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纳西族、白族商人特殊塑神行为

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 ,各地商人的塑神、祀神等行为 ,无不体现着地方文化的斑斓色彩、折射出地方历史的特殊发展内涵。在近代特殊历史条件下成长壮大起来的云南地方民族商人 ,和内地商人一样祈福于财神、关公等一般神灵的同时 ,也把寻求精神慰藉的目光投向了本乡本土的传统信仰习俗 ,反映出地方民族文化特色在这些商人身上的深深烙印。同时 ,商人借助参与重构地方祀神仪式的契机 ,造成了近代滇西北地区一些独特的社会变迁景象     

由《易·旅》浅议我国古代商旅

《易·旅》向我们展示了一次古代的商旅活动,通过这次商旅,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古代政府采取重农抑商和防民佚游的政策,但商品交换的发展和利益的驱动又不乏远行的商人。这些处于社会下层的商人的远行便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为商业史留下了丰富的内容,为后世的商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也成为我国古代旅游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言”“二拍”中反面商人形象及其劝诫意义

“三言”二拍”中的反面商人形象打破了传统塑造反面商人形象的模式,客观地塑造了一些富有生命力的真实可信的反面典型。这些反面商人形象不再是单一的平面,而是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心理和性格、集多种道德品质于一身。文章通过这些反面商人形象劝诫世人,做人应该老实本分,多做好事;为人贪婪,用心险恶,必然白取灭亡。     

边贸商人群体交往关系探析——以东兴边贸为例

东兴被称为"中国——东盟第一城",由于其特殊的地缘优势,以及历史上的原因,使其发展以商贸为主,而东兴的边境贸易的兴起,和所享受的多重优惠政策,使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的商贾云集于此,这些外地客商与本地商人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人群体,在这个群体内部存在着怎样的交往关系?商人之间是如何处理这些关系的?笔者根据自身的田野调查,试图进行梳理.     

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意义

中唐以后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对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划分开始有了松动。扶商政策的出现,民间对商人态度的转变,商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入仕做官,出钱买官等都是明证。这些都是唐中期以后门阀氏族势力的衰落、均田制的废弛、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要求加强集权统治的必然结果。     

由《一千零一夜》中的商人看中世纪阿拉伯商业发展

本文主要研究了脍炙人口的《一千零一夜》中以商人为主人公展开的大量故事,这些故事融合了现实主义和神化色彩,从具有勇敢探索、阔绰挥霍、激烈竞争等特性的商人身上得出结论：中世纪阿拔斯王朝时期,以商人为主体的中产阶级迅速兴起,当时不仅帝国境内各城市、区域间商贸频繁,而且对外贸易十分活跃,整体商业发展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     

明清山陕商人的契约化经营模式探析

在明清时期市场经济发育极不完善,官府对商业采取自由放任,无《商法》可保护商人正当利益条件下,山陕商人为了争取利润最大化,厘定各项制度,并以契约的形式保证制度的有效实施,表现了很高的经营智慧和经营艺术,成为山陕商人五百年经营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在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总结这些经验,对保证市场经济正常发育和健康发展可提供操作性的历史借鉴。     

谈《聊斋志异》中的商人形象

《聊斋志异》中所出现的有关商人的作品之多,可以说是前代的文言小说所罕见的。因此我们在欣赏花妖狐媚和科举士子形象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这些商人形象。蒲松龄以其中肯平实的创作态度为我们描绘了各色商人,向我们展示了商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论"三言"中的商人形象

冯梦龙"三言"中的商人形象的塑造,跟他的小说中的其他形象一样,都是出自于道德教化的目的,这些商人形象分为正反两种类型,作者借助这两类人物,宣扬了他的节行孝义的道德观念.这些商人形象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仍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论"三言"中的商人形象

冯梦龙"三言"中的商人形象的塑造,跟他的小说中的其他形象一样,都是出自于道德教化的目的,这些商人形象分为正反两种类型,作者借助这两类人物,宣扬了他的节行孝义的道德观念.这些商人形象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仍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论唐代小说中的商贾新形象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导致了商人地位的低下。在唐以前，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是庸俗不堪的．往往是讽刺和抨击的对象。但在唐代小说中商人的形象和人们对“商”的看法发生了微妙变化，其根源就在于唐中叶以后重商思潮的兴起和商人地位的提高。     

论商法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

商人的商行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业已成为社会生活中倍受关注的对象,文章从含义、价值等方面探究规范商人商行为的商法所具有的价值。     

明清时期两淮地区的徽州盐商

徽商,一支活跃在明清时期的商帮劲旅,构成了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商业资本的一个重要力量。而明清时期是徽商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活动范围"几遍禹内",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更有着"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镇"的说法。两淮地区向来经济发达,又是徽商起步的主要地区,加之交通便利,自然成为徽商经常出入之地。此外,徽商发展不断壮大的一个根本因素是依靠盐业的发展,而扬州作为徽商盐业的基地对徽商发展以及两淮经济的兴衰产生重要影响。     

民间商人组织与清代湖南城市管理

清代的湖南城市经济发达,人口繁多,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政府对城市的管理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会馆、公所等城市民间商人组织就承担了城市经济、社会管理、公益事业的等多方面职能。清代湖南城市民间商人组织承担城市管理之职能,对今天的城市管理创新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政府应扶助城市民间组织的发展,民间组织应主动适应社会以担当城市管理的重任,充分发挥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     

元杂剧中的商人精神

由于元代商业的发展以及元政府对商业的支持,加之文人地位的降低,使得元杂剧中出现众多的描写商人精神的剧作。元杂剧中描写的商人精神包括重利、勤劳和冒险、节俭、重义、诚信。     

从榷关税收看明朝的纵商行为

明朝中后期商业繁荣,主要体现在市镇的兴起、商帮的出现、频繁的区域性物流等方面。按照常规思路分析,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的背后,应该是商税征收数额的增加。但是,通过对明朝中后期榷关税收统计所呈现的数据来看,出现了一个怪圈,那就是这一时期商税在国家财政中所占的比重过低。究其原因要归咎于商人千方百计逃税、地方官员督办不力等多个方面,而源头则在于明朝政府的纵商行为,这也正是一直以来我们往往受传统重商思想所遮蔽的问题。由此可见,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明朝对于商人的实际控制能力。     

养家与守家：宋代商人妇的家庭生活及解读

宋代商人家庭中,商人妇对于家庭的维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们不仅承担了养家的重任,还是不可或缺的守家人。商人妇养家与守家的过程,一方面反映出宋代商人妇较强的养家与持家能力,同时也反映出其在家庭生活中所面临的诸多困境。     

中国近代儒商的形成和近代儒商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儒商是以儒家思想作为经营管理准则和生活指导,有良好品德和专业知识并取得成就的商人。伴随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在近代民族企业家中产生了中国近代儒商。他们既积极吸收近代西方工商业思想和科学管理,又全力继承传统儒商文化,建构近代儒商文化。近代儒商文化主要包括七个方面内容。与西方近代商业文化片面崇尚功利性的工具理性不同,近代儒商文化弘扬儒家人文精神,将道德性的价值理性和功利性的工具理性相统一,提出了义利合一和义利并重的义利观,形成了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商业文化。     

唐文治与清末商政

清末“新政”时期,唐文治以朝廷倚重的“干员”身份参与新立商部暨农工商部的商政变革。他通过拟上奏折,借助朝廷推力加强各地实业兴办的筹划和管理;通过促设商会,借助民间结社厚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通过创办实业,借助经济实体的样板作用以开全国风气之先。他的所作所为的时代意义,有助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利权的保护。然而正值自己政坛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他却与朝廷作了彻底的“买断”,由此留下一个值得后人探研的课题。     

晚清工商立法与华商权利救济探析

晚清社会,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民族商人群体的社会地位不断上升,其自身的近代权利意识逐步形成并迅速高涨。晚清政府为了摆脱统治危机,开始提倡发展工商,并实行了"恤商惠工"的政策,工商阶层也实际上取得了和其他社会阶层平等的法律地位。在晚清工商立法运动期间,自身权利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障,成为民族工商群体的强烈诉求。晚清政府制定和颁布的各项工商法规,客观上改善了传统民族商人权利救济所处的窘境,具有历史进步性。但这种改善,由于受到统治者阶级立场和具体历史条件的束缚,又带有明显的局限性。