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流传、文化转型与文学嬗变:宋代杜诗学的三大成因

宋代杜诗学的发展历程,变动不居而异常复杂。在这一发展史的横剖面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个因素,即文献上对杜甫诗集的整理,文化上对杜甫人格的尊崇,文学思潮上对杜甫诗法的追慕,三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都包含了变的因素,共同构成三维一体的宋代杜诗学横向谱系。杜甫地位在宋代的确立,是三个因素的合力所致。文献流传、文化转型与文学嬗变,共同促成了宋代杜诗学的繁荣。     

从道不可言到文言:中国诗学的精神奠基——兼及儒家诗学的确立与西方语言学转向

中国诗学的中心观念应是孔子的文言说。孔子标举文言，扭转当时“道不可言”的思想潮流，继而提出“不学诗无以言”的主张，成为《文心雕龙》以文言为天心之心的思想宗旨，为中国诗学精神奠基。孔子的文言说，与西方当代的“语言转向”并不相同，它意在建立以道德教化为主的、有德有言的诗学模式，而不仅是对形而上学的“道”的思维方式的反叛     

论中国文论的三部曲——兼及中国文化诗学的建构

"五四"以来,中国文论明显经历了"全盘西化"和"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阶段,目前正走向"中西融合"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到来,已做好了三项理论准备:"新理性主义"在价值论和方法论上实现了中西融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突出了中西融合的任务和方式;"中国式文化诗学"是中西文艺理论融合之路通过上述二者实现创造性建构和超越的最终模式和必然归宿。揭示了这样的"三部曲",也就揭示中国文化诗学产生的历史合理性,以预测中国文论的未来。     

“墨竹”绘画样式的经典化——以文同“墨竹”创作为中心

"墨竹"创作的传统由来已久,直到北宋时经过文同之手,"墨竹"才作为一种经典绘画样式确立下来,成为后世画家模仿的典范。文同在对画竹技法进行探索的同时,将"君子"人格注入到墨竹的创作之中,"画"出了士大夫眼中理想的竹子。"墨竹"由此成为士大夫绘画创作的经典题材。文同墨竹创作逐渐成熟并扩大影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墨竹"绘画样式在北宋画坛经典化的过程。     

中西诗学对话的两种方式——以朱光潜与梁宗岱的诗学观为中心

在中国现代诗学发展史上,朱光潜和梁宗岱是两位极具个性的批评家,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朱光潜所采取的是"启蒙"立场,其基本方法是"以西释中",而梁宗岱从创作的角度,从个性化的审美趣味出发,重在中西诗学理论的融合与沟通.这些不同导致了对诗歌以及诗歌理论不同的理解与价值判断,进而影响着中国现代诗学的建构.     

论文本与经典——关于文学史本体的思考

文学史是以一种实在性与抽象性相兼的姿态存在着,且以文本、人本、思本和事本为其呈现形态。文本作为文学史的本体,主要指历代文学作品,即物化了的、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被文字所凝固的文学创作活动。无论什么时代的文学史或中国文学史的课堂教学都体现着文学史本体观。从文学史角度看,所谓文学经典就是入史率极高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入史率可以作为测定其经典化程度和水平的重要参数。文学经典不是永恒不变的化石。当代文学家及媒体对经典应作严肃、正确的阐释和积极有效的传播。     

经典与使命：义务教育统编语文教材经典名著的价值分析

经典名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发挥着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对义务教育统编语文教材中经典名著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发现：中华传统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同构建着我国统编语文教材中经典名著的价值内容体系,整体教材呈现出意识形态性、教育教学性、社会历史性、伦理规范性等特征。为更好地使价值内涵在育人目标方面落地生成,未来语文教学应以强化意识为目标筑牢育人价值,以学段特点为抓手推进实践教学,以学生实际为着眼点融入价值内涵,以名著阅读为导向传承经典价值。     

由"本色"到"妙悟":两宋诗学发展的逻辑进程——以"焕发真识"诗人论为中心

与两宋政治文化由“外王”向“内圣”转换、思想焦点由“道统”向“道学”转换相呼应,两宋诗学发展也经历了由以艺术作品为中心的尚“本色”向以艺术家气质为中心的重“妙悟”的转换。转换引发了两宋诗学星转斗移式的重新建构。重新建构起来的诗学,由“焕发真识”的诗人论、“忘我忘象”的艺术观、“进技于道”的创作论三大理论支柱支撑。以“焕发真识”诗人论为中心的两宋诗学史上这次转换的灵感源泉、知识基础、理论取向、逻辑进程,对中国文学、中国文论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红色经典及其当代境遇——当代文学的红色传统与当代变异

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就是经典。20世纪40年代到文革期间的红色经典并非稳固的文学经典。红色经典虽然依然被记录在权威文学史著作之中,但整体上看,对其文学性的评价逐渐降低;调查表明,大学生对红色经典相当陌生,少数读者以怀旧心理接受红色经典。红色经典改编与红色题材创作,是商业化、传奇化和红色化的混合,体现了各种文化、文学力量的相互妥协和融合。     

大众传媒时代经典的普及与开发——关于于丹现象的反思

对于丹现象应当进行反思.首先应对于丹解读经典的方式提出质疑,在大众传媒时代,经典的普及与传播活动,应当坚持批判继承的立场.其次于丹现象从属于当代经典热现象,对这一现象应进行症候式阅读.最后从学者与大众传媒的关系看,对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与公共责任问题应当进行探讨.     

王维与杜甫的异同——兼论中国诗学的两种范式

王维与杜甫在诗史上的地位,经历了一个浮沉变迁的过程。对“神韵”这个古典诗歌批评术语重新阐释,比较王维与杜甫的诗歌风貌、题材取向、人生态度等方面,揭示出两位诗人的异同．及其在盛唐以后中国诗史上的典范意义。     

朱自清诗学解释对儒家诗学解释学的继承与发扬——以《古诗歌笺释三种》为例

朱自清除了文学创作外,也是一位严谨的学术研究者。他在古典文学研究、语文教育研究和新文学创作法研究等方面都有不俗的成就。本文试从他的《古诗歌笺释三种》一书入手,分析他的诗学解释对儒家诗学解释学从形式、内容到解释方法等的继承与发扬。朱自清诗学解释是＂析义为诗学之道＂,即努力在儒家诗学解释学的基础上,合理地借鉴西方解释学中的理论与方法,使得他的诗学解释至今仍具有较高的学习和借鉴价值。     

“性灵”说与诗法论——论袁枚诗学的综合向度

袁枚是激进主义诗论家,又是深知创作甘苦的诗人。所以他的"性灵"诗学一方面讲究性情、灵机和天分,另一方面还要求博雅,广泛汲取前人艺术经验,对音节、体格等艺术法度也颇有讲究。融会"性灵"说和诗法论使袁枚诗学呈现出复杂性与矛盾性,也使他异于明代公安派而呈现出清代诗学特有的综合性特征。应从"性灵"说与诗法论的矛盾与综合角度对袁枚诗学作全面理解。     

从感性的碰撞到学理的输入 ——论早期外国诗歌译介与诗学研究的展开

自新文学革命至1923年前后,翻译和介绍外国诗歌、输入西方诗学原理的著作如井喷般不断涌现,中国诗坛显现出拥抱世界的气象.这些早期译介活动的意义和贡献主要是"放大了诗的眼光",而诗学原理与研究方法的引进,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训练了新诗人与读者们对待诗歌的眼光.从诗学层面看,依仗了世界风潮,或者说"西洋血脉与精神",中国诗...     

电影与戏剧叙事符码的语用功能比较——后经典叙事学视角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后经典叙事学开启了跨学科的研究范式。电影与戏剧作为两大重要的艺术表达形式,其叙事符号的语用功能在交际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内在关联。本文从后经典叙事学视角就电影与戏剧的常用叙事符码的语用功能进行比较分析,进而阐释其内在联系。     

饮之太和——叶维廉对中国诗学生态美学精神的开掘与阐发

在以生态精神来阐发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学术谱系中,叶维廉堪称华人学者中的第一人.叶氏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发掘、阐释的中国古典诗学"饮之太和"、"以物观物"的视境,既与现象学相对接,又体现了浓厚的生态美学精神.揭示这一点,不仅更能使我们认清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批评的学术历史脉动及其与其他学术领域的精神联接,也对我们研究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走向现代并参与当下文化建设具有启发.     

文学精神与文学经典——以战后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为例的研究

文学经典的价值维度中,文学精神始终是最重要的一环,而悲剧精神及其衍生的批判精神构成了五四后中国文学精神的某种核心。悲剧精神的深化,表明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达到的高度。如将战后海峡两岸文学纳入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视野之中,可清楚看出:正是文学的悲剧精神、批判精神在解决文学与政治、传统与现代的紧张性对峙矛盾中,延续了“五四”后中国文学典律构建的命脉,而它的失落也造成了经典性的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