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流传、文化转型与文学嬗变:宋代杜诗学的三大成因

宋代杜诗学的发展历程,变动不居而异常复杂。在这一发展史的横剖面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个因素,即文献上对杜甫诗集的整理,文化上对杜甫人格的尊崇,文学思潮上对杜甫诗法的追慕,三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都包含了变的因素,共同构成三维一体的宋代杜诗学横向谱系。杜甫地位在宋代的确立,是三个因素的合力所致。文献流传、文化转型与文学嬗变,共同促成了宋代杜诗学的繁荣。     

说自己的话

先给同学们讲一个故事：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他对诗学也很有研究。一天,有个人拿了自己的诗作,向黄宗羲请教。黄宗羲翻开诗稿,刚看了几句,就说：“这是杜诗。”再往下看,又连声说道：“杜诗!杜诗!”来人受宠若惊,喜形于色。要知道,杜甫可是诗圣呀,自己的诗被当作是杜甫写的,不就说明自己和杜甫水平相当了吗？可是黄宗羲接着说：“诗的确像杜甫的诗,可是你自己的诗在什么地方呢？”     

试论宋代杜甫诗歌"集大成"说的生成与内涵

杜甫诗歌的"集大成说"在两宋得以定型并获得后世杜诗学史的认同,其主要内涵是"宪章汉魏,取材六朝",也即杜诗在诗歌艺术表现等诸多方面对汉魏六朝文学名家都有所继承和发展,并集合了诸家之长.两宋大量诗话皆结合杜甫的创作对"集大成说"进行了论述.杜诗"集大成"说的定型,对"诗圣"说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论杜甫诗歌的自称艺术

在诗歌中多次运用自称,是李白、杜甫诗中独有的现象,而尤以杜诗中这种运用最为突出。杜甫诗歌中的自称丰富而繁多,诗人面对不同的对象所选择的自称也各具特色,这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诗人更好地抒发内心情感,同时也丰富了诗歌的表现艺术,这也是杜诗千百年来总能感动人心的众多原因之一。     

杜诗在至德、大历间的流传和影响

杜甫在至德、大历间的诗歌创作不仅数量大,且流传范围广,但却没有得到时人的普遍赞誉。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安史之乱”的爆发,妨碍了时人对杜诗完整的认识;二是杜甫诗歌审美风尚同时人异趋。     

杜甫的"陇道难"与李白的《蜀道难》之比较

杜甫的“陇道难”诗共计十六首。这十六首诗记述了杜甫从陇入蜀的一段行程,与李白的名篇《蜀道难》诗的从秦入蜀的行程有交叉之处,因而有可比点。对杜甫的“陇道难”组诗与李白的《蜀道难》诗进行比较,以期探究杜诗与李诗在心理背景、表现手法及风格特色诸方面的不同。     

杜甫秦州《遣兴》诸诗与王梵志诗歌比较--兼谈王梵志生活时代的判定

杜甫的秦州<遣兴>诸诗与王梵志白话讽喻诗的语言风格极为相似,应是杜甫对王梵志诗歌的有意模仿.结合王维诗歌中的"梵志体"题注,再以杜诗为佐证,可以判定王梵志应生活在初唐时期,其白话诗对杜甫、王维等盛唐诗人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杜严"睚眦"考,反证多隐匿--与丁启阵先生商榷

丁启阵先生在<杜甫、严武"睚眦"考辨>一文中引用了大量杜诗来证明杜甫、严武之间发生过"睚眦",然而对于所引杜诗如<哭严仆射归榇>等分析多不够客观,尚需重新解读;且最能说明杜甫、严武之间关系深厚的<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和<诸将五首>其五,丁文却都没有全篇引用并加以解析,难免有隐匿反证之嫌.     

试论宋代杜诗“沉郁顿挫”论的生成与内涵

有关杜甫诗歌风格的“沉郁顿挫”论,主要是在两宋时期生成,其主要内涵,是“沉郁”之艺术境界——深沉、浑厚、壮阔,与“顿挫”之艺术表现——抑扬、跌宕、逆折,二者之兼容。有宋一代众多的诗话,对此皆结合杜诗的创作,加以论证。而杜诗风格“沉郁顿挫”论的定型,也在此后的杜诗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廓清对“尘埃不见咸阳桥”的误解

山东大学中文系编注的《杜甫诗选》,江苏人民出版社发行的由陈美林、金启华编的《杜甫诗选析》、还有《唐诗鉴赏词典》,对《兵车行》的“尘埃不见咸阳桥”一句都作了同样错误的注解。虽然它们有的说是车马,有的说是战士和送别的亲人行路扬起的灰尘,但都认为杜甫写行军时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连渭水的咸阳桥都看不清了。这些书的作者没有从诗句的语法构造来正确理解诗人所表达的意思,不免把自己凭空设想的意思强加给杜甫。他们显然没有细心研究古人对这句诗的注释。“尘埃不见,言出师之盛,”是钱谦益对头四字的笺注。仇注杜诗也收录了这条笺注,表明他同意和重视这九字的笺注。凡截取哪几个字加     

杜甫陇右行踪考略

公元七五九年(唐肃宗乾元二年)秋,杜甫自华州弃官西行,流寓陇右(古代指陇山以西地区)。其间,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市)三个月时间,在同谷(今甘肃成县)不足一月。对杜甫陇右行踪游迹,历来注杜诗者各有所据,众说纷纭,近代学者论及时,往往摘引古注,很少亲往实地考察研究,以致讹传错抄,舛误甚多。近几年来,笔者通过实地探访和查阅有关地方志、史料,对杜甫陇右行经地和诗中提及的地名作了初步考察探索,特略述如后,以抛砖引玉,就教于杜诗研究者和文史学者。     

杜甫:儒学复兴运动的先声

早在韩愈之前,杜甫就已弧明先发,以诗歌文化的形式,首唱尊王攘夷、复兴儒学,杜甫和杜诗才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真正先行者和先声;杜甫的尊王是以坚持政治斗争,要求政治有道为原则,以儒家民本、君权有限合法性思想为本质的;杜甫晚年达到首唱复兴儒学的思想高度,不仅是其长期忧患意识所激发的对社会现实的必然回应,也是其平生极为深厚的儒家思想修养及躬体力行的必然结果。     

"纵横"模式在杜甫晚年诗歌中的运用

杜诗"沉郁顿挫"诗风的形成与其沉浮的一生有莫大的关系,不过到中年才始见端倪,成熟于晚年.中外诸家都在考其"沉郁"的内容和"顿挫"的诗歌形式表现,却忽视了杜甫晚年诗歌中的"纵横"之气的展现形式.杜诗所展现的是"悲壮"的空间和时间的纵横交错感,也正是这种"纵横交错"之感成就了杜甫诗歌的悲壮.考其具体源流和诗歌表现以及所营造出来的诗风都将成为思辨的内容,而这都要落脚到杜甫晚年诗歌"纵横"模式的运用.     

杜诗叠字修辞与诗歌意境革新

杜甫善于使用叠字创造诗歌意境,其叠字运用有继承,更有创新。这种继承在于杜诗中相当一部分叠字出自《诗经》《楚辞》等,说明其受《诗经》《楚辞》影响较大;创新之处在于杜甫对古诗中的叠字有新的运用,并且不少叠字为杜甫首次使用。这些叠字无论是对自然景象的描摹,还是对情感心志的抒写,都对诗歌意境的营造革新起到了绝妙的作用。     

杜诗成就与中晚唐诗风

从中晚唐诗人对杜甫的评价以及他们的文学主张入手,分析了现实主义创作的文学思潮在当时的兴起和发展,列举了受到杜诗影响的主要中晚唐诗人,强调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社会是他们文学创作的共同基调.     

物候关情--对杜甫陇右诗的补注(二则)

杜诗中的物候描写,与作者的情感关系密切.<月夜忆舍弟>中"露从今夜白",古今注本仅以"白露节"为注,而未能触及它的抒情性质.此句所表达的是游子的物候之惊、思归之情.其情感根基是农耕文化所孕育的"安土重迁"意识.<同谷七歌>其六,写蝮蛇出游,古今注家多认为有所喻指,这是误解.蝮蛇出现是杜甫对物候的写实,它兆示春气的萌动,在饥寒交迫的杜甫眼中,它的出现是生命复苏的一个信号.     

郑珍诗歌与杜诗的渊源关系研究

郑珍诗歌的宗法关系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仔细研读郑珍的诗歌,结合前代学者对郑珍诗歌的研究成果,可知郑珍诗歌继承最多应是＂诗圣＂杜甫诗歌之笔法。在诗歌内容上,郑珍诗歌继承了杜诗的＂诗史＂精神,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了当时的历史现实,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在形式上,郑珍诗歌继承了杜诗即事明篇的技巧、浑然天成的近体诗的技巧、以议论入诗的技巧、塑造典型的技巧、＂看景入细入微＂的细节描写技巧、以民间口语俗语入诗和炼字炼句技巧以及独到的＂点化＂诗句的技巧等。     

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从杜诗用《庄子》典语辞考释说开去

杜甫被人评为一生只在儒家界内 ,但他的诗歌大量使用《庄子》中的语词典故 ,借以表达现实生活困境和普遍的生命之茫目短促 ,对庄子哲学提到的人生负面存在有深刻的体认。通过对杜诗所用的三个《庄子》语词的考释 ,结合对庄子哲学的分析 ,以及杜甫本人的性情气质 ,可以看出杜甫虽然认同庄子关于人生负面存在的阐述 ,但在如何对待上却与庄子产生了分歧 ,最终在生命抉择上偏向了儒家一面     

《一瓢诗话》之崇杜观

薛雪的《一瓢诗话》,初版于1764年。是作者文学思想和创作倾向的集中反映,但是其采用逐条记录的方法,内容拉杂无序,如加以整理,会发现其中论及杜甫的条目约占去整个诗话条目的十分之一,其比例远远高于其他论及对象,加以概括和归纳之后,不难发现其中作者的崇杜思想。《一瓢诗话》的论述广泛涉及杜诗的方方面面,尤以分析杜诗的创作技巧和评价桂诗创作成就两个方面为重。对于我们研究杜诗以及作者的文学观都有一定帮助。     

地域文化视域下杜诗故园情结新论

故园作为杜甫诗歌着重吟咏的主题,体现了诗人对洛阳的深沉眷恋.河洛文化的滋养,加之历史的积淀,洛阳早已不再只是一个有着古都称谓的城市,而是成为文化象征意义的精神家园.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洛阳,杜甫总是魂牵梦绕.蜀地暂安与中原凋敝的民生对比,使得杜甫虽漂泊西南或困顿长江,却始终无法忘情故园.杜诗故园心结还表现为友人凋零和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