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执行的舆情监测、关键问题与路径调适

“双减”政策是教育综合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政策创新。“双减”政策执行中,研究者从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转型、社会校外教育培训需求、教培行业从业人员分流、地方政策推进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双减”政策执行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成为教育政策热点问题和社会重大舆情。“双减”政策执行舆情信息地域分布、态度分布、群体分布具有不平衡性,微信、媒体客户端、微博、资讯是舆情产生的主要渠道,教师、家长、社会等利益相关者对“双减”政策的认同度和支持度存在较大差异。“双减”政策实施在利益调整过程中,造成了利益相关者的赞成、抵触和反对,其关键问题体现为,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倒闭速度快、退费难,教育培训需求依然旺盛、隐性培训产生,教培从业人员大量失业、催生潜在社会隐患,“双减”政策推进形式单一、考虑地区差异不够。“双减”政策的科学、有效推进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需求的转化、对象的转变进行适当调整,要建立健全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关停风险预警、管理、干预机制,建立校外教育培训常态化监测以及家庭教育有效服务的机制,建立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从业人员合理分流、有效充分就业的机制,监管与疏导相结合、统一治理与因地制宜结合推进政策执...     

“双减”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之道——基于江苏省家长课后服务需求的质性分析

基于对“双减”实施后江苏省家长课后服务需求的质性分析发现,家长课后服务需求主要关涉儿童、家长、学校、政策,学校课后服务及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在回应这四大主体的教育需求上尚存不足。校外培训机构的转型与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多从家庭这个“需求侧”方面考虑,通过促进家庭教育、提升学校教育、健全监管机制来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促进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发展。     

深入推进“双减”的战略定位与可能路径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发布以来,“双减”在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但是仍存在诸多挑战。深入推进“双减”,可以基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深入理解“双减”的战略定位,明确其目标定位、关键任务与推进动力,从客观审视校外培训机构的价值、加强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等方向加强探索。     

天津：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走出“又一村”

<正>写在前面的话：伴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再次进入新阶段。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双减”工作,市“双减”专班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扎实开展“双减”工作。在推进过程中,天津注重抓好校外义务教育培训机构风险防控、数量压减、合规转型以及规范办学等工作,努力做到校外治理与校内提质同步推进、同向发力、全面过硬。据了解,围绕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天津市已制定30余项指导意见、实施方案、配套制度。截至2021年12月20日,天津市线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压减率为92.17%,线上机构压减率为100%。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100%完成“营转非”工作。     

落实“双减”与校外培训机构治理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是教育体制优化的有效切入口。自“双减”政策颁布以来,我国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压减力度大,有证机构积极转型,无证机构完全停止培训行为,实现了中央“双减”文件“大大压减”的目标,扭转了校外培训过多过滥的局面。治理效果显著：学科类培训机构大幅压减,资本无序扩张得到有效遏制;校内课后服务供给常态化开展,助力实现减负提质;学生作业负担减轻,学业压力有所缓解。但与此同时,校外培训机构治理面临教育资源流失、违规行为较多、家长焦虑不减等诸多挑战。为了实现校外培训机构的有效治理而非单一压减,需要完善协同治理制度,逐步让市场发挥作用;对校外培训机构不能一刀切,需正视其积极作用;重视学生与家庭的实际需求,在减轻学业负担的同时促进学生多元化成长;借助校外培训机构的技术优势与产品优势,助力现代教育的发展。     

“双减”语境下校外培训机构综合治理的实现路径

“双减”是提升教育质量和规范校外培训的关键举措。校外培训机构的行业问题表现在教育与非教育两个层面,政府在校外培训治理中也面临着目标定位不准、创新方式不足、参与程度不够、协同配合不畅等困境。校外培训治理困境的深层原因涉及到校外培训机构的定位模糊、优质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唯升学”与“唯分数”的评价导向、治理问题的复杂多样等方面。疏解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困境,应设立从中央到地方治理校外培训的专门机构,制定校外培训机构专门性法律法规,优化省域校外培训机构综合治理体系,探索政府助力校外培训机构转型路径。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如何做到“久久为功”——基于“责任—利益—制度”框架的分析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研究是当前教育学界的前沿议题。但如何实现对校外培训机构的长效治理是一个根本性的难题,而这也正是考验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方面。“责任—利益—制度”的整合性框架为有效分析校外培训机构问题及提出优化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当前,校外培训机构长效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障碍与挑战包括责任缺失带来的观念异化、利益冲突带来的博弈失衡、制度疲软带来的监管不足。我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优化应基于正确价值的观念再造以重塑责任、关注不同主体的诉求差异以协调利益、推进治理工作的规范运行以优化制度,从而推动校外培训机构长效治理目标的实现。     

处理好“双减”五对关系 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正>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双减”政策的原则和目标非常清晰,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眼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坚决防止侵害群众利益行为,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有效缓解社会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双减”政策出台四个多月已经初见成效,     

"双减"政策下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生态检视:问题与策略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厘清校外培训机构处于自身行业内部生态系统之中且嵌构在整个教育乃至社会的大生态系统之中的生态位,探索其与学生、家长、学校、社会等教育生态主体及教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生态要素之间存在整体关联与平衡的多维关系,以明确当前“双减”政策下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中存在治理目标短视性、治理方式割裂性、治理过程松散性等问题。通过引导校外培训机构找准生态位,树立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平等、多元生态理念,明晰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生态动因,以探寻校外培训机构等主体从竞争走向共生的生态理路。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 治理方案的文本量化研究

国家开展的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是规范当下日益膨胀的“影子教育”现象的有效手段。本研究基于教育政策工具分析框架,以各级政府颁布的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进行文本计量和内容分析。研究认为加强不同层级政府和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沟通、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优化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提高政策文件的效力层次、建立长远政策目标和遵循教育规律有利于提高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效果。     

“双减”之下校外培训治理：成效、问题及对策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校外培训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学科类培训机构大幅压减,培训行为明显规范。同时,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中也面临财务危机加重、合同纠纷攀升、就业难题凸显、转型发展困难、变异培训增多等衍生风险。为此建议：（1）协调部门行动,全面强化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规范治理;（2）健全审批制度,切实加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工作;（3）采取综合措施,力促义务教育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发展;（4）维护群众利益,深入做好现有机构费用清欠和员工稳岗工作;（5）做好维稳工作,建立健全校外培训治理危机预警及干预机制。     

“双减”需要达成三点共识

<正>“双减”政策落地,重拳出击规范治理校外培训乱象,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目前,“双减”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仍需再接再厉。笔者认为,当前亟待达成以下三点共识并做好相关工作。一、规范清理校外培训机构不仅仅是为了省钱省时间,主要是为了保护孩子“学力”规范治理校外培训机构,是为了减轻家庭教育支出,减轻家长相应精力负担,为孩子省时间、减轻学习负担。但是,为什么却有家长并不“领情”呢?其实,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逻辑演进与现实挑战 ——兼146起教育培训纠纷司法案例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再次进入新阶段。梳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 变迁可以发现,以问题为导向的政策目标不断演进,以规范为主要特征的政策措施逐渐完善,以政府为主体 的政策执行体系渐趋形成。择选分析发生在全国范围内的146起教育培训纠纷司法案例可以发现,行政部 门、培训机构、受教育者以及法院在教育培训纠纷的发生和解决中都会受到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断折射出校外培训机构发展和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执行和发展还需 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下的分类管理、探索完善培训机构退出的善后机制、建立培训机构的金融监管制度、构 建线上培训的规范治理体系、推动治理机制向政府与行业双重治理转变、重视对学校及家庭等外围因素的 考量,形成政府引导、行业自治、社会参与的常态化治理格局。     

“双减”落地超半年 教育生态如何重构

<正>有人这样评价已落地半年多的“双减”政策：终结了愈演愈烈的校外补课竞赛。“双减”政策的实施最高效地遏止了校外培训在资本作用下的疯狂扩张以及培训焦虑的蔓延。前不久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原来的12.4万个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已经压减到9 728个,压减率为92.14%;原来的263个线上校外培训机构也压缩到34个,压减率为87.07%。中央“双减”政策明确提出,要“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当“双减”的阶段性目标完成后,重构良好教育生态将成为“双减”落实工作的重中之重。     

“双减”政策助推学校提升教育质量初探

2021年“双减”政策的提出对我国教育影响重大。“双减”政策指要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在没有校外培训机构的教育环境下,提升教育质量的重担毫无疑问落在了学校方。“双减”提出后,学校课后服务随之产生,课后服务的质量严重影响着学校整体的教育质量。文章通过探析“双减”政策的成因,旨在提升教育质量,最终使学生学有所得,并且学有所乐。     

关于我国校外培训立法的几点思考——基于“双减”政策落实与校外培训治理

国家层面出台的“双减”政策既是提升学校育人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持续规范校外培训的指导纲要。然而现实中校外培训治理仍然面临管理评估混乱和市场资本介入等实践困境,其严重影响了教育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为了更好地落实“双减”政策和有效治理校外培训乱象,从立法层面探索出台一部《校外培训法》成为必然选择。《校外培训法》首先应遵循上位法的基本原则,并参照其他教育单行法的内容与框架,有效界定校外培训的性质、活动内容及范围、准入退出机制、资产和财务管理细则,使之成为我国教育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校外培训法》需明确规定校外培训应坚持“育人”的根本宗旨和公益性办学原则,厘清校外培训机构参与教育教学活动的底线与范畴,明确校外培训相对于学校教育的“拾遗补缺”关系。同时,《校外培训法》需明确规定教育主管部门拥有对校外培训的资格审查权限,清晰界定校外培训机构的法律授权内容与业务开展边界,明确制定针对校外培训办学经费等资产和财务管理的细则。唯有从立法层面进行规范,才能使校外培训走上一条良性发展之路,并为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满足家庭高质量教育需求、推进国家教育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回应“双减”,教师评价能力提升的思考

<正>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提出,要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双减”工作的总体目标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校内,体现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在校外,体现为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消除校外培训各种乱象。本文重点回应校内如何落实“双减”,并着重探讨教师的评价能力在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和提升教学质量中的作用,为“双减”政策落地提供参考。     

“双减”政策实施一周年:成效与展望

“双减”政策是党中央在关键时间节点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教育系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目前,“双减”政策已实施一周年,一年来,“双减”政策的执行力度之大、辐射面之广、影响力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明显成效,突出表现为: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进一步强化,校外培训乱象得到有效治理,家校社协同育人功能显著增强。针对“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提出三点建议:一要着力减轻教师过重负担;二要大力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三要加大“隐形变异”培训机构的治理力度。     

“双减”背景下社会性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场域中的集体非理性及其治理

“双减”背景下,社会性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场域中存在着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机构及学校之间的集体非理性现象,这种集体非理性具有双重隐蔽性和分段发展性,其主体性质的复杂性决定了地方政府的一些治理行动存在着法理性的困境。突破治理行动的法理困境和消解集体非理性现象应当在“元治理”理论的指导下,明确政府“同辈中的长者”的治理角色定位,降低学生家庭对自身“集体非理性”参与行动合法性的认可度,明确认定校外培训机构的“公共企业”法律身份。     

如何立法监管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双减”政策对我国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监管提出新的挑战。推动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监管立法既是规范校外教育培训市场秩序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依法行政和依法治教的内在动力。国家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重视和已有的立法基础证明立法时机已经成熟。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监管立法首先应处理好立法名称、调整对象、模式选择及其在教育法中的地位等理论定位问题,并确立倾斜保护原则、属地管理原则、全过程监管原则和合作治理原则等立法原则。在此基础上,应从总则部分的构成要素、变更与终止规则、监管工具、法律责任条款、监管权力规制体系等方面进行制度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