与整合，而这一整合已逻辑地走向了“兴”，因此，朱熹的“感物道情”可以归结为一个“兴”字或一个“感”字。如果说“感物道情”与“交感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考察“感物”方面的话，那么“感物道情”与“诗言志”之关系则突出了朱熹对“情”之合理性的关切。“感物道情”与“诗言志”之关系反映了“感物道情”对“诗言志”理论的改造与深化。     

先秦"说"诗与儒家诗"说"

过去，谈论先秦儒家诗学比较注重其伦理性内容，其实从孔子到孟子以致汉代的董仲舒，他们对《诗》的读解有比较浓厚的解释学思想。而这一思想是建立在春秋说《诗》“断章取义”的社会风气上的，当时赋诗者借《诗》言志，听诵者借诗以“观”志，这里的“志”是赋诗者所言之“志”，而非作诗者之“志”。赋诗行为的听者与诵者双方，所凭借的是“以类取，以类予”的思维方式，“类”即是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引譬连类与感发志意)。在战国时期赋诗的语境不再存在，孟子针对“断章取义”之不足提出“以意逆志”的说《诗》方式，但“断章取义”在说《诗》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故有论者提出“诗无达诂”的阐释方式。     

比兴与象征——古代诗词教学新视角之五

讲到中国古代诗词的艺术成就，必会涉及其基本的艺术表现手法，即赋、比、兴。关于比、兴的解释，以朱熹所说最为准确而简明扼要：“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按这一解释，十分简单，比就是比喻，兴就是发端，但历来在比兴问题上总是缠夹不清，究其原因，我以为古今学者们比较注意说清比与兴的区别，但往往忽略了它们之间的联系。     

《周易》卦爻辞的“象征”和《诗经》比兴的关系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诗歌产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与卦爻辞的产生时代大致衔接。《周易》卦爻辞象征艺术的三大特点：鲜明性、典型性、含蓄性，已初见“比”、“兴”之端倪，对《诗经》“比”、“兴”表现手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二又不可等而视之。卦爻辞的“象征”是一种思维方式(即隐喻思维)，而《诗》之“比”、“兴”则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     

谈王国维"无我之境"的哲学意蕴

没有中国传统哲学三教合流的融通，没有西学思潮和知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无我之境”一说就不可能产生。王国维视“以物观物”为“无我之境”的最大特征，通向“无我之境”的必由之路，那么“无我之境”就必然是充满丰富哲学意蕴的审美范畴。     

论"兴"的现代美学价值

无论是论述诗歌艺术创作构思还是诗歌意境之创造,人们在论及兴时,多把兴局限于诗学范围之内。我认为,若从美学的角度讲,“兴”———这一古典美学范畴,应是审美领域中一个普适性的概念。将“兴”定位于审美心理范式之内,是关乎艺术创作、艺术欣赏及其它审美领域的一个普遍性的心理现象。从这样的角度讲,“兴”应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夫之才把“兴”推崇备至,并把“能兴者”与豪杰相提并论,也把“兴”和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了起来。所以,认真地研究“兴”,发掘并赋予其新的美学内涵,有助于我们从更大的学术视角来审视它的现代美学价值。     

王国维"意境"论新探

王国维的意境论被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第一次纳入审美范畴,他所说的意境构成,“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等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立有着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某些不足,如对创作与欣赏的区别便未加以厘清。     

科技伦理学:难以成"学"的"科学"

“科技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成立，是以“科技本身存在伦理问题”为前提条件的，而“科技本身存在伦理问题”本身又是有问题的。它抹杀了伦理的阶级性质；过高估计了科学技术及其主体对人类历史同时也是实践史的作用和影响，从而间接否认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合力论”。因此，我们只能说：“科学伦理学”，它是一门难以成“学”的“科学”!     

去"弊"兴"利"--谈语文个性教育对儒家整体性思维的取舍

儒家思维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在思维模式上主要表现为直觉思维、惯性思维、中庸思维，以及“天人合一”、“群体本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伦理至上”等思维。儒家思维对实施语文个性教育有着不可避免“弊”与“利”的影响，必须去“弊”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