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春秋笔法及其历史书写中的客观性

传统的观点认为春秋笔法是孔子设立褒贬的标准,是一种历史书写主观意识的体现。然而《春秋》的书写中本就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反映客观历史的,即曾经发生过的史事;二是反映主观意识的,即书写者的主观判断。历史文本是主体(书写者)与所记录客观对象(史事)结合的产物,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春秋》对史事的记录是经过判断的结果。而史官(孔子)的判断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史实的认定,即客观史事首先要经过史官主观的分析与决断,是书写者所认定的客观真实,但其认定的事实受礼法传统的影响,要理解他们对客观真实的认识不应超越那个时代的意义体系;二是史官的书写规则,即把经过分析认定的事实用合适的语言表达出来。而这也在长期的历史传统中客体化为春秋笔法,是那个时代历史观念的一种客观体现,在史官传统及主体间的相互认同中不断得以固化和加强,是历史真实赖以存在的条件。在《春秋》的书写中,史官并非不注重历史记录的客观真实性,但他们试图通过凸显自身主体性的方式更好地展示心中的历史之真。这种主观意识来源并受限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传统,其背后体现了时代的客观合理性。所以,春秋笔法是一种书写客观历史之真的特殊总结。     

浅论史料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或是对过去发生事情的记录或解释等.客观历史不能重现,所以我们了解历史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中介——史料.作为重构客观历史过程的资料,史料"便于人们了解和研究历史的、以往人类文化的痕迹",离开史料,人类认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     

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初探

<正>一、前言历史学科是一门人文学科,初中历史教育有没有效果不在于学生拥有多少历史知识,而在于能否"全面地、客观地、辩证地、发展地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而     

老子其人其书

老子既是哲学家,也是诗人。中国历史上严格的哲学至诸子时代才确立起来。在历史上,中国哲学在春秋战国时期繁荣兴盛,认识先秦诸邦国文化的平行发展,对于正确把握老子乃至整个诸子哲学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春秋战国之际,老子是一位哲学上的开创者。老子原先是一位周王室的史官。史官之职为周邦天子及诸邦诸侯所设置。史官记事记言,记录当时城邦政治活动中的重大事件,因此,史官乃历史上最早的写作者。武     

近十年来史官研究综述

史官起源很早,并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历代学者研究史官的成果汗牛充栋。近十年来的研究主要从史官制度、史官文化两大方面,对史官的名称、职位的设置、地位的变化以及史官历史精神等问题进行探讨,取得丰硕成果。但在史官文化方面还需要挖掘,不仅探究其思想内涵的具体方面,更需要探究史官文化自身的发展脉络,以明确中国古代史官文化的内核。     

近十年来史官研究综述

史官起源很早,并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历代学者研究史官的成果汗牛充栋。近十年来的研究主要从史官制度、史官文化两大方面,对史官的名称、职位的设置、地位的变化以及史官历史精神等问题进行探讨,取得丰硕成果。但在史官文化方面还需要挖掘,不仅探究其思想内涵的具体方面,更需要探究史官文化自身的发展脉络,以明确中国古代史官文化的内核。     

张良取履

《左传》相传为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作。《左传》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共255年的历史．比较系统、客观地记述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状况,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评《左传》解《易》——看易学对先秦史学的影响

《周易》虽然起源于占筮，但它凝聚了先哲对自然和社会的见解。从《左传》解《易》，可以看出《周易》的辩证观点和思想内容，对先秦史学的积极影响。《左传》反映先秦史官利用《周易》的变通观点，认识历史在不断变革中发展的普遍法则；反映史官通过占筮说卦，在观察事实的基础上，用《周易》辩证的思想方法，预断历史前途。先秦史官还借助《周易》对古代社会生活的记载来说明历史；通过解《易》，展开对人物的评论。《左传》有些解《易》内容，还表达了“物生而后有象”的朴素唯物思想，反映出当事人重客观实际，不一味迷信占筮的现象。先秦史官通过解《易》说史，吸收了《周易》的合理内核，锻炼了辩证思维，培养了变通史观     

释“史”——兼论史学的主观性

"史"一词,最早见于殷商甲骨,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经过三千年的演变,在现代汉语中,"史"的字形有"史"和"(中又)"两种,含义主要有史官、史籍、史事、史学四项。现今人们常将"历史"二字联用,而"历史"作为一词,所知最早见于《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主"博览书传历史",此     

论先秦史官与神话历史化

神话历史化是先秦时期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的发生是和史官紧密相关的。先秦时期的宗教神学是史官进行神话历史化的重要条件,史官的职掌以及那个时代的学风都使神话历史化成为必然。     

张良取履

背景链接 《左传》相传为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作。《左传》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二百五十五年的历史。比较系统、客观地记述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状况,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4-16世纪中国史家对于社会结构与历史演进的理解

历史认识中人本思想提升的一个理论结果,是史学家、思想家对于包括社会结构与历史演进等理论的思考获得深入。古代中国史学家、思想家对于社会结构与历史演进的理论思考,与早熟、发达的国家制度有关,与古代中国特有的史官制度及其文化形态、史学文化传统也有密切的关系。从公元4世纪到16世纪这1000多年观念的发展来看,史家对于社会结构的认识,大致延续了《史记》、《汉书》的传统,体现了大体一致的对社会结构的认识,即呈天、地、人、政治、经济、刑法、军事、政治制度、选官制度、文化的结构顺序。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史学家、思想家对于社会结构及其历史演进的理解亦不断深化,尤其是对社会经济及其历史意义的认识更是日益丰富。     

汉字原型义的象似性探究

象似性是对任意性的挑战。象似性根源于人们认识世界的体验性。人以自身的感觉器官直接感知客观世界,在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中获得经验。这一过程就是将客观世界范畴化、概念化的过程。汉字作为人们认知世界的经验结构的表征形式,映照了这一过程,从而使语言活动与认知现象处于一种相互印证的状态。汉字是表义的组合符号,是中国文化"援物比类,比类取象"的意象思维的产物。因此汉字的意象形态与其所表示的原型义之间是最具象似理据的。     

湘西苗文化与湖湘文化的“蛮性”互动研究

湘西苗文化与湖湘文化在文化构成、历史传统及自然地理上的相关性,使两大文化均呈现出较为突出的"蛮性"特征。在长期历史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两大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这样产生的后果,一方面是湘西苗文化与湖湘文化都较多地保留了文化中的蛮性特质,呈现出浓郁的文化的蛮性特征;另一方面,在历代学人及当代人的思想观念及认识中,湘西苗文化与湖湘文化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要严格区分两大文化之间的差别变得异常困难。     

突破"定势",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历史课程内容强调其客观反映历史人物、事件,历史文化及其他事物。因此,历史课程的某些内容都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对历史的分析、认识与理解却绝对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同样的历史事件会因人、因时间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认识角度和思维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强调以开放的态度来学习、理解历史并重新构建具有个性化的历史,即要突破已有的"定势",来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说“宝”

若问什么是“宝”,答案肯定不一。原因很简单,价值取向、审美观点不可能众口如一。重要的还有人们对“宝”的认识,也是随着大千世界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变化的。不仅现代人对“宝”的认识不同,古代人对“宝”的确定,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汉字本身来看,“宝”字就蕴涵了无比丰富而深厚的古代文化信息。先民的审美意识、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等等,在“宝”字的造字结构中皆有反映。     

探“宝”

若问什么是“宝”,答案肯定不一。原因很简单,价值取向、审美观点不可能众口如一。重要的还有人们对“宝”的认识,也是随着大千世界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变化的。不仅现代人对“宝”的认识不同,古代人对“宝”的确定,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汉字本身来看,“宝”字就蕴涵了无比丰富而深厚的古代文化信息。先民的审美意识、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等等,在“宝”字的造字结构中皆有反映。     

“春秋笔法”与古代史官的话语权力

"春秋笔法"是春秋史官发展出的一种价值评判方式,并在《春秋》中得以丰富。其中,"常事不书"始指对四时常祀中的礼崩乐坏进行关注,后也指对所有违犯了礼仪精神或常规的社会现象进行关注,所载录者即为"异辞"。"隐而不书"是对整个事件或事件中部分因素的失载,是建立在职业史官的原始叙述之上的二次叙述。除了亲疏避讳的目的外,它实际上是将事件留在历史的阴影处,借此表达史官的臧否态度。"爵号名氏褒贬说"和"一字褒贬说"这两类笔法都是一种"异记",其功能如同载录灾异的"记异"。史官在天命的支持下,利用职业传统,构建起自己的话语权,并为后世儒家取法。     

《诗经》宫廷乐歌思想内容特性新探

神圣性、真实性、人民性,是《诗经》宫廷乐歌区别于后世宫廷文学的几个显著特性,神圣性是由当时原始崇拜和史诗文学的性格决定的,真实性是由当时高度发达的史官文化决定的,而人民性则是由当时史官文化的求真精神和国家实行封建宗法政体决定的。     

略论历史研究的客体

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客观存在的历史并不会因它的存在而自然地或必然地成为我们的研究客体,它并不会向我们自然涌现。当人们还没有认识它们时,它们还处在一种与我们研究主体毫不相干的自然状态。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过程,在人们尚未认识它们之前,早已客观地发生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对事物加以研究,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了”。或者说,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这种处于自然状态的历史,还不是历史研究的客体。历史研究的客体是一个与研究主体相对应的范畴。正如史学研究者只有在现实的历史研究活动中,在与对象的认识关系中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