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复套述评

联系民族关系的河套地区 ,一直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激烈争夺的地区之一。明朝中期蒙古诸部入套 ,对明朝的北部边防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明朝自成化至嘉靖年间多次计划复套 ,均未成功。随着鄂尔多斯部在河套的定居 ,明朝与蒙古封贡互市 ,同时 ,继续修筑边墙 ,以此来防御蒙古诸部的进攻     

万历间延绥中路边墙流沙猖獗原因探析

明代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开发,历时短暂,极为有限。明与蒙古的势力分布状况表明,明朝在内蒙古西部的建置并不长久。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诸卫或废或徙,明势力撤至大同、偏关,即今明长城一线,土默川、蛮汗山地区尽弃边外,鄂尔多斯地区,明朝始终未设治。生态脆弱的鄂尔多斯地区,明初至正统70年间基本上是无人区,极少耕牧。正统初至成化八年不过40年,在榆林等23个营堡越境种田。此后,明朝军民已停止了在河套、毛乌素沙地南缘略具规模的农垦活动。史籍描绘的万历年间延绥中路边墙沙壅问题及毛乌素沙地东南缘流沙猖獗,是自然因素所致。     

清代山东土地垦殖述论

清代山东土地垦殖从具体情况来看,顺治至康熙末年基本上属于复原性垦殖;从雍正朝开始,土壤肥沃之地基本上已被开垦无遗,人民开始将目光转移到近山丘地、沿海滩涂、湖滨洲滩以及山头地角等零星土地,这一过程大概持续到道光年间为止,可称之为深化性垦殖。以后直到清亡垦殖基本上处于缓滞状况。在垦殖的过程中,各朝的政策同中有异,对垦殖造成了不同的影响。     

湿地垦殖对土壤呼吸影响的研究进展

人类活动干扰了湿地生态系统正常的碳循环过程,尤其是湿地的垦殖对土壤呼吸的影响显著,对此的研究也已成为近年来研究土壤碳循环与全球变化的热点问题。文章综述了湿地垦殖对土壤温度、水分、有机碳含量的影响及其垦殖后的不同利用方式对土壤碳呼吸影响的研究进展,并对其研究方法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展望了湿地垦殖后土壤碳呼吸的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以后研究垦殖对湿地土壤碳呼吸的影响提供参考。     

达延汗生卒年、即位年及本名考辨

达延汗四岁丧父、七岁即位，其父孛罗忽吉囊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被杀；成化十六年（1480）二月，明将王越曾在威宁海子边奇袭“虏营”，险些使达延汗丧命。根据蒙汉史书的这些记载，可以确定达延汗的生年、即位年和卒年分别为公元1473年、1479年和1516的。达延汗本名为把秃猛可，其父孛罗忽吉囊名伯颜猛可。     

宁夏河东地区明代边墙与屯堡的变迁

明代宁夏灵州至花马池一段成为鞑靼入犯之常地.明从成化、弘治时开始重点构筑河东军防,河东边墙修筑从成化至嘉靖年间是其成型的阶段,隆庆后由于边事的东移而逐渐失去其作用.屯军促使屯田的发展,由此屯堡在正统以后逐渐兴起,而后经过弘治正德嘉靖的发展;明末军屯衰落,民屯的兴起,屯堡的军事地位下降并逐渐的商业化、行政化.而屯田对环境的破坏又使一些屯堡消亡,总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     

愤世嫉俗：戴名世散文思想之特色

梁启超曾说：满洲人在统治中国人政策上大致可分三期：第一期,顺治元年至十年,招纳降臣,“开科取士”．极尽利用之政策。第二期。顺治十一、十二年至康熙十年,为顺治帝亲政。通过糟蹋贰臣和一些下等念书人．兴文字狱摧残真正知识阶级,尽施高压之政策。第三期,康熙十一、十二年以后,变高压为怀柔手段。康熙十二年荐举山林隐士。康熙十七年荐举博学鸿儒,康熙十八年开《明史》馆。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隆重举行。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主持了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在我们党取得粉碎王洪     

对内蒙古自治区开荒与退耕政策的历史考察

过度垦殖是内蒙古沙化的直接原因之一,但不是深层原因。沙化的深层原因是制约人们活动的政策。在内蒙古自治区五十余年的历史上,或开荒,或退耕,不同时期执行了不同的开荒政策。1947年5月—1952年7月,实施奖励垦荒政策;1952年8月—1955年底,实施禁止开荒政策;1956年初—1976年底,在有条件开荒与无条件开荒政策间摇摆;1977年以后,实施禁止开荒政策。只有弄清内蒙古自治区历史上的垦殖政策及其成因,才能对症下药,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沙化治理方案,也有利于深化人们对目前实施的“退耕还林、退耕还牧”政策的认识,避免政策反复。     

岳飞贺州戡曹成本末考述

自十二世纪迄今,八百多年来,岳飞抗击金兵,精忠报国的感人事迹家喻户晓。但从来文人史家对岳飞于南宋绍兴初年勘平内乱事迹或未加重视,或评价甚低,特别是建国以后,论家多以为这是岳飞取宠于皇帝而对农民义军的镇压,其中也包括他于贺州(今广西贺县)戡曹成的一段史迹。其实这种论断是颇为片面的。自北宋宣和未年至南宋初年,不仅外有强金侵凌,宋王朝的内乱也很多。《宋史纪事本末》中说:“自宣和末,群盗蜂起。”在这些所谓“群盗”中,有一些却为农民起义军     

秦汉时期人类开发活动对河套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秦汉暖湿期农业文化向北扩展是顺应干预型的综合开发,有其合理因素。阴山南麓,河套冲击平原,鄂尔多斯黄土高原相对适宜的生存条件和气候环境,决定了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青藏高原隆升,引起北方干旱和地质时期沙漠的形成、发展。第四纪环境是形成荒漠化的基础。临戎、三封、窳浑三城所在的乌兰布和北部古绿洲消亡的直接原因,可能与黄河干流改道有关。秦汉时生产力相对低下,处初垦状态,人类活动并没有对当时的生态环境构成威胁。其影响不应过于夸大。     

试论12—13世纪蒙古地区的农业

12－13世纪，蒙古统洁者为了巩固边疆，同时为了保证商人，使者往返交通的安全，从色楞格河流到阿尔泰，南至长城北至贝尔湖地区开垦屯田，农耕是畜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发展农业是改善蒙古民族饮食结构的有效途径，城镇的形成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长城与汉匈关系

西汉王朝从汉武帝至汉宣帝期间,修筑了约两万里长城,其中绝大部分修建于汉武帝时期。汉长城不仅防外,同时防内,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是西汉王朝修筑和戍守长城的意图。汉长城对匈奴而言,主要表现在军事上的围困和经济上的封锁,达到了削弱匈奴的目的。汉长城对中原而言,产生了耗费巨额财力和破坏内地人民和平生活的不良影响,迫使汉武帝下罪己之诏。庆幸的是长城不能把互相连着的经济关系断绝,成为草原和中原的分界线,反而成为南北不可分割的见证物留给后世     

古代湘桂走廊的人口迁移与社会发展

湘桂走廊自古以来为南来北往必经之地，是中原与岭南联系的通道。在古代，大批从北方南下迁移的人口通过湘桂走廊进而扩散到岭南各地。人口迁移活动给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化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表现在：劳动力增加、大量土地的开垦、农作物品种的增多、交通的发展、城镇的兴起、桂剧和彩调等地方剧种的形成、社会风气的改变以及宗教的传播诸方面。     

清初内蒙古地区流民问题析论

清初流民潮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即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灾荒饥馑与兵燹。顺治朝禁止内地民人开垦蒙地是为了让流民尽快回到自己的土地上 ,垦复荒地 ,使“差赋有出”,这与清廷在内地推行的“劝垦”政策并不矛盾。清廷封禁蒙地的前提和着眼点是巩固清朝的封建统治和“宁辑边疆”,从这一点出发 ,使得其对内地流民的政策呈现出禁止——有限制地开放——再禁止的特征 ,其中不乏民族隔离的意图 ,但更表明了其对蒙古各部的关注     

隋代屯田的历史作用及其限制

<隋书·食货志>对隋代屯田记述含混,联系史传分析,隋文帝时边地军屯规模有限且持续时间较短;河西民屯不但未增且有缩减.隋代之富在于顺应历史趋势推行均田制,屯田之效微乎其微.人身依附关系的减轻使内外民屯受到限制,炀帝大规模徙边民屯非但无效,且严重干扰了均田制度的正常实施;隋统治者未能开展积极有效的边地军屯导致转输劳弊,并最终诱发反隋起义.     

论汉代岭南贪官现象

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到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平静了210年的岭南地区发生了变化：＂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先时宰守并多贪秽＂,县令们＂贪暴无度＂。产生岭南贪官现象的历史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利益驱动,人性贪腐使然;二是制度缺失,政治黑暗使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20世纪30年代农村金融救济“量”的考察

农村金融救济是20世纪30年代救济农村的重要措施之一，到抗战爆发时，农贷累计达到了2.4亿余元；放款范围遍及关内20个省市的800余县；接受新式金融机关救济的人数到1936年约占总借债户的五分之一。     

清末放垦与鄂尔多斯东南缘土地沙化问题

清代,人类开发干预与转为干冷及温干的气候相共轭。清末为维护统治,实行的“放垦蒙地”、“移民实边”政策,是破坏鄂尔多斯生态脆弱地区的植被、诱使毛乌素沙地东南缘土地沙化的主要社会趋动因素。然清末放垦并不是造成鄂尔多斯草原沙化的主要原因,而是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长期综合作用下,生态脆弱的覆沙地区人类过度利用,或不合理的经济活动诱发引起。第三、四纪以来,青藏高原隆升造成该地区生态脆弱性,是易于发生土地沙化的根本原因。     

论清末新政农业政策对中国近代农业的影响

清末新政农业政策的调整范围主要有：调整管理农业的行政机构；鼓励兴办农会；奖励垦荒；提倡改良农业技术。它在四个方面发挥了作用；促进中国新式农业教育事业的发展；改良、引进农产品种和生产工具以及改进农业技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经营出现了有限资本主义化。但它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